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禹昂 发表时间 | 2014-09-22 来源 | 共识网
本书是一个年轻哈佛人的自述，精英教育的生动纪实和反思，也是美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的一个缩影。作者在哈佛受到的教育不是他当初所期望的，他发现学校里充斥着精英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以及权欲和野心。“简历主义时代的焦虑感也深深地影响着哈佛人的性与爱，性被严格地限制在“不破坏自己的职业生涯”的范围内，完善的避孕手段确保了不会影响简历的安全的性。”
教育社会学里有一个文凭主义假设，现代社会的地位获得机制主要是教育，而具体而言，又以所获得的文凭作为教育水平之反映和获得职业的资格，依据文凭使文凭持有者进入某一阶层。其实，现在看来似乎文凭本身不足以发挥作用了，与其谈论文凭，不如谈论包含文凭而不限于文凭的“简历”。《特权——哈佛与统治阶层的教育》这书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读，可作小说，因为作者文风轻快辛辣，围绕个人又以常青藤砖墙背后的“秘闻”为卖点，颇可以用作杀时间的读物;另一方面，也可作一幅“简历主义”时代的精英阶层，或统治阶层的肖像，同社会学发生些许勾连。
具有封建性的社会中统治阶层常常无需担忧自身的阶层再生产，直接的子承父业、子承父位、或其他以亲属关系为标准的社会继替原则保证了统治阶层后代的无忧无虑，伯爵的庄园恒为自家家产，村落族长的直系后代恒为族长，两个婆罗门的后代恒为婆罗门。现代世界里，先赋性地位逐渐被获致性地位取代，直接的代际资本传递萎缩，于是大家就都需要建造自己的简历了。无论出身如何，家庭成分怎样，想要获取统治阶层的社会地位，都需要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地把简历上每一条造得尽可能好，再把条目的长度拉得尽可能长。本书作者笔下的哈佛正笼罩在这样的焦虑感之下。
终极俱乐部(final club)是众人艳羡的组织，得以进入其中者的简历增光不少——俱乐部的人脉网本身就是旁人难以企及的资本。作者本人曾被几个这样的俱乐部“猛击” (punch)过，却最终无缘被吸纳入会，于是抱憾整个大学时代。帕美是作者同级的哈佛生，光彩照人，交游广泛，但当她因盗窃社团资金而被捕时，人们才发 觉到她其实出身普通，只是不择手段地营造出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这让她被校内俱乐部和媒体大量关注，打造出一份耀眼的简历。哈佛校内舆论一边倒地抨击她 的同时，她却也被认为是哈佛真正的“本体”——跻身上流社会的欲望和对被其排斥的恐惧。与其他精英大学相同，哈佛也经历了分数通胀的过程，考试成绩作为简历和通往社会地位的渠道的一部分，越来越为学生们所重视，教授们感受到学生方面的压力，于是”Gentlemen’s C”变成了“Gentlemen’s B+”。其实，在对成绩的重视背后，是对学业的工具化和忽视，是大学学术水准的名不副实。作者把大学里流行的“自由主义”分为客厅自由主义和街头自由主义，其实就是泛左翼中的温和派和激进派。六十年代当然是街头自由主义极其盛行的时代，但随着街头的大学生成为了“资本主义堡垒”中充当统治阶层的“那些人 “，温和路线无可挽回地占据了上风。新时代运动以来，六十年代大学里的反叛精神被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总体性认同取代了，打造一个通往光明未来的简历的焦虑感取代了四月暴力事件。
简历主义时代的焦虑感也深深地影响着哈佛人的性与爱，性被严格地限制在“不破坏自己的职业生涯”的范围内，完善的避孕手段确保了不会影响简历的安全的性。耗费时间而又毫无用处的浪漫主义爱情是被尽力避免的，除了“安全稳定”的“见习夫妻”关系。
那么，这些未来的“统治阶层”(ruling class)又来自怎样的社会背景呢?表面上，哈佛以种族多样性为招生目标和引以为傲的宣传，其实，无论学生们肤色怎样，他们的阶层来源和教育背景几乎是彼此雷同的——绝大多数哈佛本科生都来自富庶城镇郊区的私立学校和中产以上阶层的家庭。另外，低阶层出身的哈佛生被隔绝于大学的主流生活之外、种族间的自我隔离也是引人注意的“华美的袍子下的虱子”。
9.11以后，整个美国陷入了震惊的恍惚中，作者和其他哈佛人一样，似乎突然惊觉到“历史并没有终结”，似乎“拿原则作交易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个新的、严酷的时代开始了”。新任校长萨默斯提出恢复预备军官训练营，一反美国知识分子的常态积极宣扬爱国主义。一时间，哈佛校园里的阴霾一扫而空，萨义德、乔姆斯基一败涂地，正能量成了意识形态的主流。但是，一年以后，曾以为自己将去伊拉克打仗的毕业生还是去了华尔街，爱国主义又一次被打造简历的冲动所打败。毕竟，全球的资本主义没有随着世贸双塔一起倒坍，整个社会体系的流动机制丝毫未损，简历主义还是简历主义。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将西方大学的技术训练 和道德漠视看作大屠杀的原料之一，简历主义的背后，可能也只有后工业社会中变本加厉的工具理性。
当我们合上这本有点儿奇妙的小书的时候，环顾四周，作者从哈佛毕业十二年后的中国精英大学又何尝不是简历主义和阶层再生产的天下呢?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也不过是程度而非方向上的。愈是生产统治阶层的机器，就愈是再生产统治阶层的机器，进入哈佛或北大的学生，最可能是从小浸淫于家庭的优势文化资本中，又尽享家庭经济资本所提供的优质教育资源的学生。由于马太效应的存在，身处最好的大学这一事实就使他们在大学中完善简历的努力也具有更高的投入产出比，因而最好的大学可以说提供了最好内生性制度激励。如此这般，较高阶层的后代在比别人更有利的资源支持下付出更多更有效的努力，最终取得父辈那样的阶层地位。当然，这只是大学作为再生产机制的一个侧面，另一方面，大学当然也是阶层开放流动的机制，是社会平等化的推手。后者在中国体现得比在西方更明显，公立精英大学在人事和资金上被政府牢牢把持，政权合法性所要求的社会平等、开放必然地体现在关于大学的政策中。正在减少的自主招生名额、低廉的学费、被取消的竞赛保送生制度，都体现着中国大学向着阶层再生产机制的反方向移动的趋势。
至于学生们对简历的重视，以及由此生发出的“安全爱情”、“客厅自由主义”、成绩高于学术之类，恐怕是寰球同此凉热了。
[ 原题 | 读《特权——哈佛与统治阶层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