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邝红军 发表时间 | 2014-11-06 来源 | 作者博客
插画 | 李永秋
据《广州日报》2014年7月11日报道，市民王先生称，他小孩就读的某小学以“奖励学生干部”为由，在学期结束前请全校“大队委”等学生干部郊游，中午还一起吃饭、唱K。学校考虑到这些学生干部起了带头作用，帮了老师的忙，所以特意请孩子们吃个饭。老师表示，这是一份特别的“奖励”，是学生干部“应得的”。
学生帮忙，老师请客。乍一看，似乎合情合理。礼尚往来嘛！“应得”之说，似乎反映了老师蛮“公平”“公正”的。然而，实际上问题多多。首先，最直接的效果是，王先生的孩子“很不开心”，因为“感到自己作为普通学生不受学校重视，而学生干部则受到学校的特殊照顾，由此产生挫败感”。其次，正如某中学教师李女士所说的那样：“小学生充满了童真，像一张白纸，别人在上边写什么就是什么。学校做法不妥，不能让一些功利的、世俗的奖励方法侵扰了孩子对世界的认知。”
李老师建议：（1）对班干部应更多从“精神与情感”层面进行奖励，不应“物质化”、“世俗化”；（2）要注意不要厚此薄彼，令别的孩子觉得班干部受到特殊照顾，伤了他们的心。第一个建议是针对“奖什么”的，要多些精神鼓励和情感沟通，第二个建议是针对“奖给谁”的，要平等对待学生，不能只是奖励学生干部，还要奖励普通学生。李老师的建议很有代表性。比如，在精神鼓励上，有人提出，“可以考虑奖励一定的德育分，适当照顾三好学生、优秀干部、入团入党等方面的推荐人选”。在平等对待学生方面，有评论指出，“学校请学生干部郊游、吃饭、唱歌，而其他普通学生无缘参加，必然是优待和高兴了学生干部，而冷落和伤害了大多数学生。”
需要肯定的是，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当然是有差异的，平等对待与特殊对待也是有区别的，“奖什么”和“奖给谁”的问题自然是要考虑清楚的。然而，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奖什么”和“奖给谁”，而在于“怎样正确合理地使用教育权力”。要让权力的运用具有促进学生健全发展的教育意义，而不是把学生变成方便教师使用的工具，让学生成为权力操控的对象。
照理说，A帮了B的忙，B对A应该表示“感谢”。然而，学校请学生干部郊游、吃饭、唱K，并不是表示“感谢”，而说它是一份特别的“奖励”！不排除一些老师心里的确是想要“感谢”一下这些帮了自己忙的学生，这也符合人之常情。可是，为什么老师公开、明确地说请学生干部郊游、吃饭、唱K表示的是“奖励”，而不说是表示“感谢”呢？教师请学生郊游、吃饭、唱K，主要不是因为“帮了老师的忙”，而是因为“起了带头作用”。
表示“感谢”和表示“奖励”的区别非常微妙！“感谢”意味着教师作为受惠者对作为施惠者的学生干部表达谢意。而“奖励”是教师作为评价主体对学生干部的肯定、奖赏和鼓励。该不该奖？该奖励谁？标准和决定权掌握在教师手里。尽管教师未必有主观故意，但是，教师用以表示“奖励”的请客行为客观上反映的是教师与学生干部之间主动与被动、决定与被决定、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权力关系。不管学生干部喜欢或不喜欢、愿意或不愿意做教师指派的任务，只要学生干部“听话”，做得让教师满意，或者即便不太满意，不管得不得力，但毕竟是教师的“助手”，就要肯定一下，鼓励一下，给一点奖赏。为了“工作的需要”，也应该特别“奖励”一下。
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午餐。首先，学生干部没有“白吃”，他们得做老师的“得力助手”，付出体力和脑力；如果习惯于向老师“告密”、“打小报告”，还会遭同学们的白眼，成为“不受欢迎的人”；若是受老师的“优待”和“恩宠”过多，还可能被同学们嫉恨；某些学生因为尝到“干部”身份带来的甜头和优越感而萌生特权思想，长大后权力欲望膨胀，有恃无恐，为所欲为，危害社会。其次，老师没有“白吃”，“普通学生”会觉得老师厚此薄彼，不公平；学生干部会觉得同学不理解，工作难做，压力山大，老师的支持不够，很受伤很委屈；学生家长会觉得老师太庸俗，自私自利，不值得信任和尊重。第三，从学校层面来说，学校声誉受影响，美誉度降低，因为学生被分为“干部”和“群众”，干部管着群众，享受特殊待遇，是典型的官僚主义，容易滋生特权思想和享乐主义。
教师把学生当工具使用的现象并不少见，甚至有将它普遍化和制度化的情况。例如，《南方都市报》2012年10月23日报道，深圳市南山区某学校在每班特设两个“小小心理情报员”，让他们做地下潜伏工作，叫他们注意观察同学情绪和心理变化，并定期向老师汇报。学生成了教师安插的情报员，负责搜集和反映“情报”。再如，2010年初，昆明市教育局要求学校各班主任在班上发展2至3名“治安小信息员”，收集校园暴力等侵财犯罪、手机网络淫秽传播、校园周边交通秩序、学校周边不良青少年活动情况以及学生急需学校、公安机关援助等信息，学校要将班主任收集的情况、信息上报教育部门。
这些现象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和反思。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现任职语文出版社社长的王旭明先生在2014年4月曾发微博称，朋友告其女自上小学至现在三年级，不断在选班干、争班干的纠缠中，为当上班干家长贿赂老师、老师挑斗学生、学生互打小报告和拉选票，世态丑相竟开始在小学！他呼吁“取消小学班干制、三好学生评选和几道杠杠等成人化之举，给孩子一个人人平等、自由、公正的环境和良好成长氛围。救救孩子！”2011年底，童话大王郑渊洁先生发微博说，小学班干部制度是在培养“汉奸”，他还列举了三个特点：一是为强权效力，二是告密，三是奴役同胞。他建议取消班干部制度，让孩子平等成长。
《没有指责和羞辱的教育——小学品行教育实践》的作者徐莉老师说：“我看到了成年人施与处于权力关系较弱一方的孩子的特殊待遇。”她发现每天清晨孩子们围在学校门口的小店里购买红领巾，听无数的父母抱怨家里的红领巾都存了一大筐了，不得不清理班级抽屉里无人认领的一条又一条红领巾……一个七岁的孩子因为想做“好孩子”而加入少先队，之后红领巾却成现实的无尽的麻烦。“为什么孩子们上学必须时时佩戴红领巾，忘记或丢失就要受到处罚？”她指出，这是“权力对权利的侵犯”，是“权力的滥用”。《学校会伤人》一书的作者柯尔斯腾·奥尔森也说，学校“不是一种温柔的、进行文化融合和同化的机构，而是一种蓄意拓殖、印制和形塑我们文化中最为脆弱和无力的个体的组织”。
尼尔·波兹曼说：“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儿童的天真无邪、可塑性和好奇心逐渐退化，然后扭曲成为伪成人的劣等面目，这是令人痛心和尴尬的，而且尤其可悲。”尽管他感叹的是在电视等新媒体作用之下的“童年的消逝”，但他的这段话也适合用来描述权力操控之下孩子们的状况。
约翰·杜威在《经验与教育》一书结尾处问道：究竟什么东西才有资格配得上“教育”之名？菲利普·W. 杰克森说：“教育从根本上说是一项道德事业，其目标是对人类产生有益的变化，不仅仅是在人们知道的和可以做的事情上，而且，更重要的是，会完善人们未来的性格和个性。另外，这一过程的受益者不仅仅是受教育的个人，而且还有整个社会。最终，整个世界都能从这项事业中受益。”看来，当孩子们处于权力操控之下时，学校和教师的所作所为没有资格称作“教育”，因为孩子们成了受害者，社会也不可能从他们那儿获益。
本文已经发表在《人民教育》2014年第20期，刊发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