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者｜信力建 时间 | 2011-05-13 地点 | 中山大学 教育与中国未来30人论坛2011年会现场
首先非常感谢并欢迎各位来到中山大学，很多都是老朋友了。刚才桑新民教授对我说这个会议很有意义，显示了它的重要性。希望我们能够共同把它办得更好，办出影响力来。
在中国真正关心教育的人确实很少，我感觉教育部本身也很不关心教育。我在民办教育领域耕耘20年，刚才吴华教授关于民办教育的发言说到了我的心坎里去了，这二十几年里，我几乎花90%以上的精力与政府主管部门打交道，而只有10%的力量用在正常的教育活动中，为什么？因为，一个街道教育管理中心的所谓干事，斗大字不认识，他都可以跑到学校来指导学校办学，想来就来，学校连妓院都不如，还有各种乱七八糟的部门都能够给学校下达指标，我觉得这是典型的中国特色。
作为民办教育的实践者，我现在关心6000万留守儿童的问题。官方喜欢将“崛起”挂在嘴边，我们确实是要复兴，复兴关键要看如何弥补我们的最短板。6000万的留守儿童没有家庭教育，也缺乏基础教育，将来很有可能酿成这个社会最拖后腿的问题。据统计，城市的刑事犯罪有50%来自于农村，其中50%来自于年轻人，我觉得这非常值得所有的教育工作者、教育行政领导和研究人员反思。
如何有效解决呢？本来有一点点曙光，现在好象又灭掉了。北京市曾发布政令，说可以让流动儿童在城里读高中或者读大学，不久之后又取消，朝令夕改，而广州从来没有动静，这就意味着至今没有任何一个中国的城市政府愿意帮助农村人在城市里受教育。我们信孚教育集团有4个中学、3个小学，可是学生们读完初中就必须回到户籍所在地读高中，完全是因为高考受限的缘故。也就是说城市不允许他们读高中，而他们的父母已经在城市里干了很多年，表面上被城市化，可是户口还在乡下，他们的儿女要回乡下读高中，我觉得这是一个极不合理、极不人性的政策。为什么不能改变这个状况？我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希望在座有良心的官员能帮忙呼吁，帮助留守儿童解决实际问题，允许他们在城里面读书。中国近十年所谓的辉煌就是建立在城市化基础上的，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让50%的中国人能够在城里生存，预计未来30年可能达到80%，就是说绝大多数儿童将来要接受城市教育，而不是乡村教育，他们将会在城市里成长。8年前北京市民一年级入学学生从16万减到8万，广州现在户籍出生人口和非户籍出生人口是1：1，50%是非户籍人口。如果我们固守户籍人口才有权限在城市读书的权利，我觉得将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分化，何况城市中小学的学位是有富余的，完全能够让更多的人接受城市教育。
现在有很多的中国孩子都去留学，尤其有权、有钱的人留学，基本上抛弃了中国现有的大学。北大、清华的留学率达到50%，基本上跟新东方一样，是一个没有什么区别的培训学校。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留学回来的人，社会都会假定他们是人才，即便可能并不是什么人才。既然是这样，我们能不能做这样一个开拓性的举措，现在每个省、每个县都在招商引资，我们能否把这个招商引资的政策改为“招商引才”：引进外国的大学，直接在国内办。刚才周洪宇教授提出可以在广州办一个教育特区，其实在他的想法基础上，不仅仅可以办教育特区，中国每个地级市都应该允许引进一到十所的外国学校，每个中国城市都在国外缔结了一个或几个友好城市，与其要钱，不如结几个友好学校回来。
我最近在做一个研究，找了三位大学博士生研究民国的教育，发现从小在民国时代读私塾，然后在教会学校成长的人物，我发现他们都是天才，很有才华，可惜这些人基本上都去世了。胡适、陈寅恪等人之所以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很大程度归功于晚清到民国时代刚好是中国社会大转型的时期，前有中国的传统教育私塾做铺垫，很早就开始读圣贤书，之后又有教会学校的熏陶，成就了他们的学贯中西。为什么民国出现那么多大师，而目前我们很难看到有大师，这确实值得每个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深思和反省。中国经过了6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在国际社会之外挣扎，已经落后了很多，我觉得我们要追赶。我了解到在印度这样一个绝大多数国人认为落后的国家，都有1000万以上的国民能够用英语直接参与到国际事务交往中去。而我问过一些中国的学者，中国大概只有不到100万的人能够直接用英语与洋人沟通。可是我们现在发现50%以上的信息、知识都在英语里，而不在汉语里。所以教育特区和县城引进国外教会学校的事情可以马上开展。怎么样把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知识、先进的文化引进中国，让中国尽快地回到曾经辉煌的民国时代，培养许许多多、灿烂繁星的人才。
现场问答
张民选：我们没有经过一个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我们的想法往往是粗放的。我们做规划纲要的时候承担两个责任，一个是教育的责任，每个人有发展权，一个是政治的责任。如果你不给农民工子女做教育，不仅未来不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劳动力，对社会也是不安全的。我到墨西哥考察过这些问题，也到其他国家参加过一些工作。我们还记得两三年前我们还考虑是不是可以高考移民？我也跟教育部提出来，原来上海高考计划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上海学生，一部分外地学生，很多孩子到上海来读书了，是不是切出10%，这些孩子不是上海户口，可是他仍然在上海读书。我自己觉得现在的关键不是意识到这些群体问题的存在，而是想办法让他们能够受到这样的教育，而又不引起社会大振荡，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挑战。
我又讲到PISA，我们不缺我们的想法，我们缺的是兢兢业业，不仅看到彼岸，彼岸是美好的，而且要想方设法架起这个桥梁。我认为设计这样一种机制是最重要的。
我前几年在上海教委负责规划的问题，我每一次做，首先不是想到我们有一个美好的蓝图，而是一定要有建设者，不仅要有理想者、做梦者，也不仅要有批评者，要有一个通道和桥梁，我觉得这个最重要。在座这么多同事和专家，帮我们一起做一做这个事情，依靠大家来做，这就是最重要的，中国搞教育还是要大家一起来干。
信力建：我们民办学校的在校学生有的到了初中就要回到乡下，按道理，在这里读初中的就应该在这里读高中，在这里读高中的就应该在这里读大学。现在大家都不是在做事，都是在忽悠。其实澳大利亚、加拿大都可以搞高考移民，就是大学移民。
信力建：民办教育家，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