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叶匡政 写作时间 2009-09-30 来源 | 作者著作《格外谈》
印象比较深的，还有宿舍区南边的公交公司，每到晚上，马路边就停满了各种公交车。那些公交车像奔波一天的浪子，到夜晚精疲力竭了，迷茫地待在路边发呆。色彩斑驳的车身，残存着白日的热情，月光被车窗倒映着，碎了满地。
写下“合肥”两个字，才意识到我和这个城市关系的复杂。对于我，它就像一个缠得太紧的线团，要找到一个清晰的线头解开它，确实非常难。
我离开合肥时，32岁。那些年，我骑车走过大街小巷，没有一处景色我不熟悉。如今回去，却发现它在一点点地变得陌生。那些生活在合肥的朋友，会把变化欣喜地指给我看。我当然想故乡变好，但又分明感到一种不安。这个城市中，我熟悉的印迹越来越少，它还是我的故乡吗？那些消失的景观，是我生活和精神的一部分，它们的消失，是不是意味着一个人在被慢慢逐出故乡？只有在那些熟悉的地方，我才觉得，故乡还是我的。
我曾经认为，合肥是我一个人的。这句话并不狂妄。我用了6年时间，写作一个城市，为这个城市写过几百首诗。我不知道，有哪个诗人这么做过，但我确实做到了。从1993年开始，直到1999年我从中挑了一部分诗，结集出版了《城市书》，这一行为才算结束。当年我没有胆量把诗集称作《合肥书》，但它确实又是关于这个城市的。那些年，我常对朋友说，我走在合肥街头，已很难发现有什么是我没写过的了。这话有点夸张，但说明我对故乡已经烂熟于胸。大多在我记忆中有痕迹的地方，我都在心中清理过它们。那6年，合肥就像摆在我书桌上的一个模型，每天我都要研究一下自己和这座城市隐秘的关系。
如今翻开诗集，我能清楚地记得，每首诗说的地方。有一些在诗题中就有了，比如银河菜场、第二粮食仓库、工厂区、益民街、工业展览馆、大通路、环城公园、合钢厂区、砂轮厂、铜陵路废品收购站、东门公交公司停车场，有一些虽没有标明明确地点，但我知道它们说的是何处。那时候，我的愿望很单纯，既然合肥在我的生命中贴下了这些标签，那么我要通过感受这些标签，来发现我和世界的关系。我慎重地记下了我对这个城市并不连贯的记忆，它即是我的自传，又像是我与一座城市的关系史。
我最初把这个城市写进诗里，是想认清自己的面目，我只是在回味自己。但在我重新拆解这个叫做故乡的地方时，我不自觉地踏上了一条漫无尽头的内心旅途。我每天像在高烧中，清醒时便匆匆记下自己旅途中的感受。这是我自己的精神地理学，独一无二，透着幸福和孤独的幽深。我在清理与这个城市的关系时，才真正触摸到时间这种物质。和我有关的一切在消逝，而诗歌成了通向它们的桥梁。或许我们感受永恒的方式，就是明白自己在地上的受难，我那时确实这么想。所以我着迷自己的行动，哪怕只是在脑子里、在纸上，没有过丝毫的厌烦。
最让我惊讶和迷恋的，是我童年和少年时生活过的工厂区。它在合肥东区，因母亲在一个水泥制品厂做医生，从3岁起我便住在那里，16岁搬离。在庞大的宿舍区周边，有无数工厂，出门就是搪瓷厂、粮食二库，不远处是面粉厂、软木厂、砂轮厂、针织厂、塑料厂，再远是水泥厂、纺织厂、矿机厂。我的整个童年，都漫游在这些灰色而巨大的厂房间。那些搪瓷、塑料和软木的废弃品，是我们的玩具。那些高耸的粮食堆、原料堆，是我们的儿童乐园。最奇特的，是在水泥厂和搪瓷厂宿舍区之间，有一片面积很大的垃圾堆，有各种工厂废料，也有生活垃圾，却成了我们的广场。放学了，我们在这里烧火玩；春天了，会在这里放风筝。记得那是周边唯一可以自由使用的空地。
我住在一幢三层红砖楼里，是那种开敞式的走廊，每家连在一起。我家在二楼最东头，东边的窗外，是我上小学的操场，窗子正对着一个造型浑圆的大杨树。那幢楼里，除了我父母是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大多是工人家庭。邻里关系表现的还是那种乡间的纯朴，大家生活虽然清苦，但处处都透着生活的欢喜。吃饭时站在走廊上，除了能听见各家厨房的煎炒之声外，就是父母大声呼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谁家做了稀奇的好菜，或是包了饺子、蒸了包子，总会给邻居送上一点。谁家来了客人，别家的阿姨、叔叔也会来问候、闲聊一番，了解一下外间世界。谁家的父母有急事，邻居自然会担起照顾孩子的责任。人世的一切好，似乎都在这寻常的嘘寒问暖之间得到了体现。可以说，我对合肥人的了解，全部来自这些年的记忆，他们慷慨活泼、知情知义。
印象比较深的，还有宿舍区南边的公交公司，每到晚上，马路边就停满了各种公交车。那些公交车像奔波一天的浪子，到夜晚精疲力竭了，迷茫地待在路边发呆。色彩斑驳的车身，残存着白日的热情，月光被车窗倒映着，碎了满地。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这是晚上最适合玩耍的地方。早有大孩子弄开了一些车门，躲猫猫、闲坐聊天、扮演司机和售票员，成为我们总也玩不厌的游戏。直到看车的大爷捉我们，大家才一哄而散。大爷只是假意地大声嗔怪几句，并不真的追来惩罚我们。因有了这个经历，直到今天在路上看到公交车，还觉得它们是有灵性的动物，只是它们喜怒哀乐，常人无法察觉而已。
16岁时，我们家搬到了市中心，我的窗子正对着当时这个城市最高的建筑物大钟楼。当时让我骄傲的是，这幢楼是在我父亲的指挥下建造的。所以楼一盖完，父亲就带我们登上了钟楼的最顶端，看整个合肥市。我每天能听到它的钟声，这才发现我是生活在城市中。当时我们住的房子是一梯两户的，家中有电话，然后我却感觉到了与合肥的一种隔膜。我看不到别人的生活，童年的玩伴也联系得越来越少了。我发觉，我的精神一直停留工厂区的那片土地上，从来没有离开过，能将我唤醒是那些瓦砾和钢铁，是那些蒸汽和机床的轰鸣，是那些长着坚硬而粗糙的老茧的大手，是那种单纯而快乐的激情。
从那时起，我才发现合肥还有另外一个面貌，我甚至无法对这个新发现的城市，提出任何问题。它有美丽的环城公园，它有安静的居住小区，它有大商场和大饭店，过去我住在工厂区时，从来没认为这些事物与我有关。然而，它们却在我的生活中降临了。对这另一个合肥，我最初是迷惑的。我想，我过去的生活在这里人看来，一定是粗俗而平庸的，连讲话的口音，我们都有细微的差别。原来，我的童年都生活在合肥的边缘地带。在城市中的漫游，从这时才刚刚开始。
这一个新的合肥，让我学会了自我审视，把我一次次卷入到内心生活中。我常会陷入回忆，有一种对过去时光的饥渴感。我走在洁净的街道上，走在清爽的公园中，心中想的却是机床和厂房那冰冷的轮廓，像有千万粒废屑在胸中撞击。我知道，我习惯的是那片土地，是那种有些酸楚的体验。我像一个走在他们中间的陌生人，我不知道还有谁像我这样生活在这个城市中。我学会了用诗歌来清理自己，这是我给自己的任务，我要让自己在这座城市中不迷路。
当我准备出版诗集《城市书》时，遇到了诗人梁小斌。我发现他在这个城市过着同样的内心生活。只不过他在用随笔，清理与这个城市的关系。我们大多数记忆都来自合肥，所以不愿从这种生活中退却。很多时候，合肥对于我们就是整个宇宙，我们那么多年的生命或感受，与这里的人与事息息相关。我们又怎能对之视不见呢？后来梁小斌在这本诗集的序中写道：诗人，归根结底必须在得到哺育的环境中成长，所谓城市的空洞、虚无、喧嚣和孤独感都是不利于诗人成长的恶劣环境，这实在是习惯思维里的俗见，我看见匡政在其间却净化了自己。梁小斌认为，我们精神真正的源头不是用舌头和肉眼来识别的，需要常年累月在生活之地的心灵游历。我们曾有过一个共同的游历之地，那就是合肥。
这几年，聊起各自生活，竟发现我们还在同一个地方生活过，那就是合肥工业大学的校园。我3岁前住在这里，那时母亲是这个大学工宣队的医生。而梁小斌30岁前，也一直生活在这个校园中。可能是因为我们对合肥有过太多的体验和思考，反而觉得有了离开的必要。也许只有这样，故乡才不会成为我们记忆中一个乏味的王国。于是，我们又前后离开了合肥。前几天见到梁小斌，我还和他谈起我对合肥最初的记忆。那是在合工大的一个山坡上，阳光归照着落地金黄的落叶，我穿一件碎花棉袄，在捡拾柴禾。据母亲告诉我，我那时迷恋捡柴禾，直到搬家都没用完。有一大筐柴禾，还搬到了工厂区的新家中。
写于2009年9月30日
原题 | 我与合肥的精神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