雷颐：胡适论乡村教育的当代意义

近日，北京一些区县又兴起了取缔打工子弟学校的风暴，大批打工者子弟的未来引起多方关注。

其实，关闭打工者子弟学校并不自今日始。好几年前，许多打工子弟学校因不符合办学条件就一直被教育部门责令关闭。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原因，城市享有优厚的各种资源，当然包括教育资源在内。因此，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学校的标准要比乡村学校高得多。由于身份限制，在城市打工的的民工其身份仍是“在城市工作的农民”。体制原因使城市的许多资源他们无法享受，他们的子女也很难享受到城市孩子的教育资源。因此，专门为他们服务的“打工子弟学校”应运而生。

由于没有政府拨款，打工者收入也不高，这类学校必然因陋就简，很难完全符合专门为城市学校制定的标准。不达标，成为关闭这些学校的重要理由。既然体制原因使这些学校确难得到政府拨款，为了这些孩子不失学，对这些学校的标准就应放宽，不应完全按城市学校标准要求。

近百年前，胡适在《新青年》上对乡村学校的议论，仍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在新文化运动已进高潮的1918年初，胡适对一些乡村学校也不顾条件规范化、城市化办学非常不满，他这样写道：“列位办学堂，尽不必问教育部规程是什么，须先问这块地方上最需要的是什么。譬如我们这里最需的是农家常识，蚕桑常识，商业常识，卫生常识，列位却把修身教科书去教他们做圣贤！又把二十块钱的风琴去教他们学音乐！又请一位六十块钱一年的教习教他们的英文！列位且自己想想看，这样的教育，造得出怎么样的人才？所以我奉劝列位办学堂，切莫注重课程的完备，须要注意课程的实用。尽不必去巴结视学员，且去巴结那些小老百姓。视学员说这个学堂好，是没有用的。须要小老百姓都肯把他们的子弟送来上学，那才是教育有成效了。”这不是非常照顾、考虑、注重传统、习俗和地方特点吗？再强调一次，这篇名为《归国杂感》的文章，就发表于现在已被作为“激烈、整体、全盘反传统”、“机械照搬外国”、“启蒙”典型的《新青年》上。

1922年9月，北京政府召开全国学制会议，提出新的学制改革方案提交全国教育联合会第八届年会讨论。10月中旬，第八届年会在济南召开，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是会议的重要人物。经过反复讨论、争论甚至激烈斗争，最后制定出新学制。同年11月1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的名义颁布了新的《学校系统改革案》，史称“壬戌学制”。新学制基本参照美国学制，以小学、初中、高中的“六三三制”取代了原来的小学、中学“七四制”。

“壬戌学制”没有明确规定教育的宗旨，但提出了七条标准：发挥平民教育精神；注意个性之发展；力图教育普及；注重生活教育；多留伸缩余地，以适应地方情形与需要；顾及国民经济力；兼顾旧制，使改革易于着手。新学制的实质是以儿童为中心、学生为中心，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强调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注重平民教育和职业教育。这七条标准，是新文化运动理念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

胡适是新学制建立的重要人物，他认为新学制的特别长处在于其弹性，七条标准的精神就是“发展青年个性，使得选择自由”，“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使各地方可以按照各地方的需要与能力，兴办相当的学校，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选择自由。他强调，在推行新学制学校时，应容许旧学制学校的存在。在这种精神指导下，对当时城乡仍大量存在的私塾，教育当局并未以行政力量强行取消。

新文化运动在教育领域中“兼顾旧制”的主张和实践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其实，今天的教育部门仍应从中得到重要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