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MARIA KONNIKOVA 译者 | 陈宁子 发表时间 | 2016-01-07 来源 | 纽约客
这些结果带来了一些非常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只有一些特定国家的孩子会因占便宜而困扰？他们是因为在意“公平”这件事才拒绝这些有倾向性的好意的吗？还是因为其他什么更不明显的原因？
一群棕色僧帽猴正坐在笼子里。他们的饲养员时不时给他们一些游戏币，这种币可以用来交换食物。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相对于黄瓜，僧帽猴更喜欢葡萄。所以当不平等出现时会怎样呢？比如使用同样数量的游戏币，一只猴子可以得到黄瓜，而另一只可以得到葡萄？
Sarah Brosnan和Frans de Waal 2003年进行了这个主要以雌性僧帽猴为实验对象的实验。实验中他们发现，猴子非常讨厌处于不利的位置。独处的猴子吃葡萄或黄瓜都很愿意。但当一只猴子发现她得到了一片黄瓜，而她的同伴得到了一个葡萄的时候，会表现得非常愤怒：她也许会把那块黄瓜从笼子里扔出去。Brosnan和Frans de Waal总结称，一些灵长类动物：“厌恶不平等”。他们不喜欢吃亏。心理学家有一个术语描述了这种状态：“不利不平等厌恶（disadvantageous-inequity aversion，简称D.I.）”这种在比别人得到的少时表现出的本能的恶感，存在于猩猩和狗身上，当然，也存在于人类身上。此种现象似乎从幼年就开始出现了。心理学家Alessandra Geraci和 Luca Surian 发现，比如12个月大的婴儿就会更喜欢有公平意识的卡通动物。
不过其实，对于人来说，厌恶比别人得到的少只是不公平的一种情况。和其他的动物不同，我们有时会拒绝比别人得到更多的东西。事实上，我们会有“有利不平等厌恶（advantageous-inequity aversion，简称A.I.）”。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甚至会放弃一些好东西，因为我们比其他人得到的更多。在那些情况下，我们试图去确保物品的分配能够维持公平。我们也不希望占便宜。
这样来看，我们对于吃亏的厌恶是天生的，因为其他动物也有这种厌恶。对于心理学家来说，问题是我们对比别人获得更多的厌恶是否也是一种天性，或者，它是后天从社会行为中习得的。心理学家Peter Blake, Katherine McAuliffe, Felix Warneken和他们的同事们发表了针对这一问题进行的实验的结果。他们的研究覆盖了7个国家：印度、乌干达、秘鲁、塞内加尔、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以将近900名4到15岁的孩子为研究样本。他们分析了是否有利不平等厌恶（A.I.）在所有的文化当中都会出现，以及如果会出现，在不同的国家是否表现为相同的形式。
他们的方法相对来说很简单。他们让两名孩子坐在桌前，每个人面前放着一只空碗。在每个空碗上有一个托盘，实验人员在盘子上放了实验用的糖果。通常情况下，她会将糖分成不均等的两份：比如在一个盘子里放4颗，而在另一个盘子里放1颗。作为被试的孩子就面临了一个选择。她可以选择拉动绿色的把手以表示接受提供的糖果，并让糖落入自己的碗中，或者她可以拉动红色的把手来表示拒绝，让所有的糖落在第三个放在中间的碗里。这个碗是不能动的。
研究者发现，世界范围内，当糖果数量倾向对方的时候，孩子们更可能选择拒绝。（这就是说，他们拒绝处于不平等关系中的下风，也就是D.I.状态）他们也发现，一部分年纪更大的孩子会拒绝更利于自己的安排。这一切都没什么可惊讶的。A.I.在成年人当中多次被发现过，较早的一项由行为经济学家George Loewenstein和他的同事们进行的研究表明，多达66%的被试者不喜欢比别人获得更多的东西。令人惊讶的地方在于，只有三个国家的孩子表现出了A.I.的行为：加拿大、美国和乌干达。在其他的国家：墨西哥、印度、塞内加尔和秘鲁，孩子们享受这种不平等带来的快感。
这些结果带来了一些非常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只有一些特定国家的孩子会因占便宜而困扰？他们是因为在意“公平”这件事才拒绝这些有倾向性的好意的吗？还是因为其他什么更不明显的原因？
回到更简单的例子，也就是D.I.会有些帮助。拒绝处于下风的不公平有许多原因，相对而言，一些原因更为明显。当然，D.I.是不好的，因为你得到的糖更少。但这在社交方面也是有害的，因为这代表了地位的降低。事实上，当孩子拒绝那些对自己不利的提议时，他们通常最在意的是自己的社会地位，而非糖果本身，或者像“公平”这样的抽象概念。这与对错并无关系，而是关于自己：我在这个场合里做得怎么样？
社会地位在拒绝不利不公平态度上的重要性曾在数个实验中被聪明地体现出来。在一项研究中，心理学家Mark Sheskin, Paul Bloom和Karen Wynn让参与实验的孩子在得到一个游戏币并把一个币给别人，或者得到两个币，但给对方三个之间做选择。“你也许会认为他们会选择后者，因为这样双方都能得到更多”，Bloom在他的《只是孩子们》一书中写道，“然而通常情况下，孩子们会选择第一个选项——就是每人一个游戏币——确保他们不会比别人得到的更少。”
在这一研究的另外版本中，Bloom和他的同事们提供了两种选择：每人两个游戏币，或者给被试对象一个游戏币，不给她的对手。五岁和六岁的被试者更喜欢第二个选项：就是说，他们为了比对方得的更多，宁可放弃一个游戏币。“我们对比别人得的更少有一种天生的厌恶——而不是讨厌不公平，”Bloom告诉我。孩子们的行为并非与是非观念有关；正好相反，Bloom相信，这更像是被某种类似憎恶的因素驱动的。此种意图也很明显：我想要占据上位。糖果的绝对数量并不如我的相对地位重要。
如果D.I.真的是关于地位而非公平问题，那么A.I.是否也有可能和地位有关呢？拒绝一个让自己处于上风的提议，说到底也是发出了一个社会信号。如果你在一个公平和平等的观念占主流的社会，那么你表现出支持这些观点就是有意义的，即便要做出一些牺牲。你身边的那些人也许会觉得，因为你是那种无论如何都会相信平等的人，你就对社会有价值，并且值得尊重。从这个角度来说，D.I.和A.I.达到了相同的结果：确保你保持自己的地位。可能，对于大一点的，即将进入少年时期的孩子来说，地位不一定总来源于拥有更多。它也可能来源于做一个值得尊敬的榜样。
如果地位真的是D.I.和A.I.两种情形背后的驱动因素，就能够解释研究中一个相对边缘的国家，墨西哥的情况了。在这个国家进行试验的时候，很少有孩子表现出A.I.的情况，而且，D.I.比在其他社会中出现得晚很多。换句话说，墨西哥孩子，倾向于接受所有的情况，无论不公平倾向于哪一方。作者们指出，在那个特定的样本当中，绝大多数孩子已经互相认识了。或许他们已经建立了各自的声望，然后，结果就是，在实验当中发生的事对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实际的暗示。他们可以自由地享用糖果本身，并不需要在意与之相关的社会信号。
但是，即使A.I.和D.I.有很多相似之处——即使他们都和地位有关——Blake和他的同事们的研究显示，他们至少在一个基本的方面有所不同。D.I.是原生的：在世界范围内，以及动物的世界当中，比别人得到的少都被理解为一种冒犯。A.I.从另一方面来说，像是社会生活或文化的产物。在世界范围内，至少在孩子当中，这种分配表现得非常不均匀。在加拿大、美国和乌干达，研究表明大一点的孩子平均来说更倾向于拒绝利于自己的情况，而非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与之相反，在墨西哥、秘鲁、印度和塞内加尔，他们会很愿意获得更多。过去关于A.I.的研究重要着眼于所谓的“奇怪的”社会——西方、受教育的、工业化的、富有和独立的（社会）。结果就是A.I.的不平均分配并未被发现。
为解释这种不平均的分配，Blake和他的同事们提出了一些可能的原因，其中最明显的是“西方模式”。他们认为，这种对处于上风的情况的厌恶在西方社会更普遍，因为在西方，平等和抽象概念“公平”因为自身的价值被高度评价；只有在这种框架下，为公平而牺牲自己的利益才与地位有关。（近年来，西方社会的不公平问题愈演愈烈，这一现实十分讽刺，但研究者们选择并不考虑这一问题。）在较早前的研究中McAuliffe, Blake, Warneken和他们的同事发现，研究对象就算在看不到参加实验的另一方时也会表现出D.I.，A.I.只在社交情景中出现。这表明A.I.也许需要在某些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才会发生。
如果是西方文化促使了A.I.现象的出现，那么为什么这种现象在乌干达如此常见？Blake和他的同事们假设，原因存在于他们访问的乌干达人里一些特定的群体当中。他们从西方老师教书的学校里征集被试的孩童，在这样的环境下，学生们会经常与西方研究者接触。他们写道，或许是环境改变了学生们的公平观念。这一论证看起来有些单薄：难道其他的社群没有暴露在西方规范之下吗？尤其是在智能手机、大众媒体无处不在的当代？“乌干达的孩子们因为与西方范式并不相关的原因拒绝一个占据上风的提议，仍然是可能的；”作者写道：“如果事实如此，我们预期会看到A.I.现象在乌干达其它具有类似文化规范，但组织结构不同的学校的孩子身上出现。”
在“‘西方’的A.I.是什么？”这一问题背后，一个更大的问题正慢慢编织成形。社会中的何种因素可能创造一种模式，在此模式中，将自己在公众中的形象打造为一个不喜欢比别人得到更多的人是有价值的？就是在他发现某些情况下，多达百分之六十六的成年人体会过A.I.的系列实验中，George Lowenstein首先试图厘清，是什么样的情况导致了A.I.的升高。他从让被试者想想自己处于一个特定的商业场景下开始。在第一个场景下，他们和某人一起发明了一种新的滑雪板；第二种场景中，他们在和邻居分割一块空地的税收；第三种场景中，他们在一个零售大卖场和销售经理发生了冲突。在以上情景当中，他们和对方的已有关系分别被形容为正面、负面或中立的；财务关系或者平等，或是处于有利或不利的情况（这三套条件随机进行匹配）。与预期的一样，在D.I.的情况下，几乎没人喜欢比共同发明人、商业伙伴或经理获得的更少。与之相反，A.I.的情况则分布得并不均匀，在一些情况下它完全没有出现。它在发明和空地的情况下自然地出现了——如果已有的关系是正面或中立的；在零售的情景下，它出现得相对不那么频繁；然后，如果关系是负面的，它就完全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希望比对手更有优势。）
基于被试者的选择，Loewenstein把他们分成了三组：圣人、忠人和残酷无情的竞争者。圣人最在意平等；他们在意公平本身。忠人在积极的关系当中倾向于平等，但在负面的关系当中，他们就倾向于获得A.I.——他们从社交的角度处理关系，试图以放弃自己的优势来获得忠诚感（以改善关系）。残酷无情的竞争者总是倾向于得到更多。这三者的相对百分比分别为24%、27%和36%（其中18%的人无法分类）。之后，在后续实验中，Loewenstein更清晰地定义了这些关系：向他的被试者提供了几段解释现有关系原因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圣人和残酷无情的竞争者的数量都降低了，而忠诚者的百分比上升到了一半多——52%。
当参与者得到该研究中社会场景的更多相关资料，她们就会其中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去经营和保持（这种关系）。他们这样做是明智的。另一组试验的结果表明，一个人从不公平的情况下获得的越多，他就会激起他人越多的恶感。金字塔越高，人们就越不喜欢在塔尖上的人。
所有的这些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们在意公平的原因。我们对公平的态度是相对的，并不是绝对的。在许多情况下，我们以一种发出社会信号的方式去表现公平。人们倾向于不在意作为抽象概念的公平，与此相反，人们使用公平来获得自己在社会阶层中的位置。并且，由于这一原因，在有可能增强未来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特别愿意放弃自己相对他人不公平的优势。
这些广义上的规律能解决为什么A.I.在一些社会环境中出现得更早或更常见吗？也许可以，但在一个明确的答案出现之前，仍然需要进行很多实验。我们确定知道的是，文化在其中的确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不过，是怎样的文化呢？这是否可以被传授？或许，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我们就能够建立一个有更多圣人和忠人——更少无情竞争者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