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张千帆 来源 | 凤凰大学问 发表时间 | 2015-11-03
凤凰网按：由于我国教育改革的严重滞后和转型国家不可避免的历史路径依赖，行政部门配置资源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教育资源配置的优化。天则经济研究所历时两年，完成了《中国政府行政部门配置资源的效率与公正研究》，这份报告对教育、土地以及医疗目前依然受到行政部门独大的负面影响的三个领域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在报告发布会上，来自教育改革领域的有志之士一同为我国的教育制度的改进出谋划策。以下为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在发布会上的发言实录整理。
我这个学期教大一新生，他们求知欲还是很旺盛的，但我多少有点感觉，到那个时候再给他像样的教育，似乎为时已晚，因为很多方面都已经成形了。然而，今天基础教育存在的许多问题又不是基础教育改革本身所能解决，因为问题的症结在于考大学这个“鬼门关”。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基础教育永远没有希望。
改革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物质条件得到极大提高，但是中国的孩子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加幸福。
恰好相反，“90后”、“00后”的幸福感似乎还不如成长环境比他们落后得多的父辈。近期，笔者有机会为北京几所重点中学的高中生讲宪法。当问及他们的生活是否幸福时，得到的回答几乎是清一色的“不！”。在长期实行“一胎制”的中国城市，孩子是每个家庭的中心。
如今的成长环境不只是不愁吃、不愁穿，物质供给应有尽有，而且文化生活也十分丰富，各种电子产品和通讯设施极大缩短了中国家庭和欧美家庭的生活水平。
孩子们为什么还是不幸福呢？原因众所周知——他们的学习压力太大。岂止是高中生高考压力大，中考、小升初的压力同样也很大，以至小学生即已背上了沉重的书包。高考压力不仅严重影响了数以亿计的中国儿童的幸福，而且严重扭曲了中国教育模式，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只会死记硬背、片面追求考分、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精神、缺乏责任担当、高分低能、胆小懦弱的畸形青少年。
然而，如果说高考体制是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则颇让人难以理解，因为中国高等教育如市场经济一样，至少在数量上经历了蓬勃发展。自从1978年恢复高考之后，1980年代初期的大学录取率不到5%，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是凤毛麟角的人才，因而高考竞争压力大是正常现象。
但是如今的大学毛录取率已经大大提高，北京、上海等地将近80%。这个数值和欧美发达国家几乎不相上下。3/4的考生都能上大学，为什么高考压力还是这么大呢？
事实上，教育部门很早就开始注意“片追”（注：片面追求升学率）等不合理现象，并屡次采取禁止“奥数”补习班等诸多措施来促进素质教育。遗憾的是，三十年过去，我们离素质教育的目标却越来越遥远。
我们看到的是孩子们的书包越来越沉重，中考、小升初等各种考试竞争越来越激烈，临考前的“魔鬼训练”越来越严酷……平心而论，中国的教育工作者不可谓不注重素质教育，但是在中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下，“素质教育”只是可望不可即的梦想。说得直白一点，如果绝大多数学生连基本睡眠都保证不了，还谈什么素质教育？！
本文探讨造成中国教育不合理现象的制度根源及其解决之道。要让中国基础与高等教育走上正道，必须落实现行宪法第33条规定的平等原则，打破教育领域的歧视、垄断与不合理管制，把办学自由和平等机会还给民间。
一、精英文化和制度歧视的代价——人为加剧竞争
当然，其中涉及的因素很多，譬如我们教学过程中灌输的理念就不对：你将来的目标是扫地，那是万万不行的。这个问题和我们的文化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儒家文化说得好听一点是比较进取，说得不好听就是喜欢出人头地，因为儒家社会是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我倒不是说要否定文化的重要性，但是从我们法学的角度，我们主要考察的是这个国家的制度，因为制度影响人们的利益和行为动机。
譬如说，我们为什么认为扫地是一种很低级的工作？这和我们的制度其实是很有关系的。
首先，因为我们的社会很不平等啊。我今天的主题就是不平等。显而易见的不平等是经济不平等，但经济不平等是和我们的制度有关系的。我看这些环卫工人起早贪黑，工作很辛苦，但是因为他们缺失了一些宪法权利，导致他们在和雇主谈判过程中没有足够的力量为自己争取比较体面的工资。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工人没有结社自由，不能形成一个真正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的工会，才导致他们的工资待遇和社会地位偏低。如果我们有了结社自由，这些情况能够得到改观，那么我们教师在提倡平等理念的时候应该会更有底气、更有说服力一些。
当然，阻碍素质教育的最大症结还在于我们的教育制度本身。有人问，一个中学校长或小学校长到底应该做什么？我说他其实做不了什么，这件事情不是你想做就能做，你想给学生素质教育就能提供素质教育。
因为谁都知道，这个国家的教育—整个的教育—都是围绕一件事情。从高中、初中、小学乃至幼儿园，就是为了最后这一件事情，那就是高考。基础教育本身就存在很多不平等。宪法规定了平等权和受教育权，意味着至少小学到初中这9年的义务教育应该基本平等，但其实全国各地都有巨大的不平等。不仅基础教育城乡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不同省市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即便在北京市内平等吗？显然也是不平等的。
四中、人大附中这些学校属于“第一梯队”，它们的师资等各种投入都是一般学校不能相比的。我前几天去海淀的十一学校讲宪法，他们的硬件条件可以说比北大还好。
既然学校有好有差，这样竞争压力就来了。首先，要上一所好的小学；小学毕业，要考一所好的初中；初中毕业，又有中考……这样，我们的孩子从小学到高中，12年无时不处于残酷竞争的巨大压力之中。
然而，我们为什么要上好的高中、初中和小学？无非是为了考上一所好的大学。事实上，我们的“好”学校就是以考分为衡量标准的。你的高考战绩不行，素质教育再好也是白搭。下面我就谈这一个环节，因为它是最根本的环节。那就是我们的招生考试制度。
我们12年的教育，不就是为了最后这么两三天的考试吗？我想对于中国来说，绝大多数的家庭都是这样的。把这个高考当作指挥棒，我觉得本身没什么错。入学考试不可能没有，而学习不可能和考试脱节，但是它给这上亿的孩子造成这么大的压力，那肯定表明我们的体制出了问题。
古代儒家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然后才能修身。但是我们的学生心首先正不起来，他们面临多大的压力啊！我孩子还在上初一，而且在北大资源中学，压力并不是压力很大的，肯定不如人大附中的压力大。但是作业也是经常做到晚上十一二点。
毫无疑问，孩子成了我们家中最辛苦的人。我觉得中国父母确实很难给小孩子一个很合适的榜样。孩子贪玩很自然，甚至沉迷于游戏也好理解，因为他觉得自己比谁都辛苦。我们回家还可以稍微放松放松，但是他得继续写作业到很晚。
大家也许比我更清楚，这种巨大的压力极大地扭曲了每一个中小学生，这些未成年人。我不知你们怎么想，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我认为他们过的日子比我们那个时候还要差，甚至可以说差多了。
过去30年，中国很多方面都进步了，但是中小学的教育却未必。虽然我们给他们灌输的知识多了很多，但是这些知识说实话有什么用啊！绝大多数的知识是将来用不上的死知识，现在学得越多，死知识肯定是越多。
数学搞题海战术，进行各种奥数训练，屡禁不止，但哪怕最精英的中学，最拔尖的快班、实验班，你说当中有几个人会专门从事数学研究，或哪怕是教学工作？没有几个。那么他们学那么多数学干什么？人生有限，时间都有一个机会成本。那么多的时间花在数理化，其他的方面他肯定会被严重忽视。
所以我们一定要从源头上找到压力的根源。应试教育广受诟病，其实早在我上学那个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了。我是1980年参加高考的。那个时候，这个趋向就已经相当明显，但是我刚才讲，我们这一代的生活要比我们的孩子要幸福得多。我甚至可以说，这种童年幸福是得益于“文化大革命”，因为“文革”把什么都砸烂了。
这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当然是一场灾难，但是对于中小学生却是一种解脱。本来小学生要学多少东西？不就是认认字，学点简单算术就可以了，要紧的是睡觉长身体。那正是我们那个年代，就是这么歪打正着很偶然走过来的。上中学不久，恢复了高考，正好也需要用功了。也从那个时候开始，应试教育问题就已经提出来了。三十年来，可以说愈演愈烈，素质教育越来越遥远。
我们早先做的工作主要是从反歧视出发，先是招生歧视，后来又出现了考试歧视。原来是“全国一张卷”，这可能本身有点争议。全国一张卷到底好不好，还是分省考试更好？这个问题可能扯得有点远。
我个人是主张“全国一张卷”。当然，这张卷可以是多次考试、多元化的考试，这样能够更加准确测量学生的综合素质。但是任何考试必须是全国统一的，否则录取就无法做到公平。但是从2002年开始，全国越来越多的省开始实行自主命题，从而导致了今天这种格局，让所谓“非京籍家长”的随迁子女遭遇了巨大困惑。
招生指标问题一直存在，从50年代开始就一直如此。但是随迁子女的考试成为一个问题，是从最近这10年才开始的。所以教育领域的问题一定要正视。我觉得我们的教育改革并不总是越改越好，有些方面是越改越糟糕。
二、教育管制的后果
当然，中小学之所以建立极不平等的分班考试制度，根源还在于高考压力。管制人为造成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实际稀缺，加上表面稀缺。
但是我今天想重点讨论另外一个相关问题。其实，即便我们解决这些歧视，哪怕我们恢复了全国一张卷，实行统一考试，甚至实行统一招生—按照同样的标准招生。我们仍然解决不了今天这个素质教育落实不下去的问题。因为压力还在那儿。
这个压力为什么存在？在源头上，压力的根源在于我们搞的计划教育。计划教育不仅歧视，而且也造成一个很直接的后果，那就是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的极度稀缺，就和以前的计划经济一样。我们发布票，所以我们就缺布；发油票就缺油，发粮票就缺粮。这是计划经济的一个直接的后果。
怎样才能减轻学生的压力？我想这是教育部门和从事教育工作的各位不断思考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提了30多年，不但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每年的压力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我觉得这是极不正常的一个现象。之所以造成这么大的压力，根源还是在于所谓的“计划教育”体制。
计划经济从1978年小岗村的包产到户改革那个时候就开始解体了，但是计划体制的教育却一直维持到现在。教育也许是计划模式的最后一个堡垒。正是因为计划模式，所以就产生了种种歧视的现象。我们早先在做招生和考试歧视课题。我们的招生歧视就是计划体制非常典型的体现。
它是一个配额制，就像计划经济的各种票一样。在座和我同代的或比我年长的都知道，但是各种票满天飞，粮票、油票、布票、肉票，几乎所有重要物资都要票。
我们今天的大学招生仍然是采用这种配额制度。任何的大学，人大也好，北大也好，所有的大学都对全国来自各省的考生有一个配额，也就是招生指标。这是计划体制的很清楚的体现。
让我们来看看教育资源供给为什么会极度地稀缺。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供需关系。我们每年大概有900万到1000万的考生。你也可以对他进行分流，分成职业考试。我觉得某些分流会有帮助，或许会减轻考试压力。比如减免理科生的文科考试。
这样可以让他的发展更有偏重，也许会造成一定的偏科现象，但是会减轻一些他的压力，因为准备的科目少了，不过最终也许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效果，因为考生们会用更多的时间去投入理科的竞争，未必是好事。不论如何，这种边缘性的改革是不足以从根本上减缓考试压力的，因为我们的供需关系还是摆在那儿。你有这900多万的考生，又有多少学校去吸收这些考生呢？
三、歧视性管制
我们今天的毛录取率已经很高。北京我想能做到80%，跟我们那个时候考大学不是一个概念。储朝晖老师说是4%，那真是百里挑一，竞争可想而知是很激烈的。但是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现在这个录取率是以前的20倍，但是我们的竞争压力可能也是以前的10倍甚至20倍，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反市场规律的。
你的供给大大增加了，需求增加但是没有增加那么多，岂不是压力应该减轻吗？但是没有，为什么没有？我认为，这种表面上的供给增加并不能够说明问题。
我们的优质教育供给或许并没有增加，或者说至少我们认为它没有增加，甚至因为歧视和过度管制而有所减少。我们今天的孩子有那么多的大学可以上，二本、三本，还有民办大学，但凡是有一点雄心的孩子都不会看得上这些大学。他不会把他们作为选择的目标的。他们看得上的大学无非就是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这么少数几所或几十所大学。
也就是我们的教育部圈定的40来所985，百来所211。至少你得考上一个211重点大学。如果你连这个都考不上，那你在国内读其它大学就是在浪费自己的青春；如果你不在国内读大学，那么在国内上中小学也成了浪费时间。至少在短期内，我们解决不了中国的教育问题，改变不了考试的现状，缓解不了考试的压力，这也就决定了中小学不可能实行素质教育。
如果上不了国内的一流大学，那么有条件的话赶紧把孩子送出国，否则在国内混4年确实就是荒废了。但是难道事情就本该如此吗？我觉得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改革30年，虽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认为至少大学研究的知识层次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我们今天不要说是数理化，即便是文科——法学、哲学、教育学……北大、人大教出来的博士有什么问题？去一所普通的大学，把课讲好，把知识准确传授给学生，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
今天进入中国的大学任教的，基本上都是要博士毕业，因为每年各大高校毕业那么多博士首先要吸收。经过这三四年博士训练，他把课上好难道有问题吗？那为什么我们高质量的大学还是这么少呢？
这首先是歧视的直接后果，因为我们的教育部门自己就把学校给圈定死了。全国只有两所“航空母舰”——北大、清华，只有这40来所985，100多所211。无论你有多大竞争力，你的学习成绩多好，竞争压力都是巨大的，因为你的野心会随着你的能力上升。
如果我是班上的第一，那么我就要冲北大，让我考其它学校我还不愿意。你考北大，就得面临北大的竞争。但是如果你设想一下，在中国其实不止有一所北大、一所清华。而是有10所、20所，甚至更多的北大，竞争压力是不是成倍下降了？
我自己是1980年在江苏参加高考的，我那时候的考分应该是可以考北大，但是我没有选择上北大。我选择上南大，因为在那个时候，高校刚恢复招生不久，各个学校之间的差距还不是那么大。
尤其是在985这套系统工程开始之前，各所学校大致上是平等的。南大要比北大总体上稍微次一点，但是它也有很好的专业，比如说我报考的物理专业就很好——当然，它现在仍然自认不输北大。我考到南大有一些其他的因素要考虑，譬如我是南京人，离家近、成本低。
虽然我也知道北大总体上更好一些，但是权衡起来，我还是可能会选南大。上了南大，我也感到很满足，至少当时没有后悔。我高考的时候虽然有压力，但还不是那么大的。我即便考砸了，比我实际考的低了许多分，仍然可以上南大物理系的。
我们现在通过行政手段，把学校分成三六九等。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让我们大家都只盯着中国大学的“冰山一角”，我们在乎的就是那么几十所学校，而这几十所学校还要搞什么“精英教育”，要模仿哈佛、耶鲁，控制招生规模。北大、清华的招生规模就控制在3000多人，其它985、211估计也差不多。
就是这么一些学校，这个数学谁都会做，全部加起来招收的也就是那么三四十万人。对于每年900多万的考试大军，无疑是杯水车薪。这是造成那么大竞争压力的根源。
我是北大的，所以今天就专门拿北大说事儿，其实这个问题对于每一个学校都存在的。北大是这种教育政策的既得利益者，但这对北大的长远发展其实是不利的，因为你等于是被国家“圈养”起来了，而没有处在一个和其它学校平等竞争的环境当中。
只要你是北大的，你就有得天独厚的资源，就和国有企业一样。缺乏自由竞争，不仅企业水平会下降，大学水平也会下降，无论对研究还是对教学，都是不利的。我们从市场经济的逻辑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把大学分成三六九等以后，无论在大学的准入和建立，还是招生和投入方面，都对他们给予不同的对待。其实，都是“国立大学”，就应该享受平等待遇。
北京就有很多所谓的“部属院校”，都是主要由全国纳税人供养的，都应该受到同等的对待。那些认为自己没有受到平等对待的老师，应该通过法律手段推动这件事情。要打破国家的这种区别对待，因为它不仅歧视了高校，而且也歧视了老师。就拿教育学来说，你说北大搞教育的就比储老师搞得好吗？至少储老师不会同意的。
民办教育当然要自食其力，但是民办教育在招生方面就遭遇巨大的歧视。我认为，光是招生这一个环节的歧视就足以把大学的位置定格，因为这个招生分一批、两批、三批。北大、清华等少数高校可以“提前招生”，然后一本、二本、三本挨下来。
越往后，招的学生成绩越差。不只是中小学有的学生上课睡觉，我看大学情况也未见得好到哪里去。说不定更严重，因为考上大学，也没有什么考试压力，到了二三流学校也没有什么前进的动力，人也疲倦了—我们中国都是把所有的学习都在中小学学完，到了大学反而不学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水平上不去啊。正是到了大学、到了研究生阶段，才需要刻苦学习，但是我们的孩子在中小学学得太苦了，没有冲劲了。这样的学生素质决定了这样的学校是找不到好老师的。所以它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你找不到好老师，好的学生不会愿意去；你招不到好的学生，好的老师不愿意去……
怎么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呢？没有办法的。每次坐火车，我都能看到北京火车站登的吉利大学招生广告。你说人大需要做这样的招生广告吗？北大需要做招生广告吗？北师大需要做这样的广告吗？这种现象体现了民办大学在中国的弱势地位。
这种弱势不是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是通过制度人为造成的。所以我们的民办大学注定就是三流“野鸡大学”，永远成不了一流大学。它们成不了一流的大学，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对我们的影响就是自己的孩子受苦，导致了我们的孩子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去争北大、清华，寥寥无几的几所学校。
吉利大学永远不会成为他们的首选。如果说哪天我的孩子成绩差到那个程度，最后只能考虑上民办大学的话，那我准备把他“扫地出门”了。这种想法当然不对，但即便不对也是挺自然的一种想法。
对比一下美国的情况，他们最好的大学不就是“民办大学”吗？！哈佛、耶鲁都是私立大学，公立大学永远挤不进前三名—美国只有州立大学，没有“国立大学”，即便有的话很可能也只是三流学校。
我们经常拿宋氏三姐妹作为一个例子。她们上的就是多数国人不知的“民办大学”，卫斯理安女子学院。为什么美国最好的学校都是民办大学？首先是因为美国政府没有歧视私人教育，也没有划定什么985、211去冲“世界一流”。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但是如果把它们放在我们的体制下，一定是办不出来的。大家知道，宋氏三姐妹上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本科教学是不比哈佛、耶鲁差的。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本科教学非常好的大学。其实在我看来，本科教育就是高中教育的一种延伸。目的不是为了培养高精尖的人才，不是为了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你把教学这件事情做好，到底有多难呢？其实你让爱因斯坦讲相对论，完全未必比一个刚出道的博士讲得更清楚。我们不需要北大、清华，就完全能够把本科的教育做好了，把本科教育这块牌子给打出来、立起来。但是现在之所以做不到，根本的原因是在于我们这种计划教育所必然带有的歧视。
当然，计划教育更直接的问题是管制。管制直接导致优质高等教育的稀缺。这种管制之所以不能放开，部分是因为意识形态和政治控制的的需要。这也许解释了政府为什么不愿意放开教育，但是这种管制直接导致了供给稀缺的后果。这和粮票必然导致粮食稀缺，肉票必然导致肉食稀缺是一个道理。其实，国外大学因为人口下降而招生招不满，所以许多大学开始考虑到中国办学。纽约大学已经在上海设有分部，杜克大学好像是在苏州设了分部。
但据我所知，这个纽约大学并不是给中国人开办的，而是给美国学生来中国学习提供方便的。以后会有更多的国外一流大学到中国来办学，如果说我们可以放松限制，有更多的这些学校到中国来，到什么地方办学都可以，越是边边角角越好，帮我们发展老少边穷的高等教育。因为我们经常讲说，中国教育资源的地理分布是极不均衡、极不公正的。首先，所有的大学理所当然都在城市。而且越是发达的城市，大学越好越多。
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名牌大学都集中在北京、上海，两个招生考试歧视的堡垒。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国外大学能够到中国各地去办学，无疑有助于我们打破高等教育资源稀缺和分部不均衡格局。我也听过教育学者建议，到新疆戈壁滩去办一所北大分校，其实哪有这么容易啊。至少在我们目前这种格局下，要做到教育资源的均等化没有好几十年是办不下来的。
但是如果说有更多的国外大学进来，那至少能够帮助我们极大地缓解稀缺的情况。帮助我们建立更多的北大清华。甚至远比两校更好的学校。你说有这么多的优质大学供中国考生挑选，岂不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我们的高等教育供给问题，我们的考试压力不就减轻许多了吗？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说这个问题不解决，你怎么推动“素质教育”都是没用的，最后必然都会跟着高考这个指挥棒转。
我80年代刚到美国去留学的时候，帮教授做本科助教。那个美国教授语重心长地告诉我说，你别对美国学生期待太高，因为这些家伙四分之三的都能上大学。他们的录取率跟我们今天差不多，但是人家那个75%是名副其实的75%，他的大学教育水平其实是差不多的，至少本科教育是如此基本平等的。当然，也有一些文化因素。
比如对美国人来说，你上了哈佛并不一定就能找到好工作，所以也就不一定非要削尖脑袋去钻那几所名校。当然在统计上，还是上好的大学，找到的工作必然越好、薪水越高。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你跟他怎么讲道德都是没有用的。但是至少各个学校的差距并不大，东西部、中部的优质教育分布不是像我们这样极端地失衡，都有很好的大学。最重要的是，他有大量的提供大学优质教育的“民办院校”。尤其是刚才所说的这些貌似不知名的非研究型本科院校，提供了优秀的本科教育。
四、教育改革方案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办？我也没有想好，草拟了几个方案，都是很不成熟的想法，仅供大家参考。首先，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本科扩招。现在好像没有谁在提扩招，因为扩招变成了一个贬义词，似乎成了教育质量下降的罪魁祸首。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我们要区分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中国可以冲击诺贝尔奖，但这是研究生教育主要要做的事。本科教育对天才的发现、发掘当然也有帮助，但是你要看到，为了挖掘这一两个天才，最后牺牲了多少人。我觉得本科没有理由不进行扩招。北大、清华的招生规模学美国的哈佛、耶鲁，要搞“精英教育”，但怎么不相像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5倍，即便要学他这个样版，是不是也应该把录取人数乘以5。
我认为这是可以实现的，只有些次要的技术问题，譬如住宿怎么办。中国大学目前管吃管住，将来就市场化运作，学生自己去找房子，学校只负责一年级新生住宿。
这个办法我早先提出来，作为解决招生不平等的手段。因为现在的招生标准首先是地方保护主义，北大对北京考生给的名额按照考生的比例来算，是外地的考生好几十倍。怎么样去缓解这种地域歧视？有人提倡“同比例录取”。如果这么做肯定要打破头了，北京的“土著”既得利益者绝对不干的。
我们早先在推进异地高考过程中，就已经被他们骂死了。但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通过扩招，把扩招来的名额投入到外省。既然实现不了完全的平等。因为不可能扩招好几十倍，但是至少能够缓解目前这种名额分配的严重不平等。当然，跟我们今天的话题相关，那就是能够降低高考压力，因为优质大学招生的人数多了。
至于教学质量，小班上课固然比大班好，但是通过多媒体教学、多设助教等技术手段，基本上可以解决大班授课质量。我不认为，本科扩招会降低本科教育的质量。我给学生上宪法课。现在是200个学生不到。你扩大5倍，1000个人也没有什么问题，把教室变大一点，甚至搞一个视频教育。我认为都没有什么问题，技术方面可以跟得上的。当然，技术不足以解决资源稀缺问题。
第二个方面就是在教育体制的平等化。平等化首先要求国家至少对于自己养的“孩子”要给予平等的待遇。这种不平等是多面向的。北大从统计来看，人均产出、核心期刊或“一流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当然一定要比河南大学这样的学校高，但这个结果本身就是歧视造成的。原来河南大学是很好的一所学校。通过1952年院系调整瞎折腾，才折腾成今天这个样子。
招生程序上的平等，就是取消分批次录取，改为一次录取，不限申请学校的数量。这个好像已经列入了教改计划。所有学校都统一面向考生招生。考生愿意报哪所学校都可以。而且应该取消申请学校的数量限制。申请可以适当收费，像美国大学那样。你想多报考几所学校，那可以啊，多花点钱就是。但是不要再搞现在这种分批次的招生。
当然，你找什么招生办的人，他会给你摆出一套道理，为什么要保留这套制度。但这些道理都是计划模式的大背景下才有必要。单批次招生在技术上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这样才能保证中国各所大学之间的平等竞争。这种平等竞争也能减少北大清华这些圈定的名牌大学养尊处优的倾向，同时让二三流水平的学校看到上升的希望。在这个歧视的体制下，就等于通过体制判了他们死刑。所以他们就会自暴自弃，不会努力。进了这样的学校，学生和老师都看不到有任何上升的空间，所以我们人为扼杀了很多优质高等教育的产生。
最后就是放松准入，去管制化，凡是符合资质的学校都应该让它们进来。当然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出国，把小孩子送出去。在我们的那个年代，当然是天方夜谭了，我们出去都得靠公费或拿对方奖学金，否则签证都申请不下来。现在送出去也是一个办法。
而且现在越来越多。中国经济发展了，有钱的家庭越来越多，但是毕竟只能局限于少数，甚至可以说是极少数。我没有做过统计，百分之多少有这个经济条件能自费送出去。然而，如果能让外国大学到中国开设分校，提供大致相同的教学模式和师资，岂不好得多？
在中国接受教育的成本肯定要远比在国外低，还用不着远涉重洋之苦。干吗要把一年四五万美金的学费投入到波斯顿大学这样的学校？难道北大就做不到和他们一样好吗？我们目前所面临的这种困境，完全是自己设置的。所以我认为要从根源上来思考这些问题。目前，歧视及其所造成的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的极度稀缺之间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因为你想想，我们之所以要歧视，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资源稀缺。
北京“土著”为什么拼命不愿意放开异地高考，连考试都不愿意放开。就是因为北京的教育、文化、经济资源相对来说太丰富了。如果全国各地的资源都差不多，谁还在乎一定在哪儿考试、哪儿录取？两者之间形成的这种恶性循环一定要打破。怎么打破？我觉得必须要从根源上。每年我不知道有多少亿的孩子，每天都面临这种困境和这种不人道的压力。而不幸的根源就在于宪法赋予他们的自由权和平等权没有得到落实，教育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至关重要。
虽然我在大学教书，但是我一直主张，对于一个人的成长经历来讲，基础教育要比大学教育要重要，因为它对于一个人的个性、品格、能力等各方面的培养都比大学重要。到了大学以后，学生人格已基本定型了。我这个学期教大一新生，他们求知欲还是很旺盛的，但我多少有点感觉，到那个时候再给他像样的教育，似乎为时已晚，因为很多方面都已经成形了。然而，今天基础教育存在的许多问题又不是基础教育改革本身所能解决，因为问题的症结在于考大学这个“鬼门关”。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基础教育永远没有希望。
张千帆，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文章首发于2015年11月3日凤凰大学问第25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