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陈岚 发表时间 | 2013-02-15 来源 | 微信公众号“女拳”（作者授权本网）
她把我塑造成了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也许是从臭气熏天的鸡窝里掏鸡蛋开始。也许是在集市上卖鸡蛋，昂着头冷笑的那一刻开始的。世俗的太多东西，在她那里被蔑视。所有的行动，在她那里，都是简洁的、直接的、明了的、实用的，所有的目的，也都是高尚的、纯粹的、和光明的。
我的母亲是条暴龙。
我，已一大把岁数、牵着抱着自己的孩子了，也算混得不错，但，在妈妈这条暴龙面前，仍然不能放松。过年回家，她眼睛一横过来，我心头一紧，马上电脑自动扫描式地自省一遍：衣服穿得不合适？鞋子没擦干净？该赶紧去收拾桌子？厨房里还有啥活该我干的？赶紧该干吗干吗去，迟了，老太太就发飙了，等她说出口时，一定没有好声气儿，不是哧地冷笑，就是吼叫。难得她慢言细语地给我说个事儿，我我我简直受宠若惊。
自己还没有孩子时，一再地发誓，如果我有了孩子，我一定一定会好好地对待她，不会打她不骂她不恐吓她，爱她，爱她，全部身心地去爱她。象穿越回过去，爱那个被母亲留在寄养家庭的自己一样地爱。
一岁左右，我曾被寄养在镇上一个专门带孩子的女人那几个月。那段日子必不美好。听说，一个邻居顺道去看我，幼小的我竟然认出这个邻居，扑上去死死抱着她的腿，嚎啕大哭决不放松，因为知道，她是能带我回家的“故人。”
自己有了孩子后，对这一段过往，不能释怀。那么小啊，你们怎么能就把我丢弃在别人那里呢？我盯着饭桌对面的爸爸妈妈问：“为什么？”
“两个孩子……带不过来……”他们互相对视了一眼，嗫嚅着回复。
“那为什么不是把哥哥送去给别人带？我小一些，更需要照顾才对！”不依不饶地问。
难堪的沉默和无力的辩解。我问完也就算了。问完，说完，就是我最大的谴责和反抗了。他们也知道。几分钟后妈又开始象暴龙一样吼叫：“赶紧吃，最后一个的洗碗！”
妈妈不喜欢我。妈妈喜欢哥哥。妈妈是非常难以讨好的。无论我做什么，她都不喜欢我。这是从小到大的记忆，奴隶背上的鞭痕般清晰，深到骨髓，深到潜意识。有一次，一个小木桶放在跟前，我和哥哥面对面坐着泡脚，他拿热水壶添水，手一歪，一壶开水浇在我的脚面上，我尖叫起来。妈妈正在院子里和人说话，闻声跑进屋，二话不说，先重重抽了我一嘴巴。
“你出生时就是个忤逆不孝的家伙！”妈妈最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八个月时胎位还很好，到临产了，你变成了屁股朝下，臀位产！疼了我一天一夜也生不出来，差点死了！”妈妈还要狠狠补上一句：“我跟医生说，把它扒拉出来，死的活的不管！”
听了很多遍，并不会因为听得次数太多便麻木，每听一次，都血腥淋漓地战栗。
妈妈铁齿铜牙，个性凌厉。人人都说我口才好，其实我妈妈说话，那才是钢板钉钉，又狠又硬。我从体制内辞去优渥职务，成了一个落魄书生的日子里，妈妈吵：“就你？就你？你能写得出来，眼睛都扒出来给你！”沉寂在家的日子，家里有庭院，院有间小屋靠马路，她指着小屋，要爸爸把屋子开一个门面出来：“送她去学理发！学个手艺，回来开个理发店，好歹也不吃白饭。”我就想起高中的日子，她不看好我读书，跟爸爸说，县城宾馆在招服务员，还是事业编制，不如送我进去当服务员。我可是她“三岁赋歌、七步成诗”的神童女儿！还记得爸爸看着妈妈哭笑不得、匪夷所思的表情。
妈妈可不是没受过教育目光短浅。她是60年代高考没废除前，罕有的女大学生，毕业于解放军军内名校。她自己尝过读书艰苦，我外婆重男轻女得厉害，女儿成绩再优异，也舍不得每年开学要交的几块钱伙食费——那时候中学似乎不交学费，要换在今天，妈妈天资再好，也断然没可能读书。每逢开学，妈妈必定要又哭又求又闹，每每要下跪，才能从外婆手里要来那几块钱去镇上上学。学校打饭，她到了周末就不吃饭，将打下来的每天四两米凑起来，装在罐子里，提着走几十里路回家，给全家人吃。高中毕业时她可以读更好的学校，但为了立即拿钱，报考了军校。一进学校，发了当月和下月的2个月生活费，50元6毛。她留下6毛钱零用，50元整数邮寄回去。
妈妈不喜欢我有很多理由。馋，懒，贪玩，调皮，嘴犟。军人出身的她对孩子的教育只有“命令和服从”，教育方式只有“规训与惩罚”。对超出生存需求之外的一切肉体需要，都抱着极度轻视。比如，零食在她眼里是罪恶，睡懒觉那就是道德堕落，贪玩是不可宽恕的，爱穿好衣服是虚荣，去理发店剪头发是小资——劳动、劳动最光荣！于是我5岁就是个好腿，打酱油、买面条。机器压制的面，流水一样从机子上淌下来，师傅用手一捞，齐刷刷地断开，秤出2斤，我交上粮票和钱，放进一个铁丝编织的小篮子，走过3座小桥，回家。家里有一个小铅皮桶，我可以拎得动，提桶下河去打水回来，一趟一趟地跑，也能提回来半缸水。
有一次的打非常暴烈。我和哥哥煮饭，在煤球炉子上，饭焦了。害怕打，我们俩一商量，把饭全刨出来倒给鸡吃，重新煮了一锅。结果妈妈一回来就闻到焦味，鸡窝里一看剩下的白花花米饭，拖过来就一顿毒打，边打边骂边哭：“作孽、浪费、坏东西，养你们有什么用，不如生下来时就一把捏死！”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样的威胁非常真实，不听话，就捏死、摔死、淹死……
那时候住大院，我们家打孩子很有名的。邻居看到我，我手舞足蹈地玩着说着笑着，给别的孩子讲山海经时，一个阿姨经常是劈头笑笑地问：“今个又挨打？”我不喜欢他们，这些带着诡笑的成年人。也听得出他们的恶意。但自己是心虚气短的：被打，总不是个光荣的事。孩子再小也知道，不被父母宠爱，走到哪里似乎都矮人一头，就讪讪地不说话了，走开。
街头已经流行各种时装，但我母亲以她的少女时代的审美标准和生活标准来要求我。要么是旧衣服改改，要么是她自己在缝纫机上用棉布做一套——我是全班同学中穿得最老土破烂的那几个，有一次，我过年的衣服是在旧衣服上接了一圈边儿——还是色差极大的——这对于一个敏感好强的孩子，简直是最大的折磨。对我们的抗议，母亲轻蔑地说：“我们那时候连衣服都没得穿，不也考上了大学！”有时候还会上纲上线：“就是要治治你的虚荣心！”
不管怎么样，孩子总会长大。生命的激流按照自己的意志，一路磕碰跌宕，也奔向了原野。没有被母亲温柔呵护过的孩子，心灵是有创洞的。我一直在伴侣身上寻找无条件的爱与包容。是的，我要求没有条件。一旦有挫折，我就毛发皆竖，刺猬一样狠狠地去扎对方，并会立即萌生退意：“我不要你了！”一切的一切，都是母亲对待我的摹本的复制。性格强烈、男性气质突出的异性从来都立即被我拉黑名单，我只选择温厚和善、带来安全感强烈的异性交往。心理学意义上来说，我是在寻找一个“阉割后的男性”替代母亲，透过情感关系来解决内心的焦虑。
和暴龙妈妈的战争，一直在继续。她不接受我，尤其是越来越叛逆、我行我素的我。我也恨她，因为不管我做得多好，她都嗤之以鼻。有了孩子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愤怒尤其高涨：“小生命多么脆弱可怜，当年的我就这样小，你们竟然这样对待我……”就像憎恨那些虐待孩子的人一样，不能原谅曾经年轻的他们，这样对待孩子。
直到如今。一个早晨，本经历了一个无眠的彻夜，挣扎着起来给uu做好早饭，面包、果酱、煮鸡蛋、煎肉卷儿、红薯稀饭。uu懒懒地咬了一口面包，就丢在碗里，新榨的果汁看都不看一眼，又开始找借口不吃早饭：“妈妈，我肚子不舒服……”我忍无可忍地爆发了，指着她吼：“信不信我把碗给你砸了？！”
被呵斥的孩子眼泪汪汪，不敢哭，含着泪小口小口地啃早点。在她眼里我一定象个恶魔。我自己跑到卧室，把门关上。充满了失败感。我发誓要做一个好妈妈的。不打孩子、不骂孩子、不粗暴地呵斥她们。决不让我受到的任何一样伤害发生在我的孩子身上——但生活不是剧本。
照料孩子、照顾家人以及工作、写作和人近中年的危机意识。一个妈妈只有24小时。妈妈不是神仙。她要睡觉，疲惫时会暴躁，工作失败时会沮丧，身体会痛苦，情绪会低落。一个妈妈只是一个肉体凡胎。
我可怜的暴龙妈妈在那个年代，只有56天产假。一周只休息一天，那一天还要政治学习，上下班迟到一分钟都会被扣钱。上着班的她要养育两个孩子。她没有钱请保姆，虽有姥姥帮带孩子，姥姥则是她脾气暴躁动不动呵斥她的母亲。她面对着事业的挫折，面对着婚姻的各种冲突危机，我年轻的父亲事业风云直上，而同样学历、能力超群的她只能蹭蹬在小职员的位置，被两个孩子牵着鼻子团团转。
一旦我们弄灭了煤球炉，自然会遭致一顿毒打和毒骂。因为煮一顿饭，燃煤球炉就要10几分钟，而单位规定的午休时间，不过是一个半小时。所以走在路上，她会把看见的小木片都捡拾起来带回家，用作引燃的材料。孩子尿床、弄脏衣服了对她就意味着又一轮无穷尽的家务，冰天雪地时她也得下河边去捞洗，南方的冬天，水刺骨寒冷，冷得骨头发疼，你决不想把手在里面多放一秒，主妇却要在里面浸洗全家的衣服、被褥——逢上天阴，衣服被单，怎么也干不了，狭小的陋室里，晾也无处可晾。
妈妈在我这个年纪，一个曾经充满梦想激情的女人，生活变成了两个拖着鼻涕哭闹不休的孩子，一大堆永远也做不完的家务，睡眠永远不足，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牙缝里每一分钱都抠下来持家，她怎么可能永远挂着圣母般的温柔微笑？早晨上班马上就要迟到，而迟到就意味着扣奖金扣工资挨批评写检查，她怎么可能蹲下来给哭闹着不肯吃早饭孩子一口一口喂饭？一个童年一直在暴躁的母亲手下忍气吞声的孩子，青春期在严苛的军营度过，经历了十年文革，周围充斥着暴力、辱骂、猜忌和冷漠的社会里，一个资源极度匮乏，随时都会挨饿的时代里，我的母亲，怎么可能不进化为一头暴躁的霸王龙？丛林的母狼对小狼没有温柔可言，对于犯规的小狼，连撕带咬、叼起脖子就甩地上，狠狠地毒打一顿，因为，生存争分夺秒。
为一毛钱在菜场争得口角冒烟，那是因为为嗷嗷待哺的孩子多争回来一口菜都是好的。她们偷偷地把单位信纸拿回家，给孩子写字。她们在单位食堂里把肉食夹在一边，装在盒子里带回去，晚上给孩子补营养。路过菜场，被遗弃的蚌壳也不能忽视，她顾不上泥泞脏污，检起来带回家，敲碎了给鸡吃，让鸡多生蛋。生活这样粗糙，珍珠也被磨砺得失去光泽。
暴龙妈妈用巴掌呼过来，让我们好好吃饭，即便饭菜再不可口，也必须吃得盘光碗净。为了贴补家用，她在院子里养了几十只鸡，保证两个孩子每天能吃上两只鸡蛋，周末会将多余的鸡蛋拿到集市上去卖，和一大堆的贩夫走卒坦然地挤作一堆叫卖。冬天里，她托人买紧俏的驼毛，密密厚厚地缝在绒布里，把我们的小手，包得象熊掌，家制的棉鞋丑陋，里头却穿着两双袜子，一双棉袜，一双毛袜。我从没长过冻疮。虽然没有零食，我吃得又饱又足，我和哥哥的身高远超我的同龄人。我恨她在16岁还给我穿家制的衣服，让我丢脸，但是，16年，每一件衣服，从内到外，衬衫衬裤，毛衣毛裤，外衣罩裤，都是她一针一线制出来的……春去秋来，一个妈妈得在缝纫机前、毛线针底下，付出了多少心血？
暴龙妈妈自己读了很多书，人聪明，勤快，写一笔飘逸好字，口才好，文章也练达，但在单位中始终不受重用——本来也不是一个重用妇女干部的时代，她又不会逢迎拍马。还天真地去劝诫领导的小蜜：你这样做是违反社会主义道德观的！换在美国，也许她会是希拉里。但在中国……
在小镇的集市上，熟人的眼皮下，她叫卖自产的鸡蛋。邻居女眷们取笑她：“你还大学生呢，就落得干这个？”我蹲在她脚边，虽然幼小，也感觉到羞耻的压力。妈妈昂着头：“劳动最光荣！”——这辈子，她都在给我唱高调。但她也是少有一个按照理想主义的高调生活和践行人生的，我所见的唯一一个。以最终的退休级别，她和父亲都有不菲退休金，子女亦无负担，但已近七十的她，依然每天工作，早晨八点到店，晚上八点回家。我笑谓她大有弘一法师之风度：“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她瞪我一眼：“不做事怎么行？在家等死么？”饮食依然极简，在庭院内外，栽种了蔬菜：青菜、香菜、胡萝卜、油菜、红薯、青蒜、香葱，每日菜蔬，自给自足。每个月开销不过数百，举手捐赠，却极慷慨。人越老，越清瘦，老花镜下一张清癯而严厉的脸。她是无神论的共产党员，不信基督，我十分遗憾地告诉她：“您这作派，您这思想，实在是和很多基督教的清教徒非常相像！”——近年来好多家庭开始自种菜蔬了，在报纸上看到，她嗤之以鼻地一笑：“早说了，我是走在时代前面的人！”
试着给她说：“我们出钱，请你去周游列国？老了也开开眼界？”她自负地一昂头：“我坐在家中，眼观天地，心游八极，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不过就这样那样罢了，能有什么新鲜？”
我告诉她，这句话和圣经里一句话很象：“日头底下无新事。”她鼻孔里又嗤了一声——那还用说？老太太我的智慧是你受用不尽的！
她把我塑造成了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也许是从臭气熏天的鸡窝里掏鸡蛋开始。也许是在集市上卖鸡蛋，昂着头冷笑的那一刻开始的。世俗的太多东西，在她那里被蔑视。所有的行动，在她那里，都是简洁的、直接的、明了的、实用的，所有的目的，也都是高尚的、纯粹的、和光明的。
她从来都不是完美妈妈，完美妈妈也只存在于文学作品之中，她，就是妈妈。我也从来不是完美孩子，但若干年后，不完美在岁月中，慢慢长成了独特的印痕，成为生命特别的馈赠。
随着年纪深长，生命中的浮华，与青春一起次第凋去。如一个剑客练剑到了末期，去芜存菁之际，越来越觉得生活中很多事物的不重要。吃什么，也都那么回事，穿什么，也差不了多少。我越来越象我曾经激烈反抗过的她。有一段时间，一件西服我穿了五家电视台，录了三十档节目后，编导提醒我，你好歹也换换形象？难道你就这一件出镜西服么？我说：“若论服装，你们可以随时找一万个比我会穿的坐在这里——但显然你们不是需要这个，观众也不是需要这个。差不多就可以了。”
——暴龙妈妈当年劈头怒喝：“穿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什么！”
三十年的菩提子，三十年后终发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