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者｜董云川 时间 | 2011-05-14 地点 | 中山大学 教育与中国未来30人论坛2011年会现场
去年我为了回应“教育与中国未来”这样一个宏大命题，从相对宏观的角度谈了“精神”、“体制”与“机制”等问题。今年我选择相对微观的角度继续发表对于提升中国大学教育品质的看法。
昨天步入会场大门，第一个环节就是请专家留言，我看到香港卢乃桂教授留的墨宝是：中国的希望在教育。我当即闪念，如果非要写不可，我肯定补一句：中国的失望也在教育。刚才福特基金会的何进先生发言，所倡导的务实理念和行为取向本人完全赞同。的确，我们改变不了制度，我们改变不了时代，可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但是如若针对形而上的问题、制度层面的问题，做学者的我们不积极建言呼吁，甚至是偶有情绪的表达，社会的健康发展也会有所缺失。因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以及意识、思想的集合总是从不同的偏激里得到综合、加权，继而才能找到相对正确的发展道路。而这种独立思辩的功能作用，只能由知识分子担当。
开幕式上听到李萍教授提及今天庄严的怀士堂曾经是孙中山先生80多年谆谆教诲“我们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的地方。我哑然失笑。这难道不是个典型的历史玩笑吗？清华百年庆典给社会留下的印象除了辉煌成就之外，不就是对于梅校长当年“大楼”、“大师”之谓演变为“大官之谓也”的幽默改写吗？同样具有黑色幽默寓意的事件层出不穷。最近几天，纷纷扬扬的南科大终于要由组织部门把关为没有级别的朱校长选拔局级副校长了。作为学者，我无言以对。
我在大学工作二十八年了。做过教师、教学管理者、教研人员、教育政策拟定者、教育协会组织者、教育项目研发者、教育质量评估者以及教育中介促进者，较之其他同仁，我对于近年来的教育发展现象可能具有更加复杂而立体的身份角色体验。在所有的角色中，始终没动摇过的想法就是做个独立学者发表真实不虚的言论，即便这些言论并不圆满；最让自己安心的选择就是当个好老师，力所能及地为周围学生的快乐成长做点事情。
令人困惑的是，质量问题在中国教育界其实从未被轻视过，一直以来都是各种改革的焦点。近年来教育改革浪潮此起彼伏，从体制到机制，从内部到外部，从局部试点到整体推进，时而突破难点，时而狠抓关键，时而落实重点，年年都有新招式，处处都在创新篇，大家都在忙“质量”，人人都在论“改革”，在这样的情形下，教育质量忧患日益，何也？就其根本，近年来大多教育改革或所谓创新之举，难免南辕北辙，声东击西，舍本逐末，远大的改革创新理想在自上而下的贯彻过程中、在从宏观到微观的改革路径之中逐渐消解，待到进入课堂之时，早已荡然无存了。在浮躁的教育改革形势当中，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到底何在？
而且，一谈到教育有问题，就认为要加强管理。但我认为，加强管理不是关键，改善管理才是正确的举动。我不得不强调：教育无需“忽悠”，创新是奢谈！如果80%的精力和资源能够回归教室和实验室的话，中国的教育一定成功！道家认为人事大多“背道而驰”。道在这边，你往那边跑，不是越跑越远吗？教育的道是什么？就是课堂（包括科学实验）互动和智慧交锋。现在的问题是大家在课堂和教研环节以外的事情太多了，忙于“忽悠”而消耗了太多的成本。这里不否认近年来教育改革取得的伟大成就，也能够理解现行许多教改成果的效应需要逐步显现并渐次转化于今后的教育发展过程之中。但是，愚以为，中国大学教育最紧迫的问题还是需要“复归于朴”（《老子》语）！有三点觉悟阐述如下，以求教于同仁。
一、教师不是管理的对象，而是管理的主角。教育始于个体传习活动，继而演变扩大为集体的组织行为。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关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争论从未停息。争论的主角要么是学生，要么是先生，却绝对不会是“师”之外的“领导”或者是“生”之外的“管理者”。当教育行为从个体演变为群体，从零星壮大为集合之后，管理行为方应运而生。越来越庞大的学校组织不得不通过建立科层系统来维持有序和有效的运转。如此看来，管理行为是为了保障教育行为的正常运行而存在的。管理者的存在是因为有教师和学生的存在，其后生于教与学的双方，是“不得不”的一种存在。然而不幸的是，随着教育组织和学校功能的复杂化，管理的作用越来越显著，越来越重要，以至于人们产生了错觉，以为没有英明“领导”，学术就不能够发展；缺少强有力的管理，教育组织就会杂乱无章。究其实，没有教师，教育行动则没有发生发展的牵动人，学术也就失去了原创者；如果没有学生，“学校”概念根本就不会存在。无论怎样排序，作为维持学校和教育运行并提供相应支持服务的管理者都只能排第三。但今天，除了哲学意义上的“尊师重教”之外，在院校工作的实际运行之中这种认识发生了本质意义上的改变，主次关系早已颠覆。从事“管理”的人成为大学的主宰，掌控着教育活动开展所需要的资源，教师成为被管理对象。反过来，庞大的科层体系占用、消耗着不可思议的办学经费，以吞噬财务报表主角的身份成为师生供养和依附的对象。在中国大学中，职能部门处于上位，教学科研部门处于下位，实施教育行动的教师个体则成为管理活动的垫底层。如此，“管理就是服务”必然是一句空话。常识以为：领导是专门管人的，职能部门是专门从事管理事务的，而教师既然是上课的和写文章的，就需要不断被管理而产生预期的行动，不管则会乱套，不管则教学秩序就会混乱，不管他们一定就会不自觉。浏览近年来许多大学推出的改革方案和措施，可见诸多关于“加强管理”的提法，而加强管理的对象常常又是实施教育科研行为主体的教师们，许多招牌大学的改革亦没有跳出这个圈套。
其实，所谓“领导”，本来就应该是教师群体授权的代言人（当然，现在他们首先是上级机关授权的代言人，比如，“校长”角色本身就是矛盾聚合体）；所谓“干部”，是服务于教育主体对象和教育主体行为的必要存在（而非控制着教师除了上课权以外一切事务权力的“衙内”）。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教授治校”既没有预料的那样可怕，也没有设想中那么复杂，其本来就是推动现代大学健康成长的主导游戏规则和基本制度保障。
这一条如果颠倒回来，至少是在管理“习惯”上得以理顺，那么，大学教育教学质量的改良就有了根本上的动力和活力源泉。
二、学生不是教育的对象，而是服务的对象。作为“鸡”或者“蛋”之其一，学生的存在决定了学校的存在。没有学生的学术场所不能叫学校而只能称之为“科研单位”。这一点大家总体上还是明确的，只不过在现实的学校运行中，除了谈到“扩招”所带来的绩效之外，人们常常还是忽视了学生存在的真正意义以及他们进入学校最本质的需求。
首先，大学生是成年人，已经不是简单的受教育对象，大学教育活动由师生双方协同共生，因此，大学生其实是教育活动主体之对应方，而非上下位被动接受“教育”的一方。在中国，好学生的标志之一是“听话”，教师被视作当然的教育者，是上位概念，学生是当然的被教育者，是下位概念。孟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明示了“我”教育“你”之快乐。其实，教师在教育过程中不仅仅是个说教者，更主要的是一个“帮助他发现自己”（伽利略语）的参照系。如何在教给学生“既定知识”的同时保护大学生的“创造潜质”是大学教育者需要认真反省的问题。
其次，大学生的存在决定了大学的存在，因此，从学校主体服务功能上看，学生是学校资源调度服务的主体，是大学资源运作服务的对象，而服务的目的在于让他们健康成长。而狭义的“教育”，仅只是完成了大学生作为真正意义上被“服务对象”的多种成长任务之一。由于学校存在的根本逻辑在于学生的存在，因此，作为被服务的主体对象群体，大学生有权接受学校为其提供的一切服务而不需要其他人承诺“施舍”。所谓“三个一切”的口号本属多余。中国大学中的资源配置与调度离“一切为了学生”的要求差之甚远，能够做到“基本”为了学生就不错了；刻板的教学计划、稀缺的师资和课程资源与“为了一切学生”的口号形成鲜明的反差，能够满足“多数”学生就不错了；而整体的教育管理、生活环境和后勤服务体系离“为了学生的一切”的目标，更有较大空间和许多缺憾，能够尊重学生个性差异就不错了。以“学生为服务主体”这样的逻辑来检讨现行的教育目标设定、教育行为安排、组织体系调度、资源资金的用动，显而易见，中国大学由于在非教育环节上消耗了太多的资源，因而对于主体服务的对象群体，大学没有尽到的责任太多，实际工作中疏漏的环节太多，离优质教育服务的目标要求差之甚远。
三、创新不是教育质量的关键，“复归于朴”才是当务之急。中国大学往往在不同时期流行不同的主导话语。近年来，“创新”是为其中之一。于是乎，各高校都不甘落后，纷纷提出一系列的创新举措以为改良办学状态、遏制教育质量下滑的万应灵丹。在这个形势下，无论有没有真正创新，即便是常规事务，也被统统贴上“创新”的标签。与此相对照，遵守规矩反而显得“迂腐”。许多大学在创新的大箩筐工程中盛入了许多闲杂事务，那些本该做到位而没有做到位的事情今天统统都被纳入创新工程，而且不断被“深化”着。我的疑惑是，真有那么多的创新吗？如此价值判断使得人们误以为，中国大学的教育品质不高是因为创新不足。其实不然，中国大学的质量问题根本上是因为基础不实，不守学问之规矩，既不能够、又不安心提供足额到位的教育服务所至。也就是说，该做的事没有做好，而乱麻麻地去做了一些不该做或者暂时不必做的事情。这里并没有否认创新的价值意义。创新绝对是正确的，但也必须看在什么时刻，什么前提下提出来，才具有百分之百的意义。中国大学首先需要恪守本分，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需要尽心竭力地完成教育教学基本环节所要求的各种任务，在此前提下，再去创新不迟。
说到底，课堂、实验室及师生互动才是高等教育的真正意义所在。名师驰骋三尺讲坛启迪学子，课堂中尖锐的博弈论辩，实验室和图书馆中潜心忘我的钻研，以及教什么、怎么教？考什么、怎么考？这些基本的教育流程和环节决定了教育质量十之八九的内容。依照管理学理论中之二八定律，创新精神和行为决定着其后20％左右的表现。我们的问题是,漠视了前面80％的影响因子，而一窝蜂去追逐其后20％的影响因子。
进一步讨论，提高教育质量当然离不开创新，教育创新并非空穴来风，召之即来。也就是说，今天中国大学的教育教学基础状况并不需要所有人都去“创新”，许多学校和许多人还远没有资格奢谈创新。依道家之见，缺少根基的创新属于超越本位、人为造作之举。人的造作越多，麻烦也就越多。所谓“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语）。设计的法规越多，就有越多的人会违法。订出真善美的标准之后，就会有不真、不善、不美出现；此即天下斯之美之不美，有仁义则有大伪。但也正因为效应之别，大学中就有更多的人情愿搞“管理”而非搞“教学”，有更多的人专心评“先进”而非做“工作”，有更多的人喜欢编制“课题”而非研究“学术”，同样，忙“会堂”的人比忙“课堂”的人更多，忙“总结”的人比忙“做事”的人更多，到头来，自然难免出现忙“创新”的人比忙“基础”的人更多之现象了！
反推教育质量的逻辑，可以这样表述：质量与创新相关，创新与事物的本质相关，教育本质与行动取向相关，而教育行为的关键在ABC。因而，提高教育质量的理智策略和途径不得不先还原，再创新，先俯首夯实基础，再无限创新延伸，教育创新需要反求诸己，“复归于朴”。
结合当前的教育现实，首先把“A”赋予Attitude的涵义。认为教师对学术、学科和课程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学生的求学态度。其次把“B”，赋予Basic的涵义。认为教育质量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对基础的、基本的，根本的教学环节的漠视和放松。最后把“C”赋予Communication的涵义。认为教育过程中的师生互动关系、教学方法选择与沟通艺术的运用是决定教育质量的又一关键。
回望历史，大师云集，成果迭出的时代，似乎没有那么多的创新口号；环顾域外，世界顶尖大学亦非天天招集创新大会推广统一的创新计划，部署统一的创新行动。教育质量的关键词无非敬业、忘我、执着、激情、深刻、感动、责任心、细心、操心、关心、耐心而已。
如此看来，教育质量问题原来不复杂：杜绝虚浮，返璞归真，可也！
现场问答
听众：非常感谢董老师的精彩报告，很多地方我都非常认同，可是有一点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老师所提到的“沟通”，我认为教师的身份应该着重于启发。
董云川：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沟通的主要目的之一正是启发！
听众：想请教一下董老师，三年前当朱校长南下深圳，接受深圳市人民政府聘他为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之后，我们当时很兴奋，也相信这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希望，但是三年后，最近报纸披露了一个情况，南方科技大学的副校长正在由深圳市人民政府组织部招聘，市委组织部正在招聘，再加上教育部公布的高等学校2011年招生名单当中没有南方科技大学的名单，我就感觉到心里面是五味杂陈，我不知道这是希望还是失望？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董云川：现在当然是失望，未来还是有希望！肯定有一天中国大学会变回来的，但是我们要等待，大家都在往好的方向努力，但不能强做妄为，只能顺势而动，由点及面。面对体制惯性，还能怎样呢？
董云川：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