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 | 佚名 受访者 | 袁征 发表时间 | 2013-09-06 来源 | 新市民网
前些日子，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袁征教授出版了《中国教育问题的哲学思考》，提出了许多有趣的观点。新市民网·中国（以下简称新市民网）记者为此采访了袁教授。
新市民网：袁老师，你为什么会写这本书？
袁征：十几年前，我在美国听了几节哲学课，被他们吓了一大跳，一直想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另外，这也是为了完成学校规定的工作量。
新市民网：美国的哲学研究做得好吗？
袁征：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美国的哲学的确很棒。但他们的课堂并不是只唱美国的调。我也不专信美国佬。在柏克莱听课看书，是给我打开了四面八方的窗户，让我看到了人类好些最优秀的理论。
新市民网：举个例子好吗？
袁征：许多人说，真理总是相对的。我在书里说，要是遇到这样的情况，咱们就该问讲那种话的人：“您这话是不是相对的？”如果他说不是，那么，他的话就不是真的，是错话；如果他说是，那就是说会有例外，会有绝对真理，他的话还是错的。
新市民网：这有意思。
袁征：哲学是很好玩的。不过这个观点不是我的发明，是英国哲学家波普尔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来的。当时哲学的制高点还不在美国。
新市民网：你的书讲了一些波普尔的故事。
袁征：有个朋友建议我在书里讲讲外国重要思想家的生平，让中国人了解一下他们，所以我引用他们的观点时穿插地讲了点故事。他们属于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新市民网：这样的书读起来也有趣。不过你的书讨论的是中国问题嘛。
袁征：当然，挂着羊头，就得卖羊肉。我只是希望爬上巨人的肩膀看看身边的事情，结果发现挺奇妙。例如，咱们的法律规定，受教育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我搞清楚什么是权利，什么是义务之后，就知道受教育不可能既是权利又是义务。咱们的法律还规定，公民在行使自己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别人的权利。我想，我弹钢琴的权利会损害邻居安静休息的权利。而邻居安静休息的权利也会损害我弹钢琴的权利。那就是说，法律不准我弹钢琴，同时又不准我的邻居安静休息。这不是很滑稽吗？
新市民网：这个想法好玩。
袁征：哲学是最讲道理的学科。把道理讲透了，结果常常就特别有趣。但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有的中国人硬要把一些愚蠢死板又毫不讲理的名家训诫，和全无依据却故弄玄虚的文人空谈提拔成“哲学”，把哲学变成蛮横和浅薄的同义词，使年轻人一见哲学二字就落荒而逃。好几个读者说看到我的书叫“哲学思考”，就觉得不值一读，打开翻翻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一位读者的博客写道：读了这本书才“领教了什么是哲学”。意思似乎是他过去听的和读的根本算不上哲学。我很希望这不是真的。
新市民网：大家都说老师一定要爱学生，爱是搞好教育的基础。你的书为什么主张老师可以不爱学生？
袁征：任何讲过两三年课，身上又还残存着一丝诚实态度的教师都会承认，有些学生是很不可爱的。怎么办？不教他们？爱是个人感情，在不同的时候，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变化。用爱做基础，教育质量就跟个人感情一样不稳定，所以我赞成美国学者的意见：师生关系是专业人员和服务对象的关系。
新市民网：我记得你在书里说，不管学生可不可爱，教师都要按专业标准提供服务。
袁征：是的。医生不一定要爱病人，但一定得按专业要求开药动刀子。
新市民网：你为什么不赞成“民办学校”的概念？
袁征：“民办学校”是糊涂透顶的讲法。国际通行的规矩是将学校分为“公立”和“私立”：公立机构（包括公立学校）办的学校属于公立，私人（包括私人组织）办的学校属于私立，旗号堂堂正正，界线一清二楚。私立学校是人民的自由结社，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民办学校”的概念公私不分，结果公立机构（特别是公立名校）建了好多“民办学校”。这些“红帽子学校”依仗自己跟行政部门的特殊关系，依仗自己是公立学校的“名二代”，挤占私立学校的生存空间，把中国的私立教育搞得奄奄一息。文革结束后，有些私人教育家雄心勃勃，立志办中国的哈佛。现在他们做梦都不敢这么想了。
新市民网：你的书还反对学生全面发展？
袁征：这可是个冤案。我绝不反对学生全面发展，我只是不赞成规定学生一定要全面发展。一个学生顶好诚实，乐于助人，坚持和坏人坏事作斗争；能讲一口漂亮的英语，能解最刁钻的数学题，每次作文都把教师感动得泪流满面；还跑得快，蹦得高，能歌善舞。可惜我见过的世界太小，这样的全才一个都没碰上。对于一个正常人，“三好”往往是互相冲突的：埋头钻研解析几何，就很可能没时间提高短跑速度。事实上，“三好”不见得一定比“两好”或“一好”更优秀。霍金教授和罗斯福总统的健康就很不怎么样。要求全面发展往往淘汰偏才怪才，奖励既没有什么缺点又没有什么优点的庸才。我主张学生能够“三好”就三好去，不然“两好”甚至“一好”也行，也能受到鼓励，在学校也能抬起头，天天唱着歌回家。
新市民网：现在的孩子读书很辛苦。即使三好学生也不见得天天唱着歌回家。
袁征：那都是应试教育闹的。为了上好大学，就得上好中学；为了上好中学，就得上好小学、好幼儿园。孩子连话还不能讲清楚，就得背唐诗，屁股上还掖着尿布就要上早教班。理由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路都不大会走就“起跑”了，真可怜。
新市民网：你认为父母太狠心？
袁征：我认为制度太荒唐。我在书里说，为什么应试教育成为绝症——不但没法根治，甚至不能缓解——原因就是设置重点学校（大名叫“部属院校”或“示范性高中”之类）。政府把这些学校的地位定得特别高，给这些它们特别多的钱，学生进了这些学校就能享受特别好的条件（包括特别好的教师和特别好的图书馆等等），从这些学校毕业就能得到特别好的职位。假设殷州大学一个本科生每年有一万块钱的经费，北大一个本科生每年有十万块钱的经费，都是公家的钱，不拿白不拿，哪家的父母不想让孩子上北大，那他们的脑子一定进水了，可以直送精神病院。
新市民网：中国有北大、清华，美国不是也有哈佛、耶鲁吗？
袁征：哈佛、耶鲁是自己冒尖的，不是政府偏心的结果。美国佬死板。宪法没有授权中央政府管教育，它就不管，也不办直属中央的国立大学。最高法院说私立学校是公民的自由结社，政府就不干涉它们的活动。政府放任，又没有钦定的重点学校压在头上，各个大学自由发展，数量很多，其中好些学校世界领先。美国的孩子没有必要打破头硬挤他们的北大、清华。另外，我在书里讲过，美国的法律规定，选择学生是各个大学的权利。他们的大学招生，往往不只是看申请人读书的成绩，还看他们的课外活动：例如有没有参加给灾区募捐，会不会给iphone编应用程序，投篮准不准等等。死背课本不见得就能进好学校。
新市民网：你给应试教育开了什么药方？
袁征：第一，把所有的重点学校制度（不管是985院校，还是部属院校、211大学、示范性高中）通通废掉。不要用行政手段硬划等级，人为地制造稀缺。第二，让所有的高中和大学自主招生。政府亲自动手搞中考和高考，除了看考生有没有背课本之外还能看什么？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应试教育的症状一定继续恶化。您喜欢吃什么就多吃点吧，这病是没治了。
新市民网：废除中考和高考会不会天下大乱？
袁征：谁犯法就把谁送局子里去。事实上，这样的人不会很多。废除了重点学校制度，学校的地位就不靠政府硬撑，要靠学校的真功夫。收红包，收差生，就毁掉了教育质量，就毁掉了自己的学校。
新市民网：你的书批评了厉以宁、沈宗灵等名家。
袁征：我还批评了森纳（L.W. Sumner）和克拉默（M.H. Kramer）等等好多人。做学问有两条规矩：一是要看前人的著作，起码把最重要、影响最大的看完，不能前无古人，关起门来自己玩盘古开天地。二是得在前人到达的地方再往前走。要是自己不能讲出一些实实在在的新东西，那根本就不应该动笔，干脆让大家看旧书、旧文章，省得砍掉太多的树造纸，把地球搞得热烘烘的。但即使是往前走一小步，那也是对前人的超越或否定。要做学问就得有批评，这跟故意捣乱和个人恩怨没有半点关系。我当然明白厚道积阴德，刻薄遭报应。但干一行就得遵守一行的规矩，将来下地狱将来再说吧。
新市民网：如果别人批评你，你高兴吗？
袁征：当然不高兴。“闻过则喜”是谎话。要是一个人闻过则喜，那他可以天天做错事，提供条件让别人批评，自己也一年到头喜滋滋的。我喜欢听别人的赞扬，但也会认真考虑别人的批评，因为学术批评是做学问的行规。当教授就得经得起追问，受得了批评，脸皮不够厚的顶好换一份职业。
新市民网：你的《哲学思考》是写给什么人看的？
袁征：搞教育、搞哲学和搞政治学、法学的人都可以看，行政管理人员可以看，任何贪玩的人都可以看。
新市民网：非专业人员也可以看吗？
袁征：我想可以。我的书可能不够高深，但一定容易读。今年四五月，我在台湾大学做研究，跟东卡罗莱纳大学的塔克教授（John A. Tucker）住对门。有一天无聊，我问他“PK”是什么意思，把他考得目瞪口呆。早两个星期，乔治亚州立大学的任达教授（Douglas A. Reynalds）来做客。我故伎重演，又把他考得一愣一愣的。咱们中国的报纸天天讲PK，他们美国教授却不知道什么是PK。我中学毕业就进工厂当学徒，是个老工人，讲惯了大白话，写书写文章都要把自己的意思讲得清清楚楚，绝对不用为难自己和读者的词语。有个朋友说我“坦率得吓人”。我是坦率，但绝不想吓人。大概是像报纸大讲PK那样，现在书本文章也以不讲人话为时尚。我满口大白话，倒把别人吓了一跳。
新市民网：我喜欢你的大白话，希望你写出更多的好书。
袁征：谢谢你们帮助我跟读者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