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者｜劳凯声 时间 | 2011-05-13 地点 | 中山大学 教育与中国未来30人论坛2011年会现场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教育体制改革与改革伦理问题》。为了让大家了解我想要讨论的问题，我对教育体制体改革及其伦理问题先做一个界定。我这里所讨论的教育体制改革是指宏观社会变迁中的一种具体的、关乎社会制度变革和进化的历史过程，是人们基于某种目的对社会制度所作的改造和创新。由于对既成的社会制度所作的这种改造和创新是人们的一种理性选择，因此在这一选择的背后，必定会反映某种不同以往的政治意图和利益追求，并以某种伦理思想为依据。为此，理性、科学、公共意志就是考量社会改革的重要尺度，这些尺度构成了人们评价某种改革选择的价值依据。就此而言，所谓教育体制改革的伦理问题，可以理解为由于教育体制改革的某些结果与人们的价值企盼相悖而产生的针对改革的价值评判。这些价值评判就其要害而言，都涉及到了教育体制改革的合理性问题。
中国的公立学校系统近30年来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大致上，我们可以对中国公立学校改革作如下的分阶段描述：它源于1985年。1985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是中国教育体制改革开端的标志。一直到1995年，10年期间构成了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第一个阶段，我把它叫做“前十年”。
1995年开始到2005年是教育改革的第二阶段，我把它叫做“后十年”。1993年的另一部有关教育改革的重要政策性文本，即《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是中央教育改革决策层有关教育改革的第二部文件，但它的实质性影响是在1995年之后体现出来的。所以1995年到2005年是教育体制改革的第二个阶段即“后十年”。“前十年”和“后十年”构成了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两个阶段。
2005年到现在是教育体制改革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一发展阶段，改革中出现的矛盾开始爆发，形成了一系列改革的新问题，改革的重点以及改革的路径都有了新的变化，出现了与之前的改革不同的许多复杂情况。我借用一些中国学者使用的“后改革时代”这一概念来表征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对教育改革做这样一个历史分期，其意义何在？这是因为我们要描述一个较长时段的社会历史变迁，必须要做分期才能描述清楚。我之所以会分出“前十年”和“后十年”，一个很重要的依据，是因为改革的动力发生了变化。
1985到1995年的10年，中国教育体制改革是至上而下进行的，是由中央决策层设计、规划和推行的一种制度变革，这一变革的动力来自于国家的决策层，具有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征。作为基层的学校、老师、学生及其家长以及来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对于教育改革基本上是没有发言权的。1992年到1993年，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中国的社会改革一旦进入到这样的新阶段后，各方面的情况马上就不一样了。在教育领域，大家在热烈讨论教育和市场经济的关系，各种期望都寄托在市场经济这一新事物之中，这就是1993年的变化，这种变化鲜明地反映在1993年的《纲要》里。如果我们对比1993年和1985年的两个改革目标的话，可以发现《纲要》规定改革的目标除了与1985年的《决定》保持了某种一致性外，一个重要的突破是提出了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体制，这是过去未曾有过的，并且提出了运用金融、信贷手段融通教育资金、发展校办产业和社会服务、后勤社会化、教师聘任制、高等学校收费制度等一系列市场化的改革举措，这给公立学校利用市场机制的可能性提供了政策依据。
因此，以简政放权为核心的教育体制改革到这时，所面临的问题已不是简单的中央向地方以及政府向学校这两个向度上的放权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还有一个国家向社会、向民间、向市场放权的问题。改革因此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从1995年开始，中国教育成了一个利益冲突集中的领域，不同的人对教育有不同的利益追求，试图通过教育实现不同的目的。同时，它又是一个涉及社会公平的敏感领域，人们关注着教育的公平与效率问题、教育的公益性与营利性问题、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问题、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问题，等等。可以这样说，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突出。对于中国的公立学校来说，1995年发生的下列几个历史性变化，对公立学校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是199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这部法律正式确立了公立学校的法人地位。
二是1995年在公立学校中涌现出了一批新的办学形式，不同程度地把公立学校与市场联系在了一起，使学校体制的改革具有了某种市场化的倾向。
三是一种新型的教育关系——教育的自由交易关系在公立学校中出现。由于公立学校运行方式的变化，公立学校的教育服务部分具有了商品的排他性和可分性特征。
因此可以说，从1995年开始，公立学校的体制改革开始出现一个重要的改革动向。在这之前，改革是由中央决策层设计和推进，自上而下一体遵行的，因而表现出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征。而从1995年开始，公立学校系统中的制度变迁开始出现若干与之前的改革截然不同的重要特点。政府与学校的关系经过了10年时间的持续变革开始出现深刻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根本性的分化与改组，公立学校通过扩权使自身的行为能力和行为方式发生了某种实质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内部开始出现一种自发性的体制改革行动，这些改革的动因不再是来自于自上而下的政府决策意志，而是由于制度不均衡所产生的获利机会。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改革的目标发生偏移，改革的路径开始转向。这样一种变化使公立学校的变革具有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某些特征。
大致上说，我把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伦理问题归结为如下四个方面。下面我就分别对这四个方面来做一些分析。
一是商业文化的侵蚀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商业文化对学校的侵蚀已经成为当前教育体制改革中不能回避的问题。教育的市场化、民营化改革正在促成一种新的教育资源分配方式和人才培养模式的产生。它强调知识学习过程中的可选择性，体现学习者本位的思想，包含用户第一主义的新理念。从而导致从消费的角度来重新解释关于学校中知识传授的意义。我们以往对于教育、对于知识传授的解释都太苍白了，商业文化对教育的知识传授功能做了一种全新的诠释，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知识经济”，这种新诠释不仅影响着学校功能的发挥，而且影响着学校与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我们过去从来没有把知识看成一种经济形态，但是今天不一样了，知识已经成为一种经济形态。知识经济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知识的快速产出，它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教育消费者对知识快速转换的需求，并且要求学校的知识传播必须能够满足学习者的消费要求。根据知识的快速转换，不断地清理出有用的知识，并且以一种规模化和批量化的形式来传播，满足学习者的消费需求。
二是教育机会平等问题。就社会公平而言，市场导向的教育改革是一把双刃剑。市场机制增强了教育制度的灵活性、多样性、自主性，扩大了学习者的选择权，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培植了一种平等竞争、勇于进取的市场精神，这都是市场化教育改革带来的正面效应。它还能形成一个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有利于缓解国家投资教育的沉重负担。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市场机制也带来了很多弊端，比如出现了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公平现象，扩大了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差距，等等。有一件事情是互为因果的，人们都说教育会产生社会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又会反过来加剧教育的进一步不平等。这就是现在教育问题的所在。
三是教育腐败问题。腐败经常会伴随着社会变革出现，而且不仅仅是教育体制改革。在其他改革领域，甚至其他国家，改革都会伴随腐败的产生。所以很多人都把腐败看作改革的伴生物，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如何能够建立一种有效的机制，来遏制改革中可能出现的腐败问题，这是当前教育体制改革中非常突出的一个问题。
在我看来，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发育成熟，所以相当多的规则还缺乏可操作性，公、私两种体制的区分还不是那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遏制腐败就是相对较为困难的事情。另一个方面，现行的教育政策和法律，对于如何防止败德行为，还缺乏有效的预见和准备，许多情况是过去未曾有过的。比方说，1995年的《教育法》在赋予学校法人地位时，我们没有意识到教育权一旦赋予学校以后，权力会不会被滥用、会不会产生腐败，这是很大的一个失误。
四是坚守教育公益性问题。在我看来，公益性是现代教育的一个基本特征。教育的公益性，决定了教育不可能像商品一样完全通过市场来提供，而必须要通过市场之外的资源配置机制来提供。这就导致了现代社会中政府所提供的教育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我反对有些学者的一个观点，他们认为应该还教育以它原初就有的民间性。我把这种观点叫做现代社会的教育乌托邦。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我们不可能排除政府对教育的影响。因为教育不是商品，教育的平等、普及只有靠政府才能得到保障。
现场问答
听众：政府都提倡公平教育、均衡教育，可是作为民办学校，提倡的是精英教育。您觉得民办高校培养精英更有利，还是公平教育更有利？如果是精英教育更有利的话，政府提倡公平教育的地位又在哪里？
劳凯声：中国现在并不是典型的精英教育。如果用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这两个概念来比较，中国的教育制度更具有精英教育的特征。如果以精英教育和特权教育这两者做比较，中国教育更具有特权教育的特征。从理论上来说，中国的教育机会和分配是以能力为本位，以能力作为标准来分配。可是大家会看到，其实很多因素都介入到了教育资源的分配过程当中去，比如说地域性的因素、身份因素，你是农民还是城市居民，户籍因素、家境因素等等都会进入到分配当中来。因此并不是以唯一能力作为机制的分配，它具有一种复杂特性在里面。
劳凯声：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