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资中筠 来源 | 东方早报
什么叫启蒙？就是不糊里糊涂、人云亦云，人家说什么你就听什么。如果能够在课堂里头发现老师讲的不对——这个在中国是大逆不道的，但事实上应该是可以的，老师应该加以鼓励。
刚才同学介绍说我有一个特点是爱讲真话。我觉得，如果讲真话变成一个特点，而不是一个常规的话，那就有点问题了。按道理，爱讲假话才是一个特点，讲真话不应该算特点。这也说明我们现在社会是有点问题。
今天我挺高兴到这来。“为中国而教”这个组织，我也是知道的，是个很好的项目，很好的做法，这几年来也做得挺成功的。最近因为比较疲劳，我拒绝了很多讲座、讲话之类的事；但是“为中国而教”，我还是挺愿意来的，来跟大家见见面，交流交流思想。
在座有不少人是有实践经验的，到农村去教学。我自己是没有实践经验的，没有当过老师，最多带过一两个写论文的，在实践经验上，还要向你们学习。
现在讲教育与启蒙的关系。这是你们出的题目，也是我愿意讲的。
什么是启蒙
先讲什么叫做启蒙。
有些人不同意启蒙。他们觉得，启蒙的意思就是，先把别人说成是愚昧的、自己是聪明的，然后就是去给人家启蒙。有这么一种观念在里头，因此就对“启蒙”反感。
但我觉得，启蒙的意思不一定非得是谁比谁特别高明，然后我来启你的蒙；而是说，人们常常处于一种比较愚昧的状态，需要想明白，有时自己可以给自己启蒙，有时靠外力，人与人之间也可以互相启蒙。就是说，原来没懂的道理，忽然一下豁然开朗，懂了。
为什么会懂了呢？也许是看到一篇文章；或者是读到一本书；或是听到有一个人讲话，发现事情原来是可以这么看的，原来我这么看这个角度是不对的。这就是启蒙。
为什么现在（启蒙）这个问题还一直存在呢？因为我们是处于愚民教育时间比较长的一个民族，所以启蒙的任务对每一个人说起来都还是很重要。
应该说，从改革开放以来，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忽然觉得自己有所悟，对一些问题明白起来，意识到自己原来非常迷信、非常愚昧。有这样一个过程，也不是一朝一夕达到的。对很多问题都慢慢地明白起来。
那么，你自己了解到了，你自己见到了光明，你就特别希望和别人分享。当你发现别人还在那糊涂着，你就特别希望他也弄明白这个事。这就叫作启蒙。
什么是教育
那么教育呢？
为什么有老师、有学生呢？通常应该是老师比学生明白点，就是“闻道有先后”。老师是先闻道的人，所以就有责任对学生进行启蒙。
从前，私塾叫做“发蒙”，一字不识的小孩到学校里去，从懵懵懂懂的状况到开始识字，就会知道很多知识，懂得很多道理，人就会慢慢地变得聪明起来。
教育的目的，就是把真相、真理告诉别人，让原来不懂事的人，或者是原来不懂的事，慢慢懂起来了。这个是启蒙。
其实是很朴素很简单的，没有什么太高深的道理。
教育的目的
现在跟大家讨论一下，我对教育的看法。
（一）教育为了什么
第一，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教育的目的当然就是育人，改善人，培养这个社会的人。因为一个社会归根到底是由人组成的，假如大多数人比较文明的话，这个社会当然就是一个比较文明的社会。
要改善一个社会，当然要从改善人开始，由人来做。想要破坏一个社会也是由人来破坏的，想要推翻一个社会也是由人来推翻的。所以，人就是非常主要的。教育就是把一个自然的人变成社会的人，把一个原始的人变成文明的人。所以简单地来讲，教育就是要培养一个文明的人。
有一个思想家叫怀特海（编注：Alfred North Whitehead）说过：“凡是不注重训练智慧的民族，都是要失败的。所有你们（统治者）的英雄行为、社会魅力和机智，所有你们在陆上还是海上的胜利都不能改变这个命运。”
一百年以前，梁启超也说过：“今日世界之竞争，国民之竞争也。”他的意思也是说，那个时代中国人都痛感自己贫弱，被外人欺负，但问题在什么地方？不在于船坚炮利比不上别国，最重要的在于国民，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他还说：“国之见重于人也，亦不视其国土之大小，人口之众寡，而视其国民之品德也。”这个我们现在太有体会了，国家受不受别国人的尊重，不在于你的疆土有多大——中国本来是个大国；也不在于你有多少钱——现在GDP有多高；也不在于人口有多少——中国人口世界第一；而是要视国民之品格。那么我们来看，中国人的品格在世界上是不是受到尊重？显然不是。首先有一点，中国人的诚信度在世界排名是很低很低的。所以我刚才说，说真话变成一种特点，这样的民族是不会受到世界尊敬的。
所以，教育的目的，第一是品德。第二是知识。
当然，如果你是个老老实实的人，但非常愚昧，什么事都不知道，那也不行。所以知识也是很重要的。但第一是品德。
另外，受教育在现代国家是基本人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教育不是消费。有的人把学校变成一种消费产业，那是不对的。只有受教育的机会平等，才能保证竞争的起点平等。
一个社会最重要的是公平竞争。我们是要讲竞争的，不要绝对平均主义，因为那是不公平的。人的才能是不一样的，人的努力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要把所有人都变成绝对平均，干好干坏都一样，就像过去那种“大锅饭”，看起来公平，其实很不公平。那公平在于什么呢？公平在于，在平等的条件下，在平等的起点，大家各自发挥自己所长，比较聪明、比较能干、比较努力的人就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得到更好的回报。
假如教育的机会本身是不平等的，比如让文盲和大学生去公平竞争，当然是不可能的，文盲很难取胜。他为什么会变成文盲呢，因为他没有机会受教育。所以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应该算作一个公民最基本的权利，这一点在现代化的发达国家早就已经承认了。
教育也是公益事业最普遍关注的内容。各种公益组织从事各种各样的项目，有的专门搞环保，有的专门扶贫……但是，全世界的公益组织里，有两类共同的基本项目，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医疗。如果教育的机会不平等，他就很难加入平等的竞争。还有一个，如果保证健康的条件不平等，那么病人和健康人就没办法公平竞争。在一个经常产生不平等的、贫富悬殊扩大的市场经济里头，怎么样能够缓解机会的不平等，怎样产生更加公平的机会，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教育应该属于公民权利的一部分。
（二）受教育的目的
在不同的社会里，不同的人对于教育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家长为什么要把小孩送到学校去受教育？最原始的动机是什么？
在贫困的农村，他是希望孩子将来不受骗，算账的时候不上人家的当。过去很多文盲跟人家一打交道就被算计进去了，受骗上当。直到现在我还碰到这样的事情。
我们家保姆就告诉我说，她家前几年遇到大雪灾，他们在重灾区，房子也塌了。政府有相当多的拨款，专门用于救济、补助那些受灾比较重的农户。她的父亲是个文盲，被叫到村政府里，村干部对他说：“政府拨款下来了，给你60元钱救济”，他还挺感谢人家，在上面按了手印。后来他的儿媳妇回来——念过书的——就说：“不对，怎么可能只给这么一点儿？我们这里是重灾区。”她知道政府拨款是有多少钱，于是就跑到村政府跟村干部闹，说：“我要告你！”于是村干部很害怕，结果下回就补助了他们家不知道多少钱，实际上是600元钱都不止。以后大家都知道了，信息也通了，知道政府给了多少钱，他们应该有多少钱，还可以看得出那个账上是怎么样子的 。这样，现在村干部就不敢欺负他们了。这就是一个很原始的要受教育的动力。
我也认识过一个很值得尊重的志愿者。他以一个人的力量，在贵州一个特别贫困的村子里进行扶贫，办教育。那里的人均寿命只有四十五岁——我们全国的人均寿命已经超过70岁了。那个村子的人一是营养不良，还有就是大家都是文盲。所以他开始在那里头办小学，教那些小孩，第一件事情就是问他们为什么愿意来上学？他们说，“赶集的时候可以不受骗。”他们一个月到镇上去赶一次集，拿家里的东西出去换点钱回来，常常上当受骗。所以他们认了字，会算术以后，就可以不上当受骗了。
在很多国家已经没有这样的教育动机了，但是现在在我们国家有些地方还存在。
当然，再进一步就是说，学一门技术可以谋生。现在，无论如何，一个文盲到处求职是不可能的了，就是你必须还是得认字、会算，还有一门技能。
再进一步是改变社会地位。现在很多农村家里父母出来打工，自己吃苦受累，也要把小孩送进学校，要送进大学，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改变社会地位。有的高中毕业生考的分数线够上大专，但是够不上“大本”——这种区别也是我们国家特有的，什么大专的大本的，别的国家没有这么个算法——无论如何要自己复读一年，吃苦受累，家长也是一样，为的是上“大本”。因为“大本”毕业和大专毕业，在他们看起来社会地位是不一样的。再进一步的人就想当官，光宗耀祖，做人上人。现在学历很重要，硕士怎么样，博士怎么样。他们重视的不是知识而是学历。
真正最高的境界，是为了某种理想，是为了做社会有用的人，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到目前为止，这只是比较少数的人的追求。
但是，事实上，真正的教育，教育的目的，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应该是最后这一种：为了改善这个社会，教育出来一个良好的公民。不管你干哪一行，是简单的职业也好，复杂的职业也好，首先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是一个心智比较健全，有基本的品格的人。总的说起来，这样的人多了，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可以使得社会不断向文明方向发展。这是我们教育最高的目的。
所以，作为一个以教育为专业的工作者，不管你教什么——也许教的是一门很简单的技术，但是心目中应当有这样的理想。大的方向应该是教出一个品格健全，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三）施教者的目的
上面讲的是受教育方的动机。另一方面，办教育的、制订教育政策的人的目的是什么呢？在不同的社会当然是不同的。
首先，在皇权专制时代，只有贵族和奴隶的区别。受教育的基本上是在高层的贵族阶级，而奴隶是没有机会受教育的。所以教育是教育统治者，教育“驭民术”。而其他的大量的是愚民，不需要你知道什么道理，只要知道忠于这个君主就可以了。它所培养的是顺民、是臣民。
到了资本主义发达阶段，它需要技术工人。所以教育普及这样一个观念实际上是从工业化开始的。文盲不可能操作比较复杂的机器，所以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资本家就需要去培养技工。随着社会的发展，需要的知识、有知识的人越来越多，教育普及的程度也就越来越高。后来，有了改良主义的福利国家概念之后，教育成为政府的职责。
最初，资本主义社会只保障四大自由，在此基础上自己去竞争，政府是没有责任扶贫的，虽然也有救济，像教会；政府也有一定的法规，像17世纪、18世纪时英国、法国的“济贫法”等。19世纪后半叶才开始在政府层面上有了带有改良主义色彩的政策，比如说，失业救济、福利、养老、扶贫。所有这些观念开始进入政府的责任，义务教育的观念就出来了。
义务教育在国外还有一个名词叫做“强迫教育”，也就是说政府有义务免费给公民提供教育，而公民有义务必须上学，把小孩放在家里不去上学是非法的。如果上学没钱，政府可以给你免费教育。从这个开始，教育变成了既是公民的权利，又是公民的义务。
义务教育覆盖多少年？也是看社会发达的实际情况来发展的，最开头的时候是小学6年；其后是9年到初中；现在大部分发达国家是12年到高中，大体上是普及到高中，然后上大学就不是义务的了。可是，慢慢的，现在对上不起大学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奖学金、补助或是贷款，有各种各样的办法。为什么在开始的时候义务教育是教到12岁，或者教到14岁呢？比如一个小商人——我们叫夫妻店——家里的小孩儿常常也在柜台上站一站，从12岁开始他就可以这样做了。早期美国在讨论限制童工法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争论了好半天。如果硬要说14岁以下的小孩儿就不允许站柜台的话，很多贫困的家庭很难做到。
这说明教育不是一个空想的事，教育的普及不是有理想就可以办到的。像中国这样，GDP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至少9年制义务教育应该是可以普及的。假如你要认真去做的话，应该可以做到。而且现在从法律上、从国家的政策上来讲，已经是这样了。但是事实上，我们有很多地方办不到。为什么办不到？这个我们下面再讲。
现在我们回到施教者的目的这个问题。培养有技术的劳动者是一个目的。另外一个呢……
我记得，在19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清华大学从综合性大学改成了纯工科大学。蒋南翔当校长，提出过一个培养学生的标准：“听话，出活”。
“听话”，是听党的话，就是说做一个政治上合格的、正确的学生；“出活”，就是说还是要重视业务教育的。清华大学变成了工业大学，是为了迎接国家的工业化大潮。清华有个口号，就是要培养优秀的工程师。工程师是听话的，同时还是有比较高的效率、有比较高的技能的人。唯独没有提倡独立思考的精神。
虽然这不一定是所有大学的校训，但是在此以前所有中国大学的精神，都包含这个。后来无形中取消了，就是很大的转变。
实际上现代社会的教育本来就应该培养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我们经常说创新人才，说中国现在缺乏创新人才。所谓“创新”，就是说有很多新的发明创造。但创新人才不是一朝一夕忽然到了大学，说你创新吧他就能创新。这是不可能的。这也都是要从小培养的。
为什么中国的科学不发达？因为从小就不好奇。其实小孩本来都是很好奇的，但是不培养他的好奇心，不要多问只要听话就行了。其实这个“听话，出活”不是蒋南翔发明的，中国人对小孩总是说：“哎，你要听话啊。”（外国人不用这个话来教育小孩儿的。）听谁的话呢？听大人的话。大人肯定是对的，你肯定是错的。就是在这样的培养下，孩子的创新精神是很难发挥出来的。
所以，比较高境界的教育，应该是培养独立的人格，至少能够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自己有辨明是非的能力。这就是启蒙。
什么叫启蒙？就是不糊里糊涂、人云亦云，人家说什么你就听什么。如果能够在课堂里头发现老师讲的不对——这个在中国是大逆不道的，但事实上应该是可以的，老师应该加以鼓励。这样对老师也有帮助，也许那个学生本来就错了，那么你也可以知道他错在什么地方。这种情况在我们国家的教育里面是很少见的。
教育的问题
（一）教育机会不平等
现在更重要的问题是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由来当然是经济。穷人家的孩子就很难和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孩子受到同样的教育。义务教育的出现就是为了要改变这种情况，应该不管家庭的贫富，至少在义务教育的6年或9年里应该是有平等的机会的。但事实上我们现在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过去还没有义务教育。在民国时期，还没有通过6年或是9年制的义务教育的法律，但是事实上呢，还常常有公立学校弥补这样的不平等。差不多每个县都有一所或几所公立小学和中学是不收学费的，提供的是非常优质的教育。市立一中、县立一中是当地最好的中学，是不收学费的。国立大学，像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这样的最好的大学，过去是不收学费的，所以贫寒子弟比较能够通过竞争，凭成绩来上这样的学校。军阀割据的地方都有比较好的学校，并以此为荣，作为一个政绩。当然，现在大家也都知道，过去像刘湘这种军阀绝对不允许县政府的办公楼超过学校的建筑。这是当时的一种观念，一种理念。
现在，我们有了义务教育制度，说是免费的，理论上是应该不收钱的；但是呢，有时反而受不到好的教育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有的地方政府的执政理念有问题。他们并不认为教育不发达是他的耻辱。学校建筑常是豆腐渣工程，教育质量很差，招不来比较优秀的老师，或者老师的待遇总是比较低，这些他们都不在乎。他们认为盖高楼或者建公路，或者弄得市容非常漂亮，是他们的光荣，这是执政理念出了问题。上级考察政绩也不考察教育，只是考察这块闹没闹事，稳定不稳定，或者说GDP是多少，上缴多少税利。不考察学校的教学质量怎么样，有多少学生。
但是，由于上级教育部门考察的唯一标准是升学率，所以大家都奔着考上大学的升学率去了，为了升学率就可以不择手段。不管你怎么样，只要你能考上了就行。这样，所有不一定能考上大学的学生都不算数。
这样一来，教育不平等还在于教育资源的高度集中。本来不一定非得要上重点学校的。过去，有几个少数学校被认为是重点；大多数都是普通学校，都还过得去；有几个特别烂的、特别不好的学校，所以呈现出橄榄形。现在，学校也变成金字塔形的，只有在几个重点学校，你才能受到像样的教育；而大量本来很好的普通学校，都不行了，干脆自暴自弃。反正学校没有升学率，学生也考不上大学。甚至，重点学校的非重点班也自暴自弃了。比如说一家有名的重点高中，一个年级有6个班，3个班是用来考大学的，另外3个班就“放羊”了，还不如普通的学校呢。老师的职称待遇都靠升学率，对其他学生就没有任何积极性，干脆就不理那些学生了。完全以升学率为考核标准的教育就变成了这样。过去，一个好的老师对越是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越是重点关心帮助，现在相反，只重点培养尖子生、尖子班，这是违背教育的基本目的的。
我并不反对应试教育，不考试就更没有公平了。但是以升学率为惟一标准的教育制度必然造成严重的扭曲，造成了教育资源高度向上集中。你不上重点学校根本就没希望了。重点学校现在贵得不得了，有一部分也许是凭分数进去的，但是在分数线之下的学生，每差一分就不知道要补多少钱。即使计划生育放开，现在很多家长想生两个小孩儿也生不起，一个小孩的负担就重得不得了。这是非常不正常的。明明现在的法律是义务教育，至少6年或9年之内家长应该是轻轻松松的，没有什么负担，但现在，从幼儿园开始都贵得不得了。
这是非常扭曲的教育制度。这是造成现在教育机会不平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结果使得正常的教育劣质化。就像一个社会没有中产阶级，只有两头，两极化了。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大量发展的不是重点学校，而是普通学校，能够接受正常教育的学校。
（二）教育腐败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腐败。
官场腐败到一定程度固然可怕，但全社会腐败就更可怕。
大家都觉得这种潜规则是可以接受的，也不觉得官员腐败有什么了不起，除非是他贪的实在太多了。但是总的说起来，如果连教师本身都是受贿行贿的对象。全社会就都腐败了，就不再有健康的力量想要对真正腐败的力量做斗争了。
所以，教育面临非常非常大的危机，这个危机要使得我们整个民族退化。我曾经说过，就是现在的教育制度要使我们的民族品种退化。现在老一点的老师还有老的想法，常常有人说你们这一代的想法跟我们可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呢？他们说我们（年轻一些的人）就比较实际，其实就是说可以接受一些现在的潜规则，接受一些现在实际上属于腐败的现象。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告诉我不知道怎样教育孩子，甚至有一些年轻的夫妇不敢生孩子，因为不知道将来会受到什么样的教育。应该教育他诚实呢，还是应该教育他搞邪门歪道？如果要教育他诚实，他到社会里面去好像没办法立足了。还有，怎么样对待老师，不送礼行不行？等等。
这样的教育制度教出来的小孩会什么样？用比较极端的话来说，一方面是培养奴隶，一方面是培养市侩，最好的也不过是培养出好的出活的高级工匠，很难培养能独立思考的、有创新精神、推动社会进步的好公民，这个教育危机现在是存在的。
我曾经写文章推荐过一本民国时期的课本，“共和国教科书”，民国元年（1912年）出版，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国文和修身课本。我认为，一个人的文化水平、文化底蕴，最重要的是看你的语文达到什么水平，当然数学和科学常识的都是需要的，但是你是用自己的语言来思考的，所以语文水平跟你的思考能力有很大关系。过去，六年“完小”毕业的一个学生的语文水平是相当高的，自学能力和写作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至少在这个基础上，能够具备博览群书去提高的能力。这是从知识方面来讲。更重要的是那本民国课本开宗明义的宗旨就说学习的目的是“读书明理”，做一个明理的人，懂什么道理？这个课本的序言特别强调是培养“共和国民”，而不是大清王朝的臣民。教学内容什么都有，非常丰富，但都是围绕着这一目的——培养共和国的公民，其中还包括做“大国民”之道，其精神大体上和我开始引的梁启超的话差不多。我想如果一直延续这样的教育，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国民素质会大不一样。
教师的责任
最后，教育最核心的是什么？是教师。有什么样的教师就有什么样的教育。
教师本身就应该是好公民。现在教师认为的好学生可能将来不一定是好公民，所以教师应该对好公民有正确的认识。
另外，自己在精神上应该有独立感，就是你在教给学生的时候应该特别满腔热情想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和学生分享。有个人告诉我，他的语文教师对他影响特别大，就是因为那个语文老师每次讲一首诗或是一篇课文的时候自己欣赏得不得了，然后就拿自己的热情来感染学生，希望所有的学生都能感受到这种美。这就是成功的教师。
还有，师道尊严在于以身作则。你要拿自己的精神力量来感染学生。要是一个老师老让学生送礼，就肯定没有师道尊严了，学生一定不会在心目中尊重这个老师。而且一些有钱的家长就很有可能把他当作自己家的仆人了。
还有很重要的是，不要说假话——考不及格也没关系。但这很难做到。
最近看到一条消息，我感到非常沮丧。发生在哪个县（编注：湖北钟祥市第三中学艺体高考考点）我忘了，高考请了外地的监考老师，由于他们比较认真，把学生作弊的东西都没收了，引起家长“造反”，把那些老师揍了一顿。而家长居然理直气壮地说，作弊是他们的权利；如果他们不作弊的话，就没有公平。这是什么逻辑！但是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
过去作弊是很不光彩的。我记得从前在学校，如果哪个学生被老师抓到作弊，简直抬不起头来，整个学期都很难见人了。结果呢，现在作弊变成了有理，这样的考试还有什么价值？这个社会根本不相信人可以通过诚实的劳动、真实的成绩来取得他应该得到的东西。如果人人都到了这样一个地步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社会。
你们诸位志愿到农村去教学两年，有这样的心、这样的理想的青年都应该愿意为推动这个社会的改良做贡献。虽然现在整个社会环境问题很多，但是我觉得还是事在人为。假如有更多的人愿意坚守一些其实很普通的原则——并不需要你特别大公无私，特别理想主义——做一个坚守某种底线、诚实的人，然后能够把诚信传到下一代去，这个社会还有一些希望吧。这个也算启蒙，就是说诚信本身也是一个启蒙。
问与答
问：作为政治老师，对于人的启蒙和公民的启蒙，面临职业伦理的困境，您能给予我们什么建议？
资中筠：首先，你提到了一个制度问题，这个制度是我们改变不了的。我自己也无力改变。但是在这个制度底下 ，每一个人有他不同的活动空间。充分利用这个空间做自己良心认为是对的事情，我想我们只能这样做。可能你在做教育的时候，并不是在履行公民的职责，只是在履行上级给你的命令——这也是不可避免的，要不然你的职业也保不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是一定的妥协。
但是，如果你心里经过启蒙的话，就应该明白什么东西是你不得不敷衍的事情，什么事情是你应该大力热情去推动的事情，这在于每一个人自己的判断和独立的思考。完全不矛盾。
问： 教育的问题到底是出在老师的身上，还是出在家庭身上，还是出现在社会思潮身上？您怎么看待现在的社会思潮对于教育的进一步跟进、推动？
资中筠：我写过一篇文章，《制度和文化——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长期在某一制度之下就会形成一种思维方式或者一种思潮、一种文化，然后这种文化再反过来又维护这个制度。所以，中国人的不幸就在于，常常在制度和文化的恶性循环里头，造成退化。但是要是你意识到了这一点，意识启蒙的重要性，你就会用你自己微薄的力量抗争。一个人的力量是微薄的，但是很多人的力量加起来就不微薄了，你就可以去冲破一点点。
比如，我说教师特别重要，你说那我没办法，在这样的框架之下，我只能按照教学大纲去教；但是教师自己还是可以发挥主动的。例如教历史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告诉学生一些历史的真相？这里头的余地非常之大。教语文的时候，除了课本之外，语文老师都是有主动权，可以选一些其他你认为好的文章，让学生去读的。另外，你自己平常言行潜移默化的熏陶也可以对学生有很大的影响。
当然，在现在这样一个思潮，这样一个制度下，培养出来的老师跟胡适那个时代确实是不一样了。
但是，在网络发达的情况下，网络的平台可以充分地利用，这是在目前一个很重要的力量。现在还不是一点发言的空间都没有，或者说一点思考的可能性都没有。再加上全球化，每一个人都能接触到外面，已经不可能封闭起来。每一个人可以定位自己能够做到什么。我并不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变成非常了不起的圣人，或者是当烈士，但是在你自己能够把握的情况之下，还是可以做一些有益的事。我觉得完全怨环境、怨制度、怨思潮、怨别人，没有用处，自己还是可以把握自己。
问：从一个更广的视角下，或者说从我们当前国情的角度来出发，我们这一代人还能为教育做什么事？可以朝什么方向努力？
资中筠：你要是有志于教育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领域。做一个好的老师。现在太少了。
我想说的是，我为什么愿意到这来，是因为对于你们“为中国而教”这个项目的做法感到非常值得肯定。而且，在贫困的偏远的农村特别缺少好教师，要是动员大量优秀毕业生长期到农村去支教，那不太现实，现在轮流去我就觉得很好。
另外呢，你要长期呆在那个地方，成为那里的一分子，就不能超脱了。比如，那个地方很落后，你就要和那个落后的地方的落后的规则同流合污，反而起不了改良的作用。你要是经常回来，还能接受外界的一些比较新鲜的东西，然后再传去，可能更有效。至于到底是做两年还是做三年，这个没有关系。
一个在城市长大的孩子去一下农村，了解一下中国还有这样的生活环境，多体会一些民间疾苦，回来不管进入哪个领域工作，都是很好的基础，都可以用更广阔的视角或者是更加广阔的胸怀来做一些事情。所以，这是双赢的局面，不是说你光去牺牲，光去付出，实际上你得到了很多。这样一个轮流制度可以做得越来越大。我觉得在教育领域，现在特别需要这种做法。
（本文根据作者7月23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为“为中国而教”2013级项目成员进行岗前培训时的讲话整理而成，经授权刊登，有删节。发表于：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