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周鼎 来源 | 共识网
《美国精神的封闭》
对于四川大学，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与我在这里学习和工作很多年没有关系。我的父亲是所谓的“老三届”，也就是1966年文革爆发时，他正在念高中。他的大学梦自然是破灭了。直到当了九年下乡知青后，他幸运地成为了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考上了四川大学历史系。那时，他一定不会想到，他的儿子会在许多年以后也来到这里学习，而且还留在了这里执教。大约在我六岁那年，我的父亲快要毕业了，我的一位姑妈特意带我上成都看望我的父亲。这就是我第一次感受大学。
我至今记得，印象中的大学校园很大很大，有一座巨大的湖，其实就是今天望江校区一教前面的小小荷花池。湖边居然还有一家理发店。这在幼年的我看来，真是不可思议，学校里怎么会有理发店呢?然后，我还记得，食堂特别大，里面还有三台黑白电视挂在柱子上同时播放，当然了，食堂的饭菜也特别香甜可口，而且晚上八九点也还能买到热气腾腾的包子馒头。顺便说一下，那座食堂的大厅上还挂着一幅巨大的毛泽东像。每逢佳节，学校都会在这座大厅里举行集体聚餐。晚上，我跟着姑妈住在一幢新修建的学生宿舍里。洁白的墙壁、明亮的日光灯，还有干净宽敞的卫生间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还记得早上跟着父亲去操场跑步。记忆中的草坪十分宽广，迎着朝阳，奔跑在长长的跑道上，心里充满了快乐。更有趣的是，我在跑道上还遇见了一个友善的外国人，他跟我打招呼，我在父亲的提醒下向他回了一句“good morning”。这大概是我一生第一次跟老外说话。
这就是我目前还能记住的一些感受。将近三十年过去了，而我在川大也已经呆了十多年。可是，说来奇怪，我始终不能把我生活于其中的这所大学与我记忆中的那所大学重叠起来。答案其实很简单，从那时起，我对大学的种种印象最终浓缩为两个字——自由。这两个字具体意味着什么，我说不清楚，然而从此之后，我有了一个大学的理想，也是一个自由的理想。
又过了十多年，如诸位一样，我循序渐进地从小学升入中学，从中学又进入大学，可是，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阴差阳错地来到北方海滨的一所工科大学学习高分子材料工程。令我非常失望的是，校园很小，学生却很多。图书馆里的书又旧又少，一眼望过去，除了教材和练习题，只有诸如《钢铁是怎样炼成》一类的革命文学作品。好容易翻到几本侦探小说，都是早已读过的《福尔摩斯探案集》。后来，还翻出了一本阿加莎的《无人生还》，高兴了好几天。至于食堂里的饭菜如何满嘴沙砾姑且不说，单是每天在人山人海中可怜地使劲伸手向食堂师傅递上饭盆就足以让我感觉五短身材变得四肢修长了。
这所学校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每天早上六点左右就得起床做操，晚上十点半准时掐电。而且几乎是天天检查清洁卫生，被子和枕头必须摆放在同一个方向，鞋子必须鞋尖朝外整齐排列，宿舍里惟一的一张桌子上也只能摆放水杯饭盆。在这所学校几乎没有任何选课的自由，即使有，也与没有一样，因为几乎没有任何令人感兴趣的公共选修课。惟一让我至今还能记住的选修课程是大学语文。那位土家族的年轻男老师满怀深情地讲解诗经中的一首诗《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重新让我找到了对于古典文学的兴趣。
这时，有一件事让我对这所大学彻底失望了。我念大学的时候，曾经担任过系记者站的站长，主要工作就是办具有官方色彩的系刊。每学期出一辑，主要报道系里大大小小的学生活动，以及学生自己写的一些文艺作品。这个工作看上去很简单，但是在那个个人电脑才刚刚出现的时代，最简单的事情也会反复折腾半天，比如我们必须请电脑打印店的打字员先打出样稿，反复修改，同时自己绘出图案，然后将文字和图案分别剪下来，粘贴在一张A4的打印纸上，交给打印店复印，最后把复印件装订起来。总之，办一期系刊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然而，真正的困难却发生在系刊办成之后。有一次，我和同学千辛万苦地办完了某一期的系刊，交给系党委书记审阅。这位书记翻到最后一页，停了下来，然后很严肃地向我指出其中一篇散文思想有问题。我瞥了一眼，这篇散文的题目是《重阳醉语》。那一期的文艺版几乎都是我一手包办，而且还煞费苦心地编造了风格各异的笔名。那一年，我应该是念大二，还不到二十岁。《重阳醉语》是一篇很短小的文章，为了纪念我的青春，姑且抄录于此：
今夕何夕，一壶浊酒，一支茱萸，怅想东篱下比黄花还瘦的身影。只是一夜，所有的树都老了。
站在秋天的残阳下，记起三春的余晖，脉脉如水。缝遍思念的衣衿上，积满了尘土，轻拍，已是八千里长路。
走不尽的西风古道，听不完的老树昏鸦，登遍高处，也望不见流水的人家。
家在何方?
人在何处?
未到天涯已断肠，抬眼望，天地苍茫。
总说乡愁如酒，最怕良宵独饮。那个醉卧花间的人，酒未醒，明月依旧，又是几度花开花落。岁月无声，春归何处，谁知?
独立小桥，秋风满袖，身后，一弯弦月如钩。挹一樽月辉，休道故乡月明，他乡酒好，仰首饮尽。抹干唇角，放歌一曲《西江月》——
醉里且贪欢笑，
要愁哪得功夫?
乘月色尚明，夜风未冷，踏歌归去。
党委书记一针见血地批评说：为什么是重阳醉语?为什么反复地提到喝酒?这是公然违背大学生守则中不准喝酒的规定嘛。我解释说：这是借用古人饮酒的文学形象来抒发乡愁，与现实中的喝酒没有关系。书记反驳说：文学作品也必须要树立正确的审美趣味。这篇文章会误导广大同学，产生鼓励喝酒的严重后果。再说了，大学生来到学校应该专心于学业，这篇文章大肆宣扬乡愁，会破坏广大同学的学习热情。所以，我决定了，这篇文章必须撤下，重新换一篇。
对于这位很有政治觉悟的党委书记义正词严的指责，我没有再理论下去，毕竟为这一期系刊付出心血的同学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我只是默默地选择了辞职，从此我彻底告别了所谓学生干部身份。在这个几乎每天都有大学生在喝醉的学校里，居然连《重阳醉语》这样的文字也要被禁止。
最后，我再讲一则大学时代的回忆。工科学生每到大二都会参加金工实习，也就是到车间里学习车、钳、刨、铣、磨、焊等基本技能。整个实习的主要任务是自己完成一把小榔头。工作是分阶段进行的，第一期工作是学习钳工，切断一条铁棒，第二期工作是学习车工，用车床把切下来的那段铁棒做成榔头，第三期工作是学习电焊和气焊。第二期工作完成后，我得意地把榔头交给师傅审查。师傅看了看，点头示意还行，不过等到他把我是作品和其他同学交上来的作品放在一起，我一下就感到脊梁发凉。原来，我在画图纸的时候弄错尺寸了，制造出来的成品整整比别人小了一号。这下完蛋了，我的第二期成绩不及格。回到宿舍以后，听另外几个同样没有及格的同学议论说，如果金工实习不及格，就要补交四百块，整个暑假留在学习补习，于是他们决定自己凑钱，准备一些好烟好酒送给师傅。他们问我是否愿意参与?我犹豫再三，还是拒绝了。我也不希望花费四百块暑假待在学校补习，可是我更不愿意用这种类似行贿的不正当方式修改成绩。既然我参加了考试，就应该去承担一切后果。不及格的后果可能很严重，然而也只能归罪于自己的失误。敢于追求，更要敢于承受。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至于结果是喜是悲是好是坏，我都愿意去承受。等到后来，因为我在第三期的焊工成绩非常出色，居然金工实习总成绩还差强人意，顺利过关。正因为这次事件的影响，等到后来我读研究生时，班上又有某同学开始传播某英语老师喜欢收礼的小道消息，全班上下顿时人心惶惶，决定集资给老师送一份礼物，希望在期末的英语考试上可以高抬贵手。我当然又拒绝参加了，结果还是顺利通过考试。每次想起这些给老师送礼的老同学，我就很理解为什么今天中国人办事喜欢送礼的歪风邪气那么盛行了。可是，如今在一所大学里，大学生学到的真正知识常常是如何送礼，给老师送礼，给干部送礼，给学长送礼。
这就是我对于自己大学生活的点滴回忆。这份回忆似乎有些凌乱，也有些沉重，然而却让我懂得自由的可贵。这就如同当你立在空气稀薄的高海拔地方艰难呼吸的时候，你才会懂得空气的可贵。在我看来，最可贵的自由便是思想自由。失去了思想自由的大学无异于一座军营或者一座监狱。缺少思想自由的大学只能培养奴才或者暴徒。不过，当年我没有想到自己会从此生活在大学校园里，最后从学生变成教师。我很庆幸自己最终又回到了父亲的母校，纵然这座大学早已经面目全非，与我曾经的憧憬有天渊之别，然而我不能不承认，只有在这里，我才瞥见了自由的光芒，虽然这光芒如今似乎日益暗淡。下面，我想谈谈为什么在大学里自由的光芒越来越暗淡了。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三十多年过去了，大学校园的文化精神总在不断改变。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多少都有一种精英群体的自信，他们相信自己可以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结果出现了六四风波。像我这样的九十年代的大学生则在一片风声鹤唳之中变得有些玩世不恭起来。从前的理想破灭了，那么新的理想又在哪里呢?等到新世纪来临，零零年代的大学生又呈现出一种新面貌，那就是务实功利。为什么呢?受教育产业化的政策影响，大学争相扩招，于是大学升学率越来越高，念大学越来越容易，学费也越来越昂贵，等到毕业的时候，就业率越来越低，大学生越来越多，找工作越来越难。所以，大学教育越来越像技能教育或者职业教育。
如果询问今天的大学生为什么要读大学?绝大多数人的答案可能是：不读大学，就找不到好工作，找不到好工作就没有好收入，没有好收入就买不起一套房子，买不起房子就找不到爱人，成不了家，等等。这样的回答并没有错，早在宋代，有一位史称宋真宗的皇帝不是也亲自撰写了一篇《劝学文》，说什么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有女颜如玉。皇帝们总是希望人们好好读书，不仅可以博取功名，换得一生荣华富贵，还可以光宗耀祖，青史留名。其中原因不外乎如当年唐太宗在城门上说的那句话“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摭言》卷一)这里的彀中是指射箭可以飞到的地方。言下之意，科举考试无非是用名利的缰绳牢牢系住了那些雄心勃勃的英雄人物。所以后来就有一位叫赵嘏的诗人说：“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我不想批评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可是，我想问一下，如果大学仅仅是提供职业教育和颁发文凭的场所，大学又何必称之为大学呢?因此，我们必须再次追问，大学何为?答案就是：大学应该提供“通识教育”。什么是“通识教育”?用中国古代道家的话说，通识教育就是无用之学。《庄子》中讲过这么一则小故事：
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此神农、黄帝之法则也。”
当我们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和家长总是不断地提醒我们选择有前途的专业也就是有用的专业。可是，事实上，我们永远不会真正确切地预测未来什么专业有用。正像庄子的寓言告诉我们的一样，今天有用的专业可能明天就变得无用，今天无用的的专业也可能明天就变得有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谁都不愿意读师范，因为教师太穷，宁愿去当工人，可是现在呢?十年前，最热门的专业是计算机和金融以及经济管理，可是现在呢?如果只是去选择最有用的的专业，最后我们总是会陷入到无用的危机之中。也许你的确可以用计算机编程来处理极为复杂的数学模型，可是你却可能面对爱情的抉择无能为力，最后只好去参加“非诚勿扰”。所以，庄子提醒我们领悟道，努力超越所谓有用或者无用的局限。这种对于道的思考和关注就是无用之学。
当代大学的堕落并非仅仅是中国才面临的问题。美国政治哲学教授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曾经忧心忡忡地鼓吹美国大学重新重视“通识教育”。他解释说，通识教育就是思考“人是什么”的问题。通识教育“帮助学生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让他们明白答案既非一目了然，亦非无从寻觅;不去持续地关注这个问题，严肃的生活就无从谈起”。(《美国精神的封闭》，第2-3页)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大学是三十年代德国大学的延续，今天的中国大学则可以视作六十年代以后的美国大学的延续。在这一办学传统的影响下，大学正在沦为职业教育的场所。在推崇实用主义的大学里，最吃香的是自然科学者，因为他们掌握了第一生产力，促进了GDP的提高，社会科学者也努力证明自己有益于政府与社会，为制订更加有效的政策方针出力出人，只有人文学者似乎一时无法寻觅到进身之阶，颇感失落。幸好有了伟大复兴的口号，有了国学的盲目热情，曾经因为民族主义而被打入冷宫的古典文化又因为三十年河西后的民族主义卷土重来。国学看似复兴了，文化看似热闹了，可是经典却眼睁睁地看着死去了，作为一种人生理想与生活方式的伟大传统也死了。除了“喧哗与骚动”，大学里还有什么呢?
布鲁姆说为通识教育辩护说：
柏拉图式的洞穴图景描述了人类的根本处境。人是其所处时代及场所中权威意见的囚徒，一切人由此开始，大多数人也在此结束。教育就是从这种束缚中获得解放，就是上升到某种立场，从那里能够看到洞穴。——《巨人与侏儒》
柏拉图曾在《理想国》中提出一个关于知识的洞穴理论，说人类的自然处境就如同一群人生来就生活在一个洞穴里，他们背对着洞口，只能看着洞里的山壁。他们所看到的世界，只能是洞穴外面的物体透射在墙体上的影子。因此，人类注定了只能生活在各种错误的意见之中，却常常还把意见当成洞见。伟大的哲人则勇敢地走出洞穴，直面灼眼的阳光，并最终将世界的真相带回洞穴。接受通识教育，就是重新怀着敬畏之情去聆听和感悟哲人的洞见。唯有如此，洞穴中的人才能真正从束缚之中获得解放。布鲁姆的言下之意是，通识教育看似纯属无用之学，因为它并不能教会你任何一门知识或者技艺，然而它却可以改变你看待世界的视角。
布鲁姆尖刻地批判当代大学中日益弥漫的实用主义精神，说：
如果教育的核心是就业，那么除了难学的自然科学中最难学的东西以外，几乎没有一种专业在研究生学习之前需要两年以上的准备训练。其余的时间纯属浪费，或者说只是一段成熟期，……故也难怪，有那么多本科生到处打听上课，既没有计划，也没有打算提出的问题，只为填充他们的大学时光。事实上，除了少数例外，各种课程都是专业课的一部分，不是为提高人的一般修养或探索人类本身面临的重大问题而设计的。所谓的知识爆炸和日趋严重的专业化，并没有使大学的学业更加充实，反而使其更加空虚了。——《美国精神的封闭》
这就如同我在川大接触到的大学生大多数都算是勤奋用功的孩子，每天似乎都忙着上课、去图书馆。然而，他们所有的忙碌几乎都来源于一种所谓的职业规划。很少看到他们为了某种发自内心的迫切需求去读书，尤其是傻傻地花很多时间读一些经典书籍。学历史的学生几乎不读哲学书，学哲学的学生也几乎不读历史书。最令人不解的是，他们并非不想读，而是没有时间。只是，如果现在都没有时间，恐怕一生也不会再有时间了。
布鲁姆教授对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大学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提出了非常深刻的反思和批判，这也恰恰是我对当代中国大学的思考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幸运的是，在今天的四川大学，通识教育已经成为了本科教学的一个重要理念。大学生们可以选修各种人文素质的课程，虽然这些课程可能还不能完全尽如人意，不过这至少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开端。
我不知道，当代大学生是否早已经习惯了社会的喧嚣与麻木，带着父母们充满实用主义的嘱咐来到这里心甘情愿地接受职业教育，然后义无反顾地带着种种学历证书去追求你们的房子、车子和孩子?可我想说，我们来到大学，绝不仅仅是接受实用主义的职业教育。事实上，也许在我们的一生里，只有在这短短数年的时光里才有那么珍贵的机会可以去接受通识教育，去聆听和探讨那些来自于人类古老智慧的声音，去怀着最单纯的勇气回答人是什么、我是谁的古老问题。只有在这时，只有在这里，你可以拥有最大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也只有在这时，只有在这里，你不再为父母活着，为谁谁活着，你只为你自己活着，你思考仅仅因为你愿意思考享受思考，而不是为了工作，为了生活，或者为了爱情。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中，人真正找到了属于他的最神圣最崇高的尊严。就像法国思想家和数学家帕斯卡尔曾经说过的那句名言：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思想录》
真正自由的思想从哪里开始诞生?我想，应该从大学开始。也只有可以让学生真正学会自由思想的学校才是我理想的大学。我们为什么要读大学?我的答案是，因为我们要寻找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的尊严，那就是思想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