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独家】贺卫方：没有大学的自治，就没有大学的尊严

贺卫方先生在ECFF2011年会上演讲。摄影/江海波

会议主办方安排我最后一个发言，我想最后发言就等于不用发言了，像这样的论坛我知道是大腕云集，而大腕通常都非常忙，一般都是讲完就走人，走得只剩下一个听众在那里讲，后来那讲者说，很感谢你还在这里听。那个人说，你讲完了以后是我讲。（众笑）

但是今天我觉得特别好，我们还有这么多我尊重的学者都在这里聆听，自己讲完了还没走，还在这里听，让我最后还有一点机会讲话。特别是看到茅于轼先生和张曙光先生在这，我作为一个高等教育的外行其实是没有多少资格在这里讲话的。

好在高等教育是一个特别怪的领域，门槛不是特别高，只要在高校里做教师，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体会和实践。我个人属于何进先生说的又说又做的，说得不太多，做了一点事，比方说2004年北京大学“一塌糊涂”论坛被关掉的时候，我写过一篇《致北大校长的公开信》，强烈抗议践踏言论自由的行为，并且强烈要求校长必须维护大学自己的言论自由空间，当然没有什么结果，除了加剧我们的处境恶化以外。

2005年我拒绝教授研究生，考试制度严重不合理，而且有非常明显趋势表明教育部正在把手越来越长伸向研究生招生这样一个领域，试图把招生的命题权和判卷权力越来越控制在自己手里，而不是大学自治。我只好愤然“罢招”，不再招收研究生，我已经连续6年门下没有研究生，那一年杨东平先生主编的《教育年鉴》收录了这件事情，也算是当年教育界的一个新闻。

到了2008年的时候，自己不想在北大待了，想往浙江大学调，浙江大学由于台湾光华教育基金资助了1亿元人民币办法学院，所以他们几次到北京请我到浙江光华法学院任教，给的待遇也不错，年薪40万人民币，我天天在屋里做宅男都可以挣这么多钱，挺好。

消息传播出去了，我当时在北大法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发表过自己的告别演说——《让胡适校长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准备离开了。手续办得差不多，《南方周末》进行了大规模的报道，表示“浙江大学法学院将会成为中国教授治校的先行者，一个范例”。后来发生的情况非常微妙，浙江大学在我飞机都起飞了，准备降落的时候告诉我说不能够降落，我们不能要你，你回北京吧。我回北京首都机场又说不能降落，我就在徐州的上空徘徊。（众笑）

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干预，因为我没有任何途径去了解到底是谁不允许我到浙江大学。北大已经同意了，浙江大学也没问题，校长办公会议已经研究了，可是最后浙江大学给我的回复说是“不行，我们不能够接收。”“为什么？”“不能告诉你”。一个人的命运就是这样在空中盘旋，当时我准备往南到广州来了，后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北京大学突然对我说，你回来吧。我后来办回归手续的时候，简直可以说是许多部门——工会、财务……给我刚盖调走的章，又盖一轮回来的章，几十年来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按照刚才沈阳师范大学的孙老师说，我们是属于所谓的“地主类”级别的，是国内比较好的学校，可是我们仍然不能够避免这样的事情。

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大学突围”，听起来很悲壮，像战争的术语。我想打仗的时候寻找突围点——我自己没有当过兵——我觉得一定要找包围圈最薄弱的环节去突围。可是我感觉大学教育的“突围”，看来不能找最薄弱的环节（去攻打），而是要找最坚实、最坚硬、驻守兵力最强大的那个环节去突围，否则的话我们突不出去。这个环节是什么？我觉得应该还是“大学的自治”问题。

刚才董教授讲得非常好，我们现在也只能做自己能做的事，要顺势而为。我常常想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这个势我们怎么营造它、怎么创造它，比方说这一次我们的论坛也在造势，准备“北伐”。（众笑）

我自己也读一点大学史，对于研究西方的法律史的人来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环节就是，西方最早的大学是一个现代性的法科大学，就是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1088年是他们建校的年份，虽然这个说法至今仍然受到质疑。如果说后来的巴黎大学以神学和哲学为突出特色，萨莱诺大学以医学为特色的话，那么法学，可以说是博洛尼亚大学最重要的特色，博洛尼亚有许多学者被称为“法学之光”、“民法之光”，当时在意大利北部的城市是全世界法学最辉煌的一个地方，所以法学与高等教育也是有一个特别近的关系。

从最早的历史考察，我们发现大学最早在西方产生。它固然受制于罗马教廷，固然受制于一些世俗的君主，他们会去控制大学。但是顾准先生所说的“双头政治”让大学获得了一种特别好的腾挪空间，有时候君主迫害大学，教会会去帮助它，有时候教会迫害大学，君主则会去帮助它。可是中国的大学从产生开始那一天就不是这样的历史，它一直是政府控制、政府建立的。虽然最早大学是教会大学，但实际上1930年代后期，政府对教会学校的控制也变得越来越强有力。

我们都知道大学为什么应该自治。其实没有大学的自治，就没有大学的尊严。大家想一想中国的大学有一点点尊严吗？过去蔡元培先生稍有不合挂冠而去，李敖在北大讲演的时候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蔡校长当校长的时候，教育部来文件——拒收！教育部来钱——拿下！”那是有尊严的一个状态。学校有尊严，学者才会有尊严。学校没有尊严的话，学者哪里有尊严？

我经常批评教育部，搞什么本科教育评估，我坚决拒绝参加！他们对北大还是网开一面：别的学校伪造五年，你们伪造两年就行。我坚决不干！不干他们也拿我没办法。评估的时候尽量避免评估专家到你的课堂去。我说到我的课堂来我就把他们羞辱出去了！大学在教育部的这样一种控制下，一点点尊严都没有，一个教育部的处长到了大学里面，学校领导看着他像爹娘一样的感觉。我认为我们看不到大学应有的尊严，因为我们不自治，我们受控制，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学校。

我们没有自治，我们大学也没有办法形成一种真正在社会中的强有力的学术共同体、学者共同体。这样的一个学者共同体在今天这样一个多元社会里越来越突显出它对社会的某种影响力。有一本书叫《美国的利益集团》，把哈佛大学也列进去，也是利益集团的一部分。为什么？大学在今天这样一个越来越多元化、观念越来越繁复的社会里，经常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力量，这种力量通常表现出极其理性化的东西，比如他会对特定事务发表声明。某些对学校学术自由产生干预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大学能够显示出一种和社会相抗衡的力量。大家想想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候，在美国，对共产主义、对左派的警惕是全社会的问题，可是这时候大学给予了一种非常好的力量。当年中世纪史的那位坎特罗维奇其说他坚决拒绝所谓向美国宣誓效忠——当时要求公立大学都必须效忠于美国，对美国忠诚——可是这样的学者带头拒绝，他说“教授就是大学，教授不是别的，大学不是别的，大学就是教授，没有了大学的尊严，就没有教授的尊严”。所以，在社会各种力量抗衡之中，大学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没有大学的自治，就不可能有学术的自由。尽管学术自由有太复杂的一种制度环境，世界各个国家学术自由都是一个无止境的问题，即便在现在法制最发达、自由得到最大保障的地方，学术自由仍然是一个经常遇到威胁的问题，美国在“9·11”之后，要是在大学里面对伊斯兰教评价，一定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压制。

我想我们没有自治的这样一个前提，可能就没有办法维系自由。不自治就意味着你不断受到外部力量的控制，只有自治，才能真正形成多元化的大学。政府也一直非常苦恼，比如钱学森先生临死前曾经和温家宝总理讨论说我们这个地方怎么老培养不出来大师，刚才有一位同学提出大师培养的问题，我也特别同意董先生所说的，大师不是培养出来的。而且越是大师，越培养不出来大师。就像孔子是最伟大的教育家，可是孔子的学生没有一个是大师。如果衡量一个教育家是否是大师的话，我们说孔子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教育家，因为他的学生看起来都很平庸。大师是冒出来的，日本人评价钱锺书先生说，“日本这么小幅员的国度产生不了钱锺书这样的大师，只有大的国家才能培养出来。”这特别有意思，可能是孟德斯鸠的理论，地理环境也有一定的影响。其实我们说大师的培养需要环境的多样化，需要大家有很多复杂和多样化的选择。

我一直说中国最大的问题可能应该把茅于轼、张曙光这样经济学家请来设计教育政策，最重要的是竞争嘛，像中国（经济政策）一样，多种所有制并存。1920～1930年代，中国如果没有教会学校在里面起到那么重要的作用，没有南开那样了不起的私立大学逐渐通过自己的努力成长，不可能想象1930年代中国的大学、中国的教育在世界占据那么重要的地位。多样化，就意味着大家可以竞争，如果美国所有大学都是公立，你就不可能想象美国有这样一种充满活力的大学的成长。

没有大学自治，也没有办法实现学者应有的风纪和应有的伦理，这种伦理依靠我们自治，是独立于社会控制的。像这些年的剽窃现象，非常知名的学者，所谓的“一流学者”，在西方国家似乎还很有影响的某些学者，居然是剽窃大师，简直不得了，吓死人，而且学校对这种人毫无办法，清华大学拿出任何办法来处理那位剽窃的教授了吗？没有，大家期望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谁也没有办法。这样一种状态到底是什么造成的？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大学的自治。大学屈从于外部的权力，最后也没有办法在内部形成一种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自治。

我特别高兴董教授提到的一个观点，我也特别赞成，与其说我们创新，尤其大学管理制度方面进行所谓的创新，不如说我们是一种回归，回归我们自己的大学传统，我们从博洛尼亚、从牛津、从巴黎大学这些古老的大学来看，到底留给我们怎样的一种精神遗产，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型国家，或者说大学都是舶来品的国家，我们尤其是要周期性地回归传统，回味大学的理念，回味所有大学的经典，我们看一看芝加哥大学，100年多一点历史的学校，如何在传统的孕育、传统的滋养下迅速崛起，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大学。

我想大的体制不变，不太可能有所谓的世界一流大学。十多年前北大老开座谈会，讨论我们怎么把北大培养成世界一流大学。后来我当着学校领导的面说：我没吃过什么什么，但见过什么什么跑。兄弟没有生活在一流大学里面，可是兄弟走过一些一流大学，我见到许多一流大学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没有党委。

现场问答

听众：贺教授，我10年前就听过您的演讲，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对您表示崇高的敬意。我想问三个问题：第一，中国大学的法学院教育困境在哪里？第二，我们国家现在距离法治国家有多远？第三，信访制度和法治建设有什么关联，矛不矛盾？谢谢您，祝您身体健康！

贺卫方：这个非常大的问题。我长话短说吧。第一，法律教育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可能除了我刚才说的法学教育也是大学教育的一部分，它不自治、不独立，另外一个就是品类太杂，花样太多，法律职业来源没有一个基本的规范，没有分享知识和方法的职业来源口，最后导致法律职业界也是混乱不堪，大家谈起案件是月朦胧鸟朦胧，你搞不清楚他们是怎么想问题的。另外一个问题，招生数量太多。我1978年学法律全国只有5所院校招收法律专业的学生，招了700多人，现在已经有700多所了，招生人数在校学生40万人以上，这个规模太大了，最后是“硕士如狗，博士满街走”的状况，反正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事情，这是一个挺大问题。

第二，“中国离法治社会还有多远？”我掐算了一下……（笑）我特别不容易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法治是一个比较漫长的……甚至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过程，即便像日本这种国家，法治好像很有一种规范，很上轨道，但经常也还会存在一些问题。中国现在还可以说是一个“前法治时代”，政治体制没有大的改变，市民社会没有一个非常好的架构，不大可能一下子变成一个法治社会。好像还比较漫长吧，唐德刚先生说到了2040年中国大致上能走出历史的“三峡”，200年的社会转型，从1840到2040年，我也不知道这种说法对不对。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假设前提，中间不能走火入魔，不能出现问题。我觉得这两年我们又有点出现问题了，比如说重庆就有点走火入魔了。

第三，信访制度应该彻底废止掉，这个东西最怕的是“老是挑逗人”，把人家的欲望全部逗出来以后又满足不了人家的愿望，人生最大的痛苦不就是在这吗？（众笑）信访制度它就在挑逗你，你来吧，你来吧，我能给你解决问题。国家各地设置信访局，最后你到了北京，你会发现根本不管用。他们无非再把材料转回去，就像秦香莲把诉状递交到包公，包公在上面批了个字，批复：请陈世美同志处理。（众笑）

茅于轼：我跟贺卫方教授没有任何的私人感情，但是我们认识了有十多年了，每一次听他的讲话，我都受到非常大的鼓舞，中国的社会需要进步，什么人来推动这个进步？要有志、有知识，贺教授就是一个有志、有知识的人，他对我们这个社会的贡献超过了一般人。今天在中山大学召开这样一个会议，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因为请了贺教授来。今天中山大学的老师、同学，还有各个国内重要大学的领导人在这里，我希望我们追随贺老师，把中国的社会往前推进。

贺卫方：著名法学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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