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绵涛：中国大学改革究竟怎么改

我今天报告的题目是《中国大学改革究竟怎么改》。这个报告主要讲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方面要说说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我讲这个题目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中国当前大学改革中出现的悖论所引发的。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的大学改革很强调学术自由，可是学术又不能自由，大学强调自治可又不能自治，大学有政府的干预，不得不与政府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受政府的控制和制约，大学要去行政化，却又与行政脱不了干系。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中国大学到底如何改革这个问题。

二是我对理论兴趣研究之使然。了解我的人可能知道，我的研究的主要兴趣或领域是教育管理基本理论，教育政策和教育法规，教育行政和教育效能。研究教育的理论问题是我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领域。如果说，前一段时期，我研究的理论问题主要是集中在从宏观的层面研究中国教育改革的活动、体制、机制和观念及人性等这五个范畴及其关系的理论问题，现在则要集中研究某一个领域如大学这一个领域的改革的理论问题了。就要弄清中国大学改革的理论是什么，影响中国大学改革最深层次的理论问题究竟是什么。

第二个方面想就中国大学的改革讲三个基本观点，这三个基本观点的理论前提是，有什么样的大学本质观，就有什么样的大学改革观，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大学改革的理论与政策和策略。

第一个基本观点，我认为我们国家的大学改革必须首先要弄清楚大学是什么。这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国家的大学改革是在大学是什么不太清楚的情况下进行改革的，所以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在高等教育研究理论界，据我了解，我们一些学者对大学是什么的研究有所涉及，但是不集中，说得不是很说清楚。政府主导大学改革的时候，也没有从根本弄清大学是什么就对大学进行改革。对大学进行改革，连大学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真正搞清楚就对其进行改革，这应该说是一个比较荒唐的、不可思议的事情。

第二个基本观点，我认为中国的大学改革要在正确认识大学是什么的基础上进行改革。这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对大学不是没有认识，也有对大学的认识，在政府主导大学改革的时候，可能对大学也有一些这样那样的认识，但这些认识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比如说把大学看作一般的行政组织，没有注重大学的学术特性来对大学进行改革等。教育理论界对大学是什么或大学的本质也是有一些看法的，但由于缺乏深入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公认的对大学本质的看法。

为此，在如何认识大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上下面我想讲两个具体的观点。第一个观点，在众多对大学本质认识的观点上，学术自由相对来说比较接近大学的本质。现在对大学本质有很多观点，如，从大学运行管理的角度认为大学的本质是学术自由；从大学功能的角度，有的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有的认为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有的认为是为社会服务的场所；从大学构成要素的角度，从人的要素来说，有人认为大学者，大师之谓也。从大学组织要素角度认为，有人认为大学是一个社团，有人则认为大学是一个社区，大学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等。

以这些观点来对大学进行改革就有不同的做法，我们改革大学就要从这些众多的大学本质观点当中来认识哪个观点比较对来对大学进行改革。我刚才说了，我认为学术自由是比较接近大学本质的。这是因为从大学功能的角度来谈大学的本质所认识的是大学的价值，大学的本质与大学的价值虽然有联系，但大学的本质与大学的价值还是有区别的；从大学的组成要素的角度来认识大学的本质，因为只从一个或几个角度来认识大学，这种对大学本质的认识不可能全面地反映大学的本质。而学术自由的大学本质观，是从大学运行发展的角度来看大学的本质，它不是认识大学的功能而是认识大学的本质，由于它是从大学运行发展的角度来看大学的本质，因此它能涉及到大学的方方面面来看大学的本质。这样学术自由的大学本质观就可以克服从大学功能的角度和从大学要素的角度认识大学本质的不足。这样我们改革大学应该由学术自由这个出发点来改革我们的大学。看看我们大学改革是不是有学术的自由。而不能把大学的功能和大学的组成要素当成大学的本质，从而在大学功能本质观和大学要素本质观的基础上来改革大学。所以我的第一个观点是，在众多的对大学本质的认识当中，要从大学的学术自由这个角度来看大学、来改革大学。

第二个观点，如果对学术自由这个观点进行进一步的、理性而审慎的考察，凭一个学者的学术良心，我认为大学还没有真正的绝对的学术自由，只有相对的学术自由。大学实际上学术自由性与受控性的一种对立统一，因此我们改革大学就不能只是从学术自由这个角度去考虑，还要从大学受控性这个角度来考虑。为了把关于大学学术自由性与受控性的对立统一这个大学本质的命题说得更清楚，我想从如下两个层次对这一命展开进行说明。第一个层次先说一下什么是学术自由性和受控性。什么是学术？学术是系统的学问，因此学术自由性就是研究学问和传授学问的自由；什么是受控性，受控性是指大学的学术离不开行政权力的控制。第二个层次说说为什么大学是学术自由性与受控性的对立统一。首先，大学学术自由性与受控性的对立统一是对大学运行的内外环境分析以及大学产生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的事实考察所得出的。大学的学术自由都是离不开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特别是社会的体制和制度，以及这一体制和制度所集中体现的行政权力。民间产生的大学、政府举办的大学，先由民间办后由政府举办的大学都是如此；其次，大学学术自由性与受控性的对立统一，是有一定的学理来做支撑的。表现在：一、学术自由性与受控性的大学本质观是一种全面辩证的大学本质观，它不仅看到大学学术自由的一面，还看到大学学术受控性的一面；它不仅强调学术自由与学术受控二者的对立，还强调这二者的统一和相互转化；二、这种大学本质观强调对大学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只有全面认识大学的现象，才有可能全面地认识大学的本质。只强调大学的学术自由，只看到了学术自由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学术受控的一面，因此学术自由的大学本质观就不是一种全面的大学本质观；三、这种大学本质观是从大学本质的现实状态而不是从大学本质的应然状态来把握大学的本质。之所以是这样，因为大学从产生之日起，其应然的本质已经与大学的现实本质交织在一起了，纯粹的应然本质已经不存在了。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探讨人的本质时，就是从人的现实关系中去探讨人的本质的，从而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四、这一大学本质观是从大学内部的学术性自由性与学术受控性这一对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相互转化的角度来理解大学，大学就是在大学术自由与学术受控这一对矛盾的对立统一斗争中产生发展的。以上四个层次的论证，可参见本人的文章《学术自由性与受控性的对立统一：学术自由大学本质观的重新审视》（《教育研究》2011年第6期），限于篇幅这里就不详细论证了。

第三个观点，改革大学要对大学本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建构科学大学改革理论，并选择适宜的大学改革的政策和策略。既然大学的本质是学术自由性与受控性的对立统一，那么就在要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来建构大学改革的理论。大学改革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论呢？简单地说，我们进行大学改革的时候，要正确处理好大学学术自由性与受控性的关系，使二者保持相对的平衡，当一方强而制约另一方，有碍与另一方面发展的时候，要对其适当进行调控而有利于另一方的发展。

关于中国当前大学改革的政策和策略，我想联系中国的实际来分析一下。我认为中国现时的大学在学术自由性与受控性的关系上，学术自由性弱而受控性强。中国现时的大学改革就要对这种受控性进行改革。现在大学提出去行政化，我认为这个提法就是非常有针对性的一个提法，我们中国大学的矛盾在学术自由性与受控性矛盾当中受控性强了，学术自由性弱了，现在中国大学的学术自由没有充分发挥，行政的控制性太强，所以提出去行政化。现在政府在传统的经费、专业设置、学位授予及大学招生名额对大学的控制外，还增加这两项——一是把大学分等，将大学领导分成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大学分等分成985、211、省管大学,现在又在省管大学上面加了一个层次叫什么省部共建大学。我从重点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后来特聘到沈阳师范大学这样一所省属大学，对中国大学的改革发展体会可能更加深刻。将大学分类管理在理论上是没问题的，但在操作层面上，政府控制了绝大部资源，大部分的资源都用在所谓的重点大学了，一般的省属大学日子不好过。第二，政府现在还在变着花样的控制大学，如搞什么国家级实验区，什么国家工程、项目，国家特色专业、国家精品课程，国家团队、国家基地等等。大学成天围着政府转，大学自主办学只是一句空话。所以我认为中国当前大学改革的突出问题是要削弱行政权力的控制，而强化大学的学术自由性和自主性。

现场交流

茅于轼：我想再往前推进一步，为什么我们没有大学学术自由？为什么我们谈学术自由，而没有别的自由？是不是只有学术才可以自由，别的比如信仰自由可不可以？这么联系起来看，就看到我们大学的学术自由核心问题还不在大学本身，还是在社会上有没有老百姓的思想自由。我不是说不赞成学术自由，把大学的学术自由放在突出位置，相反，我觉得要看到把大学的学术自由往前推进，一直推广到全社会，我们有其它方面的自由，这时候大学的学术自由才有保障。

张民选：孙老师讲的是我困惑很长久的一个问题，一方面大家都知道在高等教育精英过程当中，19世纪以来，我们形成了很多学论需要发展的、大学需要发展的理念，包括学术自由，刚才茅于轼先生讲了，还有其它方面的自由。而另一方面，在高等教育普及化以后，高校分等分类，这又是一个普遍性的做法，没有一个国家在高等教育普及以后，高等教育可以不分层不分类的，没有。一方面我与孙绵涛老师一样，我在上海师范大学，也是一个地方高校，做什么事情都很困难，因为我上面有985，还有211，再到地方学校，所以上海师范大学一切都比较困难，好在我们丁钢老师对我们教育也很支持，也发展起来。这就是一个矛盾。包括美国，其实高校分类是用什么力量去分的问题，而不是要不要分的问题。最早高等教育的分类不在中国出现，195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刚起步、只有百分之一的人可以上大学的时候，不管是地方大学，还是北大、清华，他们都是人尖子。第一个主张高等教育系统分类的，比如美国，有研究型大学、研究教学型、教学型大学和社区学院（高职高专），它们先是由民间进行分类，最后才是政府认可。所以，分还是不分，看来是高等教育普及以后，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也是一种未来趋势。刚才陈时见校长讲得很好，高职高专的学生哪怕都有北大的教师，也不一定可以教好，因为他们的个性不一样。我记得马丁·穆罗当时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不要以为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了以后，他就能够受一样的教育。”其实高等教育普及化以后，都在高等教育的领域里面，一定是受不一样的教育。

所以，现在我的困惑是什么呢？高等教育在普及了以后，越普及分类越多，而办好各种类型需求，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根据他的个性得到最好的教育；还有用什么力量去分，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光用行政去分，现在学校不满意，学生也不满意。还有分类以后，如果意味着分到所谓高层次，就得到资源，分到所谓低层次，就得不到资源，那这校长肯定是没人干的。所以，我在上海做规划的时候，始终强调一点，要分类制衡，但是政府的资源配置必须服需、服特、服强，把服强放在最后。不是只是强的学校就给那么多钱，因为这个钱用法是不一样的，也许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要一个粒子加速器，这是很贵的，但是上海一个工科学校为了使所有学生都能做实验，所以它要买很多设备，也需要很多钱。如果后者拿不到钱，只有前者拿到先，那别人都不干。所以我觉得，一方面要分类，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一定要这样去做，结构不一样、学生不一样、社会要求不一样，但是不能因此政府就只抓强不抓弱，那就成了问题。所以，一个是怎么分的问题，一个是分了以后怎么资源配置的问题，一个是多样化它可能自然也会出现分配的问题。所以，这是我的困惑，很困难，但是一定要做。

孙绵涛：我觉得茅于轼先生补充得很好，这个自由不仅是学术自由，还有思想自由，思想自由各个领域都有，包括言论自由。我刚刚只是谈到了大学学术自由的问题。

茅于轼：还有宪法上的自由。

孙绵涛：刚才张民选教授把高等教育分等讲得很系统、很全面，我是完全赞同他的说法，实际上他是对我进行了补充，说得很好，谢谢！

孙绵涛：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