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周月峰 发表时间 | 2015-10-08 来源 | 南方周末
课堂提前走进了“爆米花”的时代，真不知是适应还是沦陷！
或因对过去教学方式不满，近年大学中反复倡导“教学改革”，上到校长，下到教研室主任，开会每每都强调自己“重视教学”，且要求“创新”、提倡“研究型教学”；各类制度性的教学培训、教学节、教学评比也逐年增加，甚至有高校以重金（常以百万计）来奖励“精湛讲课”的教师。
不过，在种种“重视教学”的举措中，有一种导向不免让人忧虑。高校内外所提倡的优秀的教学常常是内容设计简单易懂、PPT漂亮、教师口才了得，其用心是要让学生轻轻松松获取知识，最重要的判断标准则是受学生欢迎，“拥有最多学生听众”。在此风气之下，教学似乎成了必须吸引人的表演，要有娱乐性。我常常想，若以这样的标准，一个说书人、相声演员或所谓“成功学”演说家到高校中教书，都将是最优秀的教师，因为他们很能吸引学生。但是，即使是电影，也很少有人单纯以视觉效果或观影人数来判断优劣，何况是本该更学术的大学课堂。
傅斯年曾将文章分成“外发”与“内涵”两种类型，前者“很容易看，很容易忘”；后者“不容易看，也不容易忘”。电影也有商业片、艺术片之分。我想，讲课至少同样可以分成类似的两类，好听、好看的课也可能像爆米花电影，看的过程轻松愉快，而看过了也就只是看过了而已，并不会留下多少思考的余地。然而，现在“重视教学”的倾向中，恰恰多鼓励“容易听”、“好听”的“外发”型，这让本该探讨高深学问的大学课堂也提前走进了“爆米花”的时代，真不知是适应还是沦陷！
姑且不论复杂的学问能不能以简单明了、轻松愉快的方式传授给学生；即使真能做到，也仍需要斟酌该不该如此，毕竟“很容易看”的常常也“很容易忘”。
宋儒朱熹教门生读《大学》时，特意交代，须要只读正文，先不要看对正文进行解释的“章句”，一定要“俟有疑处，方可去看”。他是有意让学生经历“不容易看”的过程。朱熹曾解释，跟门人讲学，不能讲得太多，因为“他未曾疑到这上，先与说了，所以致得学者看得容易了”，为了让学生不把学问看得过于简单，他有意不说破，须要等到学生苦思“三朝五日”，“方始与说他，便通透”。不仅如此，等到此时再告诉他，还有额外好处，“更与从前所疑虑，也会因此触发，工夫都在许多思虑不透处”。如果所有课程都简单易懂，则学生们很可能将错失最可宝贵的“思虑不透处”。
朱熹秉持这样的讲学方式受当时盛行的禅宗影响，禅宗有所谓“受业师”和“得法师”。受业师事先将教授的内容都规划好，而得法师则是在你的基础上加点东西，让你自己顿悟。朱熹认为，佛学之所以能代有人才，“盖他一切办得不说，都待别人自去敲磕，自有个通透处”。朱熹和禅宗显然都看到学生在知识传授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必须要先“疑”、经过自己一番“敲磕”，教师再加以点拨，方能“通透”。这也正是孔子所说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因为“学者至愤悱时，其心已略略通流。但心已喻而未甚信，口欲言而未能达，故圣人于此启发之”。孔子所说的“愤”，就是“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就是“口欲言而未能之貌”。至少在孔子和朱熹看来，如果学生未经苦思，没有到“求通”和“欲言”的地步，即使告诉其答案，也思虑不透，还不如不说。
要使学生在听课过程中有“愤悱”之感，讲课大约就不能太直白，不能让学生将求学“看得容易”，着眼点更应促使学生有“疑”，有“愤悱”而能自己“敲磕”。近代史家陈垣曾告诫儿子，让其定期汇报读书情况，说：“近日读何书，并须告我，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你有问我然后有答也。最怕浅尝辄止，各得其皮毛，则废物矣。”每寄儿子书籍，则必交代“点读一二卷后，有何意见，再来信说”、“有疑问随时札记寄来，可以代为解答”。实际上，教师未必需要（也未必能）“代为解答”，而学生则不能不艰辛地“敲磕”。这样的课程未必吸引人，学习过程更不会轻松愉快，但却是大学中应该倡导的教学方式。否则，若只讲求课程形式精彩纷呈、教师讲授天花乱坠，那师生真成了“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梅贻琦语），学生看得兴起而不必自己上下求索，得其皮毛容易，但怕终不能“沛然”，更谈何“研究型教学”？
作者为华中师大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