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经济学人 译者｜ErictheHawk（译言网） 发表时间｜2015-10-17 来源｜经济学人
在中国，孩子们为发展承受了太多隐藏的代价。
在托马斯·哈代最后的小说《无名的裘德》中，人们能读到英语文学中最凄凉的结尾之一：裘德是一个没有稳定工作的乡村青年，为了养活家人，在社会上苦苦挣扎。有一天，当裘德回到家里，发现他的大儿子把自己和年幼的弟弟妹妹吊死在门后的挂衣钩上。大儿子留了张字条：“我们太多了，算了吧。”
今年六月，中国出现了类似的悲惨场景。在贵州毕节市郊区，四兄妹集体喝农药自杀。这四兄妹中有一个男孩子，三个女孩子，最大的13岁，最小的才5岁。由于母亲失踪，父亲常年外出务工，这四个孩子只能自己照顾自己。13岁的哥哥也留了张字条：“今天是该走的日子了——我想死很久了。”
三年前，同样在毕节，五个流浪儿爬进路边的垃圾箱，点了些木炭取暖，最后因为一氧化碳中毒而死。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有人把这场悲剧与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做比较：因为卖出的火柴太少，小女孩不敢回家，她点燃了一根又一根的火柴，因为亮光让她想起了自己的奶奶，最终，小女孩冻死在街头。在中国，这个故事广为流传。小学教育以这个故事为例，向孩子们讲述早期资本主义冷酷无情的本质。
过去的三十年间，大约2.7亿中国农民离开自己的村子进城务工。这是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自发式迁徙。在这些进城务工的人中，许多人都有孩子。大多数人选择把孩子留在老家。在中国，这些孩子被称为留守儿童。根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在2010年，中国乡村中17岁以下留守儿童的数量为6100万。在四川和江苏等省份的乡村地区，过半的未成年人都曾当过留守儿童（见下图）。有些村子里甚至只剩下老人和小孩。这对于数以百万计的孩子们的成长的危害极大。留守儿童，土地强征，土质、水质和空气质量的恶化——这是中国为它史无前例的工业化进程付出的最大的三个代价。
2010年，中国有6100万儿童只有父母中的一人陪伴，另一人在外务工。与此同时，2900万儿童的父母双双外出，把孩子留给他人照顾。代为照看的人通常是孩子的爷爷奶奶。除此之外，还有600万孩子交由其他亲戚或者政府照顾（数据包括孤儿和身心有残疾的弃儿）。最后，还有200万儿童像毕节四兄妹一样，只能自己照顾自己。
有些外出务工的父母会带孩子一起走：数据显示，2010年，有3600万儿童随家人一起搬进城市生活。这种做法并不完美：在他们的新家，只有极少数孩子能去公立学校，或者在公立医院里享受政府的医保补贴。同时，工作繁忙的父母们也很难顾及自己的孩子。没有爷爷奶奶或者公立学校的照顾，这些迁居城市的孩子们得到的关爱，可能并不比他们留守在村子里的同龄人多。
受伤的一代
农村人口结构失衡的同时，城市里也在上演着双城记——900万城镇儿童正过着父母中至少一人长期在不在家的生活。把这些数字加在一起：在2010年，父母们对工作的追求给1亿600万儿童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困扰。相比之下，美国儿童的总数也只有7300万。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段，相较于和父母一起迁徙的儿童，留守儿童的比例大大增加了（见表1）。
也许在西方的孩子们看来，父母中有一人常年在外务工的生活与单亲家庭并无二致。但是非政府组织“通往学校之路计划”(Road to School Project)的研究指出，在中国有1000万留守儿童也许一年都见不到自己的双亲一次，更有300万儿童甚至一年都无法和父母打个电话。1/3左右的留守儿童每年只能在春节时见爸妈一面。
尽管所有孩子都可能成为留守儿童，这一现象还是有规律可循的。最年幼的孩子最可能被留在村里，女孩儿比男孩儿成为留守儿童的可能性稍高点。这种带着儿子进城的偏好反映出城市里重男轻女思维的盛行，导致这种思维的原因是性别选择性堕胎。有小道消息显示，许多留守儿童都有亲生兄弟姐妹。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在农村地区的推行力度不强，这也导致很多家庭都有不止一个孩子被留在老家。
这种大规模的留守儿童现象爆发于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后半段。由于时间尚短，我们无法判断它现在是否依然盛行。有证据表明，随着经济发展的速度减慢，外出务工的人正陆续回到村子里。但即便趋势有所减弱，这种父母和子女两地分居的现象仍然是破坏传统中国家庭的第三大因素。排第一的是造成生育率急剧下降的独生子女政策。第二是封建观念导致的男女比例失衡。现在，还要加上这些“被遗弃”的孩子们。
与父母两地分居对孩子有很多坏处。在四川苍溪县，为了研究需要，当地教育机构把录影机发给一群八九岁的留守儿童，让他们记录自己的的日常生活。八岁的女孩儿孙小冰（音）本应由爷爷奶奶照顾，但事实上，她经常一个人生活。她把午餐分给路边的野狗，好让它能够陪陪自己。与动物的对话构成了孙小冰录像的大部分内容，她无依无靠。王看君（音）录像的主题是他的妹妹：5岁的小女孩每天大多数时候都在家玩手机，她在等妈妈的电话。
大多数留守儿童都觉得很孤独。许多孩子住在离自家村子很远的寄宿制学校里。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政府关闭了许多村办学校，把它们合并为更大的教育机构。在新的寄宿学校里，约有六成的孩子当过留守儿童。今年，非政府组织“成长中的家”（Growing Home）对这些孩子进行过调查，发现与同龄人相比，这些孩子更为内向，更容易受欺负，精神上“明显更焦虑、更压抑”。许多孩子说他们记不得爸妈的长相。更有一些孩子说他们不想再见到父母。
2010年，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学者们对来自山东12个村落的600多名儿童进行了研究，这些孩子中有一半是留守儿童。孩子们的身体状况差别不大。但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的校内表现、精神状况、以及社交情况差异巨大（见表2）。中国儿童与青少年研究所（China Institute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的主管萧彤（音）表示，“（与父母长期分离）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影响巨大”。“孩子们会有很大的交流障碍。这对他们的精神状况和成长也会有负面影响。”
孩子由爷爷奶奶带大在哪里都很常见，而且这也不一定是件坏事。但是在中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情况确实比以往更为复杂。许多留守儿童的爷爷奶奶不识字，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孩子的教育。全国妇联的数据显示，在帮忙照看孩子的奶奶中，有1/4从未上过学。剩下3/4上过学的奶奶们，绝大多数的教育也止步于小学。国际慈善组织“救救孩子”（Save the Children）曾访问过四川山区的一所学校。在学校里，有个11岁的小女孩把大多本应上课的时间用来照顾自己襁褓中的妹妹。在访问者正要离开时，这个女孩追上他们，请求他们帮忙检查她的功课：“父母”和“11岁少女”的双重身份使她憔悴不堪。
有关留守儿童健康的研究很少。但由于留守儿童几乎占到了乡村儿童人口的一半，乡村健康的数据也能部分反映留守儿童的健康状况。情况并不乐观：在中国，12%的5岁以下乡村儿童发育不良（比如身高过低），比例是城市儿童的4倍。13%的5岁以下乡村儿童罹患贫血症，而在城市里这个比例只有10%。
缺爱的定时炸弹
中国的母乳比例很低：在中国6个月大的新生儿中，只有2/7完全依靠母乳。这个数字在东南亚为一半，在孟加拉为2/3。这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许多婴儿由爷爷奶奶带大。国际范围内的研究均显示：在婴儿初生的1000天里采用母乳，能让孩子受益终生。那些非母乳或营养供给不足的新生儿往往在学校表现欠佳，他们更有可能受病魔侵扰，长大后也更难获得好工作。
最后，留守儿童更容易受到性侵犯以及其他方面的虐待。今年8月，毕节有两名留守儿童死亡。其中一名15岁的少女曾遭到她的两名远房亲戚多次强奸。由于害怕被外界发现，他们谋杀了这名少女和她12岁的弟弟。
令人痛苦的是，青少年虐待在中国是如此普遍。一份研究报告通过研究47份今年发表的中文或英文学术文献，发现大约1/4的中国儿童曾经受到过肢体虐待。留守儿童，尤其是寄宿学校里的留守儿童，是最容易受到虐待的人群之一，因为没有成年人能够站出来为他们说话。今年5月，甘肃某个寄宿制学校的教师，由于虐待26个小学生被处以死刑。6月，宁夏的一名教师因为强奸他的学生被判处无期徒刑，本案的12名受害者中有11名是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不仅容易受到侵犯，他们也很容易犯罪。今年早些时候，澳门破获了一个卖淫团伙。据称，该团伙的首领竟然是一名16岁的重庆少年。中国青少年犯法的比率在持续上升，这也许与留守儿童人数的剧增也有关系。2010年，2/3的青少年罪犯来自乡村，而在2000年只有一半。当他们接受判决时，较之其他人，留守儿童和进城务工者的子女更可能进监狱，因为法院不愿意给这些缺乏监护人监管的少年犯们缓刑的机会。在上海，只有15%外来务工者的子女在犯法后得到缓刑，而本地少年犯得到缓刑的概率为63%。
与父母分离的生活对孩子们的健康、教育和情感的发展都有危害。不难想象，受这些危害影响的不止留守儿童们自己——它们还将作用于整个社会。由于大规模留守儿童是近几年才出现的现象，它和犯罪率增加、反社会行为、以及其他不良结果间的确凿联系并不多。因此，我们不能过早把留守儿童与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划上等号，这不公平，也无异于在孩子们的伤口上撒盐。但是，其他国家的经验也许值得借鉴：在南非，种族隔离经常会导致家庭离散。人们已经发现由此导致的父母与孩子两地分居是致使孩子们犯罪的高危因素。
抛开所有的这些后果不谈，“把孩子留在老家外出务工”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为何还有那么多父母选择这么做？非政府组织“儿童权益与社会共同责任中心”（Center for Child Rights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就此问题对珠三角和重庆的1500名务工者进行了调查。2/3的受调查者表示他们没有精力在城市中兼顾工作和孩子，半数表示他们无力承担在城市中养孩子的代价。
在中国，爷爷奶奶带孩子是一个由来已久并被广泛接受的传统，这一传统无疑让父母们更容易做决定。如果爷爷奶奶有能力抚养孩子，把孩子交由他们代管几乎是必然的选择。理论上来说，相比于把孩子留在老家，务工者们更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和父母都带去城市里共同生活，但户口制度让这一美好愿景无从实现。户口就像在中国国内通行的护照一样，拥有某地户口的人能得到该地区的各种服务。农村户口养老金数额低于城市户口，这让农村老人们难以负担在城市中的生活。
户口政策还让其他问题变得更棘手：户口在农村的孩子无法享受城市中的公立教育和健康服务。私立学校趁机大肆剥削外来的务工者父母，但即便如此，这些私立学校也常人满为患。与此同时，私立学校的教育质量令人堪忧，还一直有被市政府关闭的风险。更重要的是，升学考试必须在孩子的户口注册地进行。因此，哪怕孩子们和父母一同在城市中生活，几乎每个人14岁的时候都要被送回乡下准备升学考试。
迫切需要：数百万社会工作者
数以百万计的家长都反对户口制度。但在珠三角的那次调查中，只有不到1/3的务工者认为户口是主要问题。相比之下，城市生活中的客观问题更为现实。许多外来务工人员每天要在工地或者出口制造公司工作12小时以上。他们一天也许要在交通上花费四个多钟头。他们的宿舍或者没有孩子住的地方，或者不允许孩子入住。以及可以理解的是，绝大多数人害怕他们没有时间照顾孩子。
赵彦君（音）的家在安徽，长年在福建工作。他对这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总结：“这样的生活让我左右为难。我可以回老家，但那样我将失去在这里的工作机会和人脉。如果我把儿子和妻子接到福建来，我们夫妻俩得有一个人辞职照顾孩子，不然就得找保姆，或者把孩子的爷爷奶奶也接过来。但任何一个选择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很重的负担。”
守望家庭堡垒的奶奶
户口制度的改革已经在蹒跚中启动，留守儿童现象的问题也将部分得到缓解。但是，倘若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几乎需要从零开始建立一个儿童福利制度。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都认为家庭能够满足孩子们的需求，所以没有必要建立儿童福利制度。官方承认的社会工作者资格直到2006年才出现。从那时起，政府才开始弥补过去的疏漏。中国政府已经在五个省份设立试点训练“儿童福利指导员”，或者说赤脚社会工作者。
这些社会工作者有些像中国的赤脚医生：一些村民经过简单的技能训练，在偏远的村落里进行社会服务。他们每个人照看的孩子从200到1000名不等。目前为止，这一试行计划的成效尚且令人满意。自2010年项目启动后，截止到2012年，它已经将来自120个村落的1万名儿童纳入公共医疗体系。因为没有注册户口而无法享受医疗保障的儿童比例从5%下降到了2%。辍学儿童的比例也有差不多比例的下降。眼下，政府打算在该项目的试行名单上再加三个省份，覆盖村落将达到之前的两倍。
但这一切都只是杯水车薪。这一计划即使是推广后也只能顾及25万儿童，还不到留守儿童的0.5%。仅靠增大社会工作干预和户口政策放宽的力度，并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那些生活成本较低的地方需要更多的工作岗位，以便外来者能够兼顾工作和家人。
留守儿童问题的核心是人们对未来错位的期待。如同许多父母，外出务工者们希望通过牺牲眼下的幸福（抚养孩子的天伦之乐）以换取未来更好的生活（用他们赚来的钱）。这种念头带来了城市的高速发展，也为务工者积累了财富。但它同时也让许多家庭破散，让孩子们失去了太多童年、承载了太多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