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教育的使命是什么

陶行知——最后的圣人

我刚买了一本书，来的飞机上正在看，是《陶行知——最后的圣人》。陶行知是很多教育家的偶像，陶行知自己也有偶像，是清朝的武训，他是一个乞丐，但通过卖艺的方式挣来钱做义学。陶行知知道武训的事迹后，就觉得教育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都可以做，教育不需要那么好的条件。所以陶行知做的育才学校在抗日战争炮火纷飞的年代依然在培养人才。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想让他当教育部长。他是在1946年56岁时去世的。据说他是第三个被谋杀者，已经上了名单。因为知识分子都是铁骨铮铮，可以拍案而起的。第一个被杀的是李公朴，第二个是闻一多，第三个就是陶行知，但是还没有到仇恨他的人开枪，他自己心脏病发作去世了。这本书一些地方让我特别受启发，觉得可以与大家分享。

比如陶行知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和白崇禧见面，白崇禧提出了一个打仗的全面战术，陶行知就想既然有全面战术那就可以有全面教育。所以他提出一口号：要有全面教育来配合全面抗战。这个全面教育有七个方面：第一，拓展空间，不能只办后方教育，要把教育扩大到敌人后方、全中国、全世界去；第二，扩大对象，不止注重青年教育，而且要顾到老人与小孩的教育；第三，特殊教育，比如伤兵教育、难民教育，也就是说伤兵和难民也是应该受到教育的对象；第四，随时随地教育，哪里有百姓教育就跟到哪里；第五，教育与服务结合，扶老携幼也是教育；第六，专业研究与实用技术结合，注重应急；第七，生活教育。

恕我直言，我觉得陶行知提出的七个方面，比最近教育部颁发的“十二五教育规划”要全面得多，更准确，表述更清楚，更有人情味，更好操作。我们所有搞教育的人应该好好研究研究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论，并且他确实是在这样做。

有这样一个故事，陶行知有一天和朋友吃饭，发现外面有几个叫花子，等着他们吃完吃他们的剩饭。陶行知就把这几个小叫花子叫进来：“吃，你们吃吧。”他们吃完了后陶行知就问，你们这里有识字的吗？他们说有，有一个叫花子年龄稍微大一点他认识字。陶行知说，你给我念几个字。他就把墙上的标语两行全都念下来了。陶行知就说多好啊，你可以当小先生，可以教其他那些跟你一块要饭的孩子，让他们也受到教育。那个孩子说可以，但是我没有课本。陶行知说标语就是课本，而且是大字的课本，满街都是标语，你把每个标语都教他们认识，那就认识不少字了。我觉得现在都切实可行，因为咱们标语太多了，好多字我都不认识，如果我们把墙上写的字都认识了那就有学问了。然后那个孩子说我没有笔和本。陶行知说，行，你这不就是笔（手指）吗，这不就是一、这不就是二吗，这就是笔，如果你要有一个桌子，蘸上一点水那就是书法。孩子们觉得陶先生说的非常有道理。然后陶先生说，今天我先来给你们当先生，我先教你们一回，听说过排队吗？他们说没听说过。陶先生说排队是按大小个，小的站前面大的站后面，现在你们站成一队。然后这七个小叫花子就排成一队，向右转、齐步走，走了。这是陶行知先生信手拈来的教育。

读书，行走，学习

《论语》开篇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记得最早我的老师跟我讲的时候，他说就是你学习然后你还不断地复习，多快乐啊。我说简直瞎说，学习就够难受了，还复习，怎么会有快乐呢，肯定不是这个意思。现在我看了各种各样的说法，我比较同意这样一种说法，就是随时随地地学习，有一个机会就学习。我今天进了这个屋，去了那个屋，再到了这个屋，大概20多分钟的时间学到了很多很多。我见到一个诗人，他让我知道什么是坚持，现在写诗可不是挣钱的职业，他还在坚持。我见到一个画家，他有很好的基本功，但是他在创新。我见到楼先生，每次见到他我都能听到他又在做什么样的慈善，让我对这个国家和企业家另眼相看。我知道这个社会有很多有良心的人。然后我见到了我们很多市民代表，他们对我那么热情，像对乡村教师一样的热情，让我感受到人间的温暖，这就是学而时习之，这就是在学习。

我们乡村的教师还应该跟孩子们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个过去也有错误的解释。最早我们老师这样解释：一个人要想成才，要想走上台没发言观众就欢迎你，怎么办呢？你得读一万本书，然后再行一万里路。我说，那个时候上台鼓掌你都听不到了，那得费多少功夫，读一万本书，然后再行一万里路，回来起码八十五了。我认为古人是说让你二者选其一，你可以读万卷书，也可以行万里路，你得到的收获是一样的。也许我们乡村教师，我们贫困地区的孩子没有读万卷书的机会，因为那得读到博士后，眼镜片这么厚，才能读一万卷；但是他们可以行万里路。

爱是最好的教育方法

要教会咱们的孩子们不要自暴自弃，不要自贱，人最怕的不是别人看不起，最怕的是自己看不起自己，没有比这个更难逾越的。教书育人，我们学怎么育人。再看看陶行知先生在重庆日军大轰炸的时候办育才学校，看看他是怎么教育孩子的。他这个学校有一个孩子叫王友，是非常淘气的孩子王。有一次陶行知看见他用土块砸同学，就制止了他，跟他说：“王友，你放学以后到校长室来。”放学以后陶行知从外面办事赶回来，这个王友就在校长室门口等着他。陶行知把他叫进校长室，从兜里掏出一块糖给王友，说：“这是奖励你的，因为你按时来了我迟到了，所以我奖励给你一块糖。”王友接过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陶行知又掏出一块糖，说：“这块糖也是奖励给你的，因为我不让你用土块砸同学你马上就住手了，说明你很尊重我。”王友就接过来。陶行知变戏法一样又掏出一块糖，说：“我已经调查过了，你用土块砸的那个同学是因为他不遵守游戏规则，他欺负女生，你砸他说明你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所以我再奖励你一块糖。”

话音还没落，王友就捧着这三块糖哭了，他没想到陶行知用这样的方式对待他。他说，校长我错了，同学再不对我也不能对他采取这种方式。陶行知听完了以后笑了，又掏出一块糖，说：“为你能正确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再奖你一块糖。”然后告诉他现在我的糖没了，咱们的谈话也结束了。这是陶行知四块糖的故事。我们做老师的，做家长的有没想过用这么聪明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孩子和学生？这个可能会影响孩子的一生，影响他的心灵，会让他知道怎么对别人，怎么对事对人。我的语文特别好，好到什么程度？我们高考的时候老师说是35分钟以后才能交卷，我35分钟的时候作文都弄完了，所有的题都答完了。等到老师说可以交卷了，我马上站起来交卷，因为我要争这个第一证明自己语文特别好。实际上分数下来也没考多少分，就是交卷交得快。但是我的数学特别差，高考的时候，所有的同学都交卷走了，我还在那儿埋头研究数学，因为打开卷子一道题都不会。我至于笨到这个程度吗？原因非常简单，我上小学时语文老师没事就夸我。

我写的作文其实也是有套路的，学校运动会，我就说枪声一响运动员像离弦的箭一样，然后老师就在底下用红笔划一下，打一个感叹号写着“精彩”。我就觉得我和鲁迅差不了多少，年龄比他小，文笔差不多。又写了两年，老师放学后把我留下来，说明天上作文课，作文题叫“我的一天”，你先写一篇，明天上课我给同学当范文。我回家就什么事都不干，饭也不想吃，觉也不想睡，在那里写这个作文，绞尽脑汁地写。写完了第二天一上课赶紧交给老师，老师就拿着说，今天咱们作文的题目是“美好的一天”，现在我先给大家念一篇范文，这个范文是崔永元写的，然后他就声情并茂念一遍。我就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觉得确实和鲁迅差异不大，起码学起来很高兴。 

数学是这样的，大概三年级的时候我们班调来一个女生，坐在我的斜对面，上课的时候我就经常看她，这也不怪我，因为她太漂亮，老师在讲什么就没听进去。有一次我正在看她，老师就叫我：“崔永元，你来答一下这道题。”你说我那个时候是多纯情，没有听到，结果老师就拿一个粉笔头直接打在我脸上，全班同学哄笑，我莫名其妙。老师让我站起来，“我刚才问你什么了？”我说不知道。然后老师说：你把这道题答一下。我脑子早就忘了，答不出来了。就从那天开始，不要说上数学课，只要见到数字就含糊，数学就再没有希望了。

这就是教育方法，我们每个老师手上有无上的权力，可以给一个学生开一扇窗和一条路让他大踏步前进，也可以直接扼杀他。就用我们老师这个方式，用粉笔砸他一下，侮辱他一下，然后说你永远不行，你一辈子写不了好作文，你就没有写好作文的命，看着你就不像会写作文的人，他就完了。我觉得教书的技巧可能对老师来说很重要，同样一个课，这个老师讲的那么好，那个老师讲的我们不爱听。但是我觉得教育的方式更重要，为什么？教书可能是培养才子，而教育是培养公民的。我们对孩子采用不正确的教育方式，摧残他的心灵，让他成为一个人格不健全的人，他一定会“回馈”社会的。到网上去查查，这样的孩子长大了以后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回馈”社会，他可以拿一个刀子到幼儿园，把素不相识的十几个孩子每人捅一刀，他可以在超市里你购物的时候制造一起爆炸案。追根溯源，我认为都跟教育有关系。

因为教育是由三部分组成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而人的健康也是由三部分组成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情况良好，这是联合国的标准。我们去查这些人，一定在这六个方面在哪儿出了问题，这个时候我们仅仅去指责他是不够的，要反思我们的教育出了哪些问题。

乡村教师培训值不值？

现在是一个张扬个性的时代。我记得我刚开始办乡村教师培训时，把乡村老师请到北京，像这次在上海这样。好多人就问我，说你办这样的活动没想过它的副作用吗？乡村老师看完城市的生活是这样，他们还能安心在乡村待吗？你不是破坏教师队伍吗？我说我不是这样想，我认为如果一个乡村老师禁不住这样的诱惑，他早晚会离开这个岗位，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我们尊重每个人的选择，这是文明社会。但是我觉得我们培养50个、100个乡村教师，如果有1个人在这个培训过程中受益，他就会影响几十个、上百个孩子，这个事情就值得。

再者，经过这个培训，乡村老师不想当老师了，去打工去干别的，他也不一样，因为他受过培训。什么叫合格的公民？可能有一点刺耳大家别不爱听，这个社会分工就是这样，有的人当总理，有的人当副总理，有的人在小区里当保安，有的人在街上扫垃圾，这是社会分工，但都需要合格的公民。你不希望你们小区里是一个服务态度很好，很有教养的阿姨开电梯吗？你不希望清扫小区的员工是一个很有职业素养，知道怎么把小区打扫得干干净净，而不是对付、把能弄到下水道里的都推到下水道里的人吗？

我们现在还没有真的到文明社会，文明社会是没有职业歧视的。我采访了美国的前教育部长，他住的别墅花园洋房非常好，他的邻居是水管工，房子跟他的一模一样，蓝领，但收入并不低，社会地位也不低。我说，你是教育部长，你能不能跟那位水管工说，“哎，我们家下水管道坏了，你来给我修修？”部长说，绝对不可以。为什么？水管工有维修单，有一个先来后到排的顺序，排到你才是你，而且是约定的时间。比如说早晨8点钟到你们家去修，如果8点钟我去你家你不在，9点钟你才在，对不起，你重新排队。

他们培养孩子也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我采访一个美国的卡车司机，我说你什么时候有了这个理想要当卡车司机？他说六岁，然后就一直奔着这个目标努力。因为他想开卡车的话不一定非得上哈佛大学，他可以上汽车职业培训学校、汽车修理学校、汽车制造学校，还可以把这些学得非常精通。他的卡车非常漂亮，里面有厕所，后面还有洗澡间，像一个流动的家。我问，你为什么要当卡车司机呢？他说：“我想走遍整个美洲。”开车运输的过程中看着美好的风景特别快乐。他半辈子就做这个事，把整个美洲都游览了一遍，再选择做下一个职业，这是没有职业歧视的。

我们现在做不到，我们现在分三六九等，这只能说明我们社会的文明程度还不够。比如说大家觉得主持人这个职业很好，它也分三六九等，你是不是十佳，是不是最优，你有多大名，你长得好看不好看，还给你分呢。大家觉得歌星挺荣耀，报纸上公开地说一流歌星、二流歌星、三流歌星，出场价还不一样。我们中国人热衷于把所有的事情都分成三六九等，什么时候不分了就文明了。当然这也需要物质方面的极大改善。

总而言之一句话，面对各位老师，我仰慕你们，发自内心地尊敬你们，因为我觉得你们干的这个事情是对整个国家、民族都有益的事情。 

作者系知名主持人。本文系作者在首届朗天乡村教师吉祥之旅结业典礼演讲的后半部分，由钱文忠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