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JON GRINSPAN 译者 |雪樱未来（译言网） 发表时间 |2015-07-12 来源 |纽约时报
19世纪80年代中期，三个阅读的女孩。Credit Mark Jay Goebel Collection/Getty Images
今天，学校并没有走向消亡。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已为19世纪前辈所知的道理：自己教自己是最优秀的学习方法。
每年夏天随着学校的结课，教育多半也会戛然而止。然而凡事总有例外。对19世纪奋发向上的美国青年而言，学习往往是贯穿全年的自主过程。这群少男少女被称为“积极进取的一代”，他们在烛光下如饥似渴地阅读书本，他们在篝火旁讨论问题，他们努力自学，想要过上更好的生活。
这种鼓励自我提升的老式文化是否正在回归？主流学校体系用铺天盖地的考试、“共同核心”与《优秀的羊》促进学习过程的被动化与标准化。但有种现象现在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学生与成人开始在YouTube及众多播客的帮助下补充自身的学识。
学校并没有走向消亡。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已为19世纪前辈所知的道理：自己教自己是最优秀的学习方法。
这在当时是一种必然结果。19世纪的美国拥有为数众多的校舍，但可以定期上课的年轻人非常之少。他们不得不工作。大多数人在某个地方补完一个学期之后，又在其他地方学习了三个月。
1870年时，学生的年均在校时间不足80天。尽管美国的识字率高得令人难以置信，尽管受人景仰的学校向拥有空余时间的人们敞开怀抱，大多数美国青年还是在用自己的临时课程填补正规学校教育的空白。
这种情况在许多工人家庭的孩子身上尤为突出，他们从来没有足够的学习时间。18岁的爱尔兰移民麦克·坎贝尔整天在纽黑文的工厂里劳动，挣取每周6美元的薪水，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的经历。工作结束后，坎贝尔就去听讲座，泡图书馆，他沉浸在书海里，努力学习记账、颅相学、育儿方法以及“科学”。坎贝尔以第三人称的口吻写道，“无论是每周6天的努力工作，还是为学习、阅读竭尽所能，”都是自己的使命。
坎贝尔代表着自强不息的美国青年，他们有着清晰可辨的品质，他们坚信自己能通过学习跻身中产阶级。在今天的美国，这种自力更生的心态似乎有些幼稚，但对一个成长之路并不明朗的18岁青年而言，“自力更生”听起来似乎是最美好的希望。
这样的孩子是手不释卷的阅读者。只要是书，就能让他们跳出闭塞的生活圈子，一睹激动人心的外部世界。他们不但醉心于历史、《圣经》与莎士比亚的著作，而且痴迷于各种可以入手的垃圾小说。到底是用心研究罗马帝国的衰落，还是拿自己所说的“淫秽下流、伤风败俗、令人作呕”的报纸打发时间？这种抉择让许多人颇感为难。
这些书籍在他们的日记里闪烁着光芒。埃德加·爱伦·坡的故事让缅因州的青涩男孩约翰·罗伊·林奇心驰神往。曾在“重建密西西比州”时期为奴的林奇仔细研究了国会的议事程序，这个年轻人并不知道，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当上议员。
一名波士顿女孩喜爱“故事周报”《纽约文汇》上的故事，尽管对此不满的母亲经常将她手上的报纸付之一炬。然而在母亲发现报纸之前，这个狡黠的14岁少女已经“把报纸上的故事吃进了肚子”。
自主教育不只限于独自阅读。对许多人而言，文学社（称为“文学”）象征着知识生活与社会生活中的精彩篇章。夜幕之下，少男少女们聚在一起讨论话题、交流交往、打情骂俏。一个年轻女子在研究了堪萨斯州乡野的可选娱乐项目之后，得出了这样一条结论：“我们在文学社里度过了最快乐、最美好的时光。”
文学社让不计其数的年轻人学会了演说技巧，充分利用了将美国视为“演说家之国”的观点。演说成为了美国公民的标志：在美国重建时期，年轻的黑人小伙迫不及待地在南部各州掀起了“演说热潮”。
尽管名字有些书生气，文学社还是吸引了不少粗野的年轻人。一个爱荷华州的年轻辩手骤起眉头，想起了文学社里能做出“让我很不舒服”之事的“粗野同伴”。
辩论是这些社团的驱动力。年轻人谈论着当时的传统话题。一个引起讨论的常见话题(在北部各州)是：“谁更有理由抱怨？是黑人还是印第安人？”其他人则在讨论妇女权利、酒精问题或旅行的价值。
通常来说，讨论什么样的话题无关紧要。真正重要的是和十几个志同道合的十六岁少年聚在一起，这种感觉无比美妙。在某人的呼喊声中，在闪烁的灯光之下，参加聚会的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正在为迎接新生活做准备。
1900年以后，公立学校迅速增多，童工的数量则在逐渐减少。这种现象提升了毕业率，让学校实现了真正的系统化。这种结构性更强的模式虽然削弱了个体的动力，但提供了一种面向全民的大众教育，显著缩小了阶级差距。
最重要的是，这种大众教育为5到18岁的孩子指出了一条明路。100多年后，我们已不知道在这种体系问世之前，真正无路可循的生活会给人什么样的感觉——我们也不知道那种迷茫之感为什么会驱使年轻人独自踏上征程。
所以我们该如何让今天的美国人重拾这股已然失去的热情呢？一个不是特别有用的简短回答就是，我们不要刻意为之：要达到独立学习的境界肯定不能借助外力。我们能采用的最佳方案就是给年轻人提供必要的工具、时间与知识，让体系之外的教育得以实现。数百所学校、数千名教师正向着这一目标迈进。前几代“16岁少年”愿意为这一目标提供支持。
毫无疑问，技术对这一目标有所助益。正如因特网已然向年轻一代的学生敞开大门，廉价的印刷机让19世纪的年轻人创立了属于自己的报纸，上面写满了评估“dom”状态的散文、笑话和文章。（dom是19世纪时非常流行的俚语，用以描述当时业余时间。）
除了各种特殊的设备，能让年轻人饱含参与热情的还有这样一种感觉：他们的观点和老师或作家的观点一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无论是1870年代孩子气十足的新闻记者，还是一大批2015年的年轻博主，都很受用这种感觉。
文学社或许为现代的自主教育家上了最好的一课。尽管19世纪的自主教育存在种种缺陷，但这种模式还是教会了美国青年如何坦率对待生活中的矛盾，如何讨论与辩论，不要依靠成年人塑造属于自己的未来。现代学校体系的各个环节都在阻遏这种特立独行的个性。
我们还是有希望学到诀窍，将19世纪坚定的进取精神与20世纪的构架合二为一，为21世纪的年轻人指明一条既独立又坚实的明路。也许就在这个慵懒漫长的暑假，一切即将起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