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江海波 发表时间 | 2011–2–15 来源 | 中国经营报
【江按】
改革未竟，改革者却已纷纷飘零。
2022年4月12日，中国改革开放重要历史当事人、深圳大学创始人、老校长、建筑学家罗征启先生于深圳逝世，享年89岁。
罗征启先生是中国改革开放无法绕过的重要历史当事人，他于深大所开启的改革，其意义已不限于对大学改革，对整个中国教育体系改革，乃至中国未来之路该如何抉择，皆当有深刻启发。
纵观中国近现代、当代所有改革者，他们身上几乎皆具两种品质：智慧与勇气。而后者，尤为稀缺，甚至可以说，某种意义上，二者之间可以直接划上等号。因为，没有勇气的智慧，绝非真智慧，而没有智慧的勇气，只能是莽夫之愚勇。
笔者曾在一篇题为《特区该作担当者 不为世俗牟利人》的评论中说：“在当年的深圳，无论是中央的决策者，还是当时广东、深圳的要员，都深知深圳开设特区不仅仅是机会，也同时要面对巨大的政治风险。而今，从各地蜂拥而至争当特区的局面来看，“特区”渐渐只具有一种单向的含义：改革者的担当角色少见了，易之为世俗的牟利者之嫌增加了。”
今日之中国，要推动社会持续走向未来，避免在“历史三峡”的汹涌中一波三折，仍需智勇双全之士站到潮头瞭望，仍需智勇双全之士跳入大浪中保驾护航。
P.S.：本文撰写于12年前，系笔者报道朱清时先生创办南科大遭遇困境一事所采写的一组全景式稿件（《朱清时突然缄默 南科大前途莫测》）的其中一篇，当时写此稿目的是让读者对其时南科大改革乃至整个中国高校改革所遭遇的困境有一个纵深的比较与全面的认识。当时因版面限制，有大量删节，此为写作时之完整稿。
以下为2011年写作之原文：
在建中的南科大，其校门的对面就是同样在建中的深圳大学新校区。此时此地，与朱清时唱 “同台对手戏”的正是深圳大学的校长章必功。
对朱清时来说，他的任务，是要试图冲破现有的体制框架，以“回归大学精神”的理想，建立一座全新的“理想国”大学，他的征程，更像一场力图打破旧体制的“破冰之旅”；而对章必功而言，他掌舵下的深大，其本身就已经与旧体制凝固在一块，不仅有僵化板结的陈规需要去挑战和应对，更有深大自身的累累包袱与沉疴需要背负，他的改革，更是一场需要持久的热情与耐心的“融冰之旅”。
含着“改革”标签出生的大学
朱清时应该羡慕那时的深大创办者。南方科技大学筹建至今，三年光阴已经过去，朱清时仍然在围绕“准生证”、“招生权”、“学历认可”、“学位许可”等问题纠结不已。而当年，深大从提议创办开始，仅用了5个多月时间就正式招生开课。
那是一个改革激情肆意燃烧的年代。1983年初，广东的一些老教育家和深圳的一些领导，提议创办深圳大学，5月份，即得国务院批准，7月开始招生，8月录取学生，9月27日，深大即得正式宣告成立（起初校舍借用保安县委小院和电大的教室，次年9月迁入新校区）。
深大的创立，除了校区建设速度之快，被小平同志成为“深圳速度”，更有多项开天辟地的创举，至今为人们乐道。如，在大学生是“国家干部”的那个年代，深大就率先提出“毕业不包分配”，以及直选学生会干部，成立“学生法庭”，创建“学生银行”等“吃螃蟹”行为，这些做法现在看来亦为罕见的创举。
毕业不包分配，增强了学生的主动性，也增加了老师的教学压力。随后，深大就在全国率先推行了“学分制”、“选修课制”、“双学位制”。学校还规定，学生给老师上课打分，不受欢迎的老师，学生可以选择不上这门课。
与此同时，学校也给予了各院系与老师充分的开课自由，以使专业与课程更灵活，更面向社会需求。
深大老校长罗征启回忆说，深大最初的学科是由清华、北大、人大等高校各自的优势学科组建的，老师来自这些高校最富时代激情的人。他说，当年中文系主任乐黛云老师让学生暑期去找解放军学开汽车，最后一个学年大部分课改为英语。教务处知道后过去找他，他就说，其他学校中文系学生毕业后分配是有保障的，我们没有，中文系的学生毕业后没事干，你负责还是乐老师负责？来者不说话了。罗征启说，中文系当时培养学生的第一目标是高级秘书，高级秘书必须是中英文的，必须会开汽车，学校就同意系主任这么做了。
作为全国首个不包分配的大学，深大承受巨大的学生就业压力，它必须让自己的“产品”符合市场的需要。因此，学校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与实践能力。
因此，校长罗征启从一开始就把许多服务与后勤工作交给学生去管理，如成立“学生智囊团”，校长、各系主任的秘书清一色由学生轮流担任，“学生幕僚”直接参与学校的高层决策；又如学校的商店、洗衣厂、食堂等一些与学生服务有关的机构，也均由学生勤工俭学的方式运营。
为真正体现完全的“学生自治”管理学校，深大让法律系学生组建了“学生法庭”（后为避嫌改名“学生自律委员会”），对违纪违规的学生进行“裁决”，一改过去“老师管学生”的教育模式。法庭有完整的调查、一审、二审等程序，校长罗征启有最终否决权，但直到他后来离开深大，都从未动用这一权力。
深大校区距离市区很远，周边又没有银行，学校决定自己成立“学生银行”（正式名为“深圳大学信用社”），后来获得中国人民银行的考察通过，还特别补发了金融许可证。从罗征启第一个存入2000元起，到后来1995年合并到深圳城市合作银行时，其管理的资金已达1.5亿元。
深大的种种惊人之举，引发了全国媒体的集中报道，并在全国高校界引发了研讨深大改革的一波又一波浪潮，深大的名气直逼清华、北大。这股浪潮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随着罗征启与主要改革派干将纷纷离开学校，深大的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最终黯然落幕。
妥协式改革的无奈与代价
20多年前，锐意革新深圳市委领导班子就向深大创办者提出：“建立一个新的大学，而不是建一个旧的再来改革……”
未料一语成谶，20年过后的今天，沉寂多年的深大，不得不从“一个旧的”大学开始自己的“二次改革”。
而今天深大的这一轮改革，一方面有校长章必功的个人理想，另一方面有来自深圳官方朦胧苏醒的改革意志——由国务院通过的《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以国家文件的方式要求：“加大对深圳大学的支持力度，进一步扩大办学自主权，推进治理模式改革，创新内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努力把深圳大学办成高水平、有特色的一流大学，为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探索新途径、新方式。”
但今日深圳之改革，却注定要背负一个不堪重负的包袱，这个包袱，正是中国各个领域改革现状的一个缩影。校长章必功自己亦坦言，深大的这一轮改革，时长可能要拉到20年以后。
“20年以后”背后的意思是：“现在40岁的教师，20年后就退休了”，消化现有的存量，需要20年时间。
面对强大的现行教育体制，以及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章必功选择了相对比较温和的渐进式改革道路，“不可能使用休克疗法。”章必功非常清楚，他所推行的改革如果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得到学校“大多数人”的支持。
熟悉中国高等教育的人都知道，当下中国高校，课题与职称乃至行政之间，已然形成了一套稳定的利益系统。如果要进行彻底的改革，则必须打破这个利益体系，但几乎所有的高校改革者，都不敢触这个雷。
如早在2003年北京大学进行的那场“非升即走”（即讲师不能晋升副教授，副教授不能晋升教授将会被解聘）人事改革，后来因引起轩然大波，遭到青年教师的集体反对而最终不了了之。
法学家杜钢建分析说，北大的改革并没有触及到高校内部管理制度中的一些关键性的、根本性的问题，而是拿一部分“弱势群体”（讲师、副教授们）开刀，保护了一部分既得利益者（教授），这对一个学校的学术创新能力只能带来负面的影响。
杜钢建说，“任何一次改革，都会涉及现存利益的调整和分配，而北大这种几乎不触及既得利益的改革只能是跨出一小步，也显示出了改革者的无奈与底气不足。”
事实上，深大的人事改革思路，与当年北大的改革思路一脉相承，唯一不同的是，深大采用了“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而“新人”，则是指新人事改革方案公布实施以后进来的人。应该说，这是一个更为保守的策略。
2009年在广州举行的一场小范围的教育改革研讨会上，深大副校长李凤亮向与会者介绍了深大正在进行中的人事改革，不料遭到来自华南师范大学袁征教授的猛烈批评。袁征认为，深大的人事改革，将严重损害年轻教师的利益，让年轻教师毫无尊严，只能更加去努力靠近权力，向行政示好，长此以往，深大必将丧失对年富力强的年轻教师的吸引力，让深大自我边缘化。
批评者指出，这种“半吊子”的人事体制改革，丝毫不能撼动强大的体制，反而可能被后者吞噬，改革者、年轻教师与学校，悉皆成为体制的牺牲品。这也是“避重就轻”的局部小改革的无奈与代价。
厘清政府、高校关系的系统改革
在改革动力日益失却，而阻力越来越大的今天，即将退休的章必功，一边妥协，一边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深大推向改革的前台。
人事改革被深大视为改革的突破口。尽管最终的人事改革方案作了种种妥协，但亦并非全无可取之处，如从教师到行政干部，实行“全员聘任，签约续聘”，打破传统的身份观念，换句话说，从现在开始，深大再也没有什么各种级别的“国家干部”。章必功认为，人事制度是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只有人事改革做好了，才能唤醒教师，教学改革才能得以推进。
为了推进今天的人事体制改革，早在3年多以前，深大就有针对性的设立了两个委员会：“教授人事工作委员会”与“教授财经工作委员会”，前者专管学校的师资建设，后者专管教学、科研资金的分配。用章必功的话讲，这两个委员会都是由“布衣教授”组成，不让校长、院长及有行政职务的教授介入。章必功认为，这两个委员会，保证了教师队伍素质的提升，亦保证了资金分配的公平，亦杜绝了资金被挪用的现象。
按照《深圳大学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总体方案》，深大将推动包括人事改革，高端人才引进、培养与管理机制，教育教学改革，科研与学科建设，“学术主导”的内部管理体制，以及“立法办学”、建立立足“自主办学”的高校法人治理结构等6大方面的改革。
其中，“立法办学”、“自主办学”是除人事改革之外的另一大亮点。众所周知，大学缺乏自主办学权，是当下阻碍高校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深大而言，其学位授予、学科设置、专业设置、招生等，需经国家教育部于广东省教育厅审批，而投资、人事、基建等，则受深圳市具体管理。
尽管《高等教育法》已经给予了高等学校不少具体的自主权，但是具体落实情况很不理想。章必功说，当下中国的高校缺乏一个“高等学校法人财政制度”，学校为吸引人才需要房产不能向市场购买，只能等政府分房，甚至购置一台电脑都要等待三个月，财、物完全由政府控制。
如本科专业设置，需要全国评审，可能要花5年时间才能申请下来，这就导致高校根本无法根据市场需求灵活设置专业。章必功认为，高校并非需要不切实际的自主权，但至少应该把组织教学的权利还给学校。
深大副校长李凤亮说，深大的改革设计里，也提出了一些政府与高校关系的调整思路，未来，或将由深圳市人大立法颁布《深圳大学条例》，效仿香港高校“一校一法”的做法。据悉，深圳市政府部门亦有这样的意向，包括筹建中的南方科技大学，亦采用这样的办法。
李凤亮说，资金方面，深圳也有可能像香港那样，成立“大学拨款委员会”。据悉，这个提法，在“深圳市十二五教育发展规划纲要”讨论稿中曾有论述。
（文中一些新闻当时人早已不在现岗位，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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