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者｜孙杰远 时间 | 2011-05-13 地点 | 中山大学 教育与中国未来30人论坛2011年会现场
刚才张民选先生讲到我们这个社会有太多的人在赞美，不像美国人那样有危机感，我的想法有点相反，我觉得整个人类社会处在危机之中，中国的社会也处在危机之中。教育要从危机中做出一些选择，或者说做出一种努力，来消除、缓解、处理这样的危机。
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当下中国社会甚至可以放大到国际社会，存在这么几个严重的问题：
一个是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的严重失衡，第二个是人类生存的焦虑感和危机感，第三个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文化之间的对峙。比如说北京的沙尘暴，再比如新疆的民族问题，还有最近发生的利比亚战争，在很多层面暴露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文化之间的冲突。因此我们希望教育工作者能够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
第一个是提取人类自身的生长同自然世界的良性发展形成的共生和互补的系统。人的发展是在自然中产生、发展，这样一个系统是共生和互补的系统。
我们提出了“共生”和“共生教育”的概念，这是远古的命题和概念，早在中国古代，就有很多关于共生的解读。西周末年的史伯就已经认识到由不同元素相配合，才能使矛盾均衡统一，收到和谐的效果。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是共生的真谛。北宋哲学家张载提出了“天人合一”。
我们生活及教育的过程中不仅要承认自我，而且要肯定他人的价值。这样，我们最终回归到自然与人文共生。它的主旨是什么？一个是解决人与外部世界的共生，即人类发展与自然生态发展的共生系统。最近自然灾害很多，很大程度是人类对自然的破坏造成的，违背共生的规律。另外是人与其文化生活世界的共生，我们看到的最近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动荡，引发了全人类社会的动荡，这是一种文化的冲突，是一种排斥共生的结果。自然与人文共生教育是突显共生教育内涵的更具体化的表达。
有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个是生命关怀的基本理想。首先是要关注人的生命，比如说学生的生命、教师的生命，更广泛的是学校当中涉及到每个人的生命，是对人生命的促进、塑造。人的生命肯定一种生态，这种生态必须共生；第二个是空间维度上追求自然与人的相融；第三是时间维度上追求自然与人的共同成长，第四是教育内容的异质共存。
自然与人文共生教育的社会原在形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并且至今，仍然在昭示着自然与人文共生的原理呢！我们找到了。在我看来，至少有三大类：第一类仪式与信仰；第二类是建筑与器物；第三类是社区与生产。仪式与信仰反映了自然与人文共生的途径，价值巨大。寺院教育中，有从3岁孩子到70岁的老人，都在参与经文的学习，他们的教育远远超越了一般学校的教育，实现了一种独特的内在文化的共融共生。广西壮族有一种保命祈福的形式，要求孩子在不同年龄阶段在族人带领下种植三种植物：芭蕉树、金竹和桐树，分别代表养命、健康和保寿。这样一种典型仪式反映了自然与人文共生的互动，是一个仪式，也是一个生命教育课，也是一个生物教育课。
在很多民族地区，我们发现民族建筑和民族特有器物是物化的自然与人文共生形态，反映了很长时间内人对自然的理解，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西藏的白塔，是藏族农村生活或者藏族族群存在的一种标志，只要有村落，就有白塔，是一种人与自然互动的诉求。这是甘孜州的卢霍县城（PPT，略），它的建筑都是依山而建，反映了对自然的利用。康定县城我们看到了很多藏族的建筑，是一种典型的与自然的融合。为什么要关心藏族呢？西方的社会学家认为在西方文明走向没落的时候，在中国的横断山脉仍然有一个族群具有极强的文化生命力，这就是藏族，我们认为它内在的生命力来自自然与人文共生。广西的瑶族、苗族的风雨桥建筑，也是典型的反映人文与自然共生的建筑。
如果大家到广西龙胜，龙胜梯田是一个典型的自然与人文共生的表现，是一种精彩绝伦的自然与人文共生的智慧。贵州的占里，从当地的植物中提取蓝靛，用蓝靛染布，变成他们特有的着装，是人文与自然共生的一种表现。占里稻鱼鸭的共生系统，鱼和鸭子、稻草产生很强的共生关系。
自然与人文共生教育必须有相应的支持系统，这些系统是需要建构的。
自然与人文共生教育的实践策略，它应该进入整个教育系统。一是从人与自然的存在状态中寻找共生的能量；二是从民族文化心理场中萃取共生教育的基本单位。我们很多民族地区出了问题，实际上教育是有责任的，教育到底怎么化解这种冲突，应该从民族文化心理场中寻找干预和引导；三是从关系视角延伸自然与人文共生的教育理想；四是从学校层面构建自然与人文共生教育课程。我们在广西已经做了一些探索，把壮族的“三月三”歌节搬到学校，很多学校也在做这样的尝试，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种课程和文化建构，实现自然与人文的共生教育。
谢谢！
孙杰远：广西师范大学教科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