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首位华人教授眼中的中国教育

“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让孩子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12点45分，崔占峰在牛津大学工程系的餐厅里出现。他花了2.3镑购买一只汉堡和一袋薯条后，匆匆离去。材料系的一名博士后看着崔占峰的背影对我说，“来到牛津，你可以不知道彭定康，但你不能不知道崔占峰。”

2000年10月1日，崔占峰被牛津大学聘为生物工程教授。这张聘书为他带来了牛津大学建校800多年以来的第一位华人教授的身份。

以下为其口述。

现在，在这边读本科的学生家庭要么是商人，要么是当官的，普通老百姓哪里来得了。如果家里没钱还要凑钱来读的，我就告诉他们千万别来，因为没这个必要。其实，进不进牛津读书不是问题的根本。我们国内老是把虚的东西看得比较重。有人觉得，“我儿子是牛津大学毕业的。” 那又怎么样？我有一些学生来了以后，我问他们为什么读博士啊，他们说，我爸爸妈妈要我读的。这样的学生做不好。

我认为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让孩子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问中学生，“你想要做什么？”很少有人能说出来。要是在英国，从小学开始老师就会问你想干啥。学校每年都有职业生涯测试，老师会告诉你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下一年又有测试，老师会一直关注你的变化，告诉你什么是你最合适的方向。这里的孩子会想，我要做什么，而不是说我想上牛津，想上剑桥。这一点是挺明显的区别。

牛津是学院制，招生是由学院的导师负责。在招生时，我们首先会判断学生能不能跟上，有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够不够聪明，能不能接受脑力上的挑战，足够成熟去接受压力。面试的时候主要看的还是潜力。我们会有一系列的测试，通过交谈，来看这个学生的反应。例如我们会给一些学术问题，这个问题你肯定没有学过，就要看你的解决能力。

我觉得国内过来的博士生与其他学生的一个差别，可能是独立性和成熟程度不同。不能说所有人，但大部分国内过来的博士生都老想着别人告诉他干什么，怎么干。如果在这边读本科的学生，就会稍微好一些。

最近几年中国也有派出来很多公费的研究生。分为两种，很小部分是全额公费出国读博士学位的，大部分是在国内注册了博士，出国一年“联合培养”。因为中国的项目要求是名师、名校、名专业，不是随便去个学校就给钱，所以给牛津这样的学校造成很大压力。每年想来的博士生太多了，而这些人来了又不交学费。中国将他们定义为“访问学生”，将这种合作方式定义为“联合培养”。但是，牛津是不认的。因为你不是这里的学生，如果你是学生，那你就得交每年一万五千镑的学费。所以，你来到这里只能算访问，我们都给的是访问学者（的签证）。目前牛津正在想一些政策，做一些限制。

不过，中国的公派留学始终都是好事，可以让更多的人，让普通人能够不用自己掏腰包到海外求学。

目前国内的学术界是以论文作为衡量学术水平的一个指标。我觉得这是因为国内还是人太多了，必须要有这么一个不能改的、量化的指标。因为国内的人为因素实在是太多了。

在英国，评价一个人是很简洁的。比如我说这个人水平不行，他就是不行，什么情况下我都会说不行。如果你找英国人给你写推荐信，他可能不写。如果他给你写，就会真实地写。因为他有自己的声誉，他推荐你不行，影响他自己名誉。

但国内不一样，今天不见明天见，慢慢地吃吃饭，热闹热闹，最后就行了。因此，国内需要一些不能改的标准。文章发表了就是你了，不会改的。不过国内很好玩的是，你说发表了文章还不行，还得打印出来，还得接受检查。

这里就有一个评价习惯的问题。在英国，每个人都有一个view。首先他们会假定你是个好人，当发现你有一些不好，这个不好的view就很难改了。但在中国，大家首先会觉得这个人不怎么地，不信任你，然后要费很大劲才能让别人信任。

在日常的工作内容上，我们跟国内的教授也有一点差别。上课、科研、搞些讨论会都是一样的，但我们花在搞经费的时间少。上次国内来了一个教授，问我每天的安排。我告诉他后，他非常惊讶，说：“你们不出去跑钱？”在这里，没人跑钱，跑也没地方跑。假如你跑了，反而会影响你的view。

很多中国的教育的问题，包括科学界的问题，我们在外面唱高调，很好说，但是回去做一做，其实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需要越来越多的人真正做点实事，哪怕是一点点，哪怕就帮助一个孩子。

所以现在我想做一些切实能帮到一些人的事情。所以，我回中国经常去的地方是工厂。我把这个工厂的一些问题解决，你就能帮上这个工厂里的人，他们还有家人，你就帮了很多人。虽然没法写成论文,也没有钱拿，但我觉得帮到很多人，这就够了。

实习记者袁诚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