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舒家华 发表时间 | 2014-09-09 来源 | 共识网
没有名人、没有显贵，这只是普通中学的几位普普通通的老师的遭遇和命运，也许可以作为那段历史时期广大知识分子的缩影。
投水而死的任振标老师
任振标老师是从初中到高中一直教我们平面几何、解析几何课程的老师，还曾经担任过我的班主任。他的教学水平很高，讲课清楚明白，逻辑性强，这应该与他学的法律专业有关。是位好老师，也曾评为先进教师。
任老师的出身是社会下层的劳动人民，他是因学习成绩好，得到了过去的奖学金在解放以前上了大学，毕业于哪个学校我已经忘记了，但肯定学的是法律专业。他命运之凄惨的原因，用天津人的话说：倒霉就倒在了学法律专业了。
文革开始了，每个老师都免不了受到冲击，在怀疑一切的思维方式下，每一个老师都会被用怀疑的眼光审视一番，像寓言《疑人偷斧》那样，看看哪个老师都像是牛鬼蛇神，都像是暗藏的阶级敌人。任老师的嫌疑尤大，既然是学法律的，毕业出来肯定是进入当时的警察、法院的，这些都是国家工具，是为反动统治阶级镇压劳动人民服务的，说不定手上还占有革命志士的鲜血……，今天看来这样的推理是十分荒唐、纯属臆想，但当时就是流行的思维方式。学校里各个学科总有人教学水平高，也被人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不管这些帽子罪名是真是假，先扣上再说，不管心里想的通想不通，领导会教育他们要经得起群众的考验。那些年的群众运动就是这样，运动初期，一大批人被扣上这样那样的帽子，运动后期，一些人的帽子被摘了，回归到人民群众中来了，一些人的帽子就戴上了，进入了被专政的的队伍，以时刻提醒革命群众：阶级敌人就在身边。任老师具体的罪名是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但肯定是牛鬼蛇神队伍中的一员，还被他任过教的几个班级的学生们轮番揪去批斗，虽然每次批斗除了喊喊口号，没有任何实质内容，但是对一个老师来讲，在昔日学生面前，挂上牛鬼蛇神的牌子，低头弯腰听着学生们的指责，自己对学生的善意教导被曲解为反党的罪证，还要承认我有罪……，自尊心一定是受到极大的伤害。任老师在我班接受批判时，我好歹争取了一个会议记录的角色，这就可以低头写字，至多跟着喊几句口号，不用抬头看着昔日的老师囚徒一般的样子，当时如果不表现出革命精神也是害怕给人留下不紧跟主席闹革命不能和阶级敌人划清界线的坏名声，有碍于自己的革命前途。我觉得那些造反表现积极，也是为了得到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评价，得到一个政治上的红派司(小说《上海的早晨》中的形容词，派司是pass，上海“洋汀浜”英语的音译)，利于毕业分配时有个好出路。所有的政治表现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呼喊的革命口号并非都是发自内心。
66年的5.16以后，中央正式下发文件，开始文化大革命，虽然不上文化课了，但学生、老师还是每天到校，被冲击的老师们在家里到学校的路上要拿着写上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走到校门口要挂在自己的脖子上，那块牌子长约60公分，高40公分左右倒是符合黄金分割比例的(数学上的内外比值：0.618 。符合这个比例的矩形比较好看，华罗庚推行的优选法也是这个数字)。大约是在七、八月份的一天，我们几个学生来的早一些，看着老师们陆续上班，在学校前的一个路口，被斗争的老师们接连取下夹在胳肢窝下的大牌子挂在脖子上走进校门口先向影壁墙前的毛主席大幅全身画像深鞠一躬，再举着拿出语录本嘴里还要说点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话。哪个学校、单位都是这样，场面也司空见惯了。
上班的时间快到了，看见任振标老师从远处缓缓走来，在离学校三、四十米的地方，停下来把反革命的牌子慢慢挂到的脖子上，低着头垂头丧气的向学校走过来。门口的几个学生看见他如此狼狈，不禁偷偷笑起来，隔着马路指指点点的。大概这些嘲讽的话语声传到了任振标老师的耳朵中，他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反应，他猛地挺起胸、抬起头，目光平视，像个受检阅的士兵一步一步迈向毛主席像。刚才还讥笑他的学生受到了震撼，没有人再指指点点、也没有人再嘲笑，大家目送他走进学校大门。
几天以后，任老师在狮子林桥那里投入海河自杀得消息传到了学校，死时身上只有几角钱。他用死为自己的尊严做了最后的抗争。
四十多年来，留在我脑海中的就是任振标老师走在学校门前的挺胸抬头目光平视步伐坚定的身影。
学校革委会对他的评价自然是经不起考验，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等等，也没有提到他有什么历史问题。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能唾面自干，也许他若能挺过几个月艰难的日子，他还会解放出来继续发挥的他的教学特长，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国家需要的科技人才，而这一切愿望都已化为静静海河东逝水。我对任老师印象是尊重、同情和惋惜。
由于下乡在外，不知道文革结束后学校对任老师的评价做过什么变动。
啼笑皆非的现行反革命–简××老师
简××老师大约是64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学当老师，她教三角课。她是正经师范毕业的，虽然教龄不长，但是极具专业水平，讲课不急不躁，清楚明白，也很有耐心。有一次我在上她的课堂上搞了点小动作，偷偷地在课桌下看报，我自做聪明的抬着头觉得神不知鬼不觉，但我的眼睛是向下看的，在讲台上的老师看的清清楚楚，简老师把我叫起来，问我刚才她讲的什么，我只有张口结舌的份了，简老师到没有批评我，只是把刚才的课程重新讲了一遍，问我听懂了没有，然后就叫我坐下了。
文革到来了，她是青年教师，历史没有问题，也没有得罪谁，历史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都搭不上边，是个革命群众。虽然不上课了，她还是按部就班的到校，上下班。
在1965年，美国对越南的战争行动逐步升级了，直接派飞机轰炸越南北方。大约是在1966年的七月份，北京举行了百万人的抗美援越群众大会，毛泽东也参加了。随后各地也陆续举行了声讨美帝，声援越南的集会。我所在的中学也不甘落后，也举行全校师生的声讨声援大会。学校的全校大会都是在操场上举行的，各个班级按指定位置坐在场地上，主席台就是做课间操时领操老师站的一个大土台，操场四周摆上扩音器。当时已经进入文革初期的混乱局面，主席台上的校领导换成了红卫兵为主的革委会，主席台前在开会时先把反革命、地富反坏右……揪出来的挂上牌子站成一排，各个班级也没有了老师带领，而是换成了红卫兵干部，老师集中在一个角落。这种声援大会的安排都是千篇一律的，各种成色的人员和会议议程都一样，革委会领导、革命造反派、革命老师和革命群众代表轮流上台讲话，不外乎谴责美帝、支援越南人民，表达出对美帝的蔑视、自己对越南的同情和援助决心，最后喊上几句革命口号。
这次大会上简老师是作为革命教师代表上台发言的。前面一切都好，老师的文采都不错，写的激动人心，念得感情真挚，本来再带领大家喊上“美帝必败、越南必胜”的口号就可以功德圆满了，可她不知怎么就神差鬼使的喊错了口号。当简老师举着拳头喊“越南必败”，台下有人立刻听出了毛病沉默了，也有人刚刚喊了两个字就觉出不对，拳头还举着，但已经闭上嘴。偌大一个操场鸦雀无声了，简××老师自己也发现了自身的失误，赶紧更正过来。但是大错已经铸成，她讪讪回去落座以后，一张条子就递到了主席台上，大会主席刚刚念完条子上写的：把反革命分子简××揪出来，立刻就有几个红卫兵把她“请”到了主席台前的牛鬼蛇神队伍中，革命的效率也真高，几分钟以后，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大牌子就挂在简××老师的脖子上。这次大会以后，简××老师在牛鬼蛇神队伍中混了一阵。不过她没有民愤，在检查了一阵以后也就解放了。一次口误就使人从天堂跌下了地狱，这就是当时的社会现状，这样“阶级敌人”能不越来越多么?
文革后，学校组织一次校史资料编写，但不知是什么人的失误，在学校的历届老师名单中没有刊登出简××老师来。简××老师后来肯定是调出了，但是去向不详。
热衷于政治的物理老师
G××老师是我高中的物理老师，还担任过班主任，他中等身材，相貌堂堂，天津口音严重，是教师队伍中不多的共产党员。在他严肃起来的时候，有股不怒自威的神情。说起来G××老师的物理教学水平很一般化，他的精力还是集中在政治教育上了。在当时政治教育的方式一是树立学习的榜样，二是批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于学习的榜样，总的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也树立了雷锋、欧阳海、刘英俊、王杰……等标杆人物，被树立学习的榜样都是被塑造了完美无缺的，找不到任何不足的典型;而批判的对象也是被找出来的放大了的瑕点。在学校中队学生们批判的走是白专道路，批判水面下的“政治上过的去，业务上过的硬”，“学好物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等论调，说真的，如果不是学校把这几种思想列为批判斗争的对象，我们那时的高中学生真不知道还有这些说法，听课写作业还来不及呢，哪有精力去顾上这些事。无论是谁，总是愿意听到被表扬、进步，谁也不愿意被拿来做反面教员的，G老师的做法是“政治上过的硬、业务上过的去”，一堂课有五十分钟，他有三、四十分钟用来教导学生政治努力，克服各种各样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些话说完了，赶紧拿出一本原苏联的旧课本把本堂课应该讲的内容找出一段念一遍，这堂课就算上完了。一次讲水的饱和蒸汽压与温度的关系，当时课本上的温度–压力关系图是印错了，对应着一个大气压的饱和蒸气压的温度不是一百度而是八十多度。我起来对G老师提出疑问，他在我面前看了一会书，说：是啊，是啊。一边说一边退，退出二、三步以后转过身继续他的政治课去了。
大约是在64年全国先后搞了四清运动，学校里搞运动的时间比农村工矿晚一些，学校中的运动是在教室员工中搞的，学生们不参加老师的运动，但是在运动后期对学校的各个岗位也做了调整，有的老师被吸收入党，有人提职了。G老师本身是党员，但家庭出身是资本家，虽然他在校的政治表现好，但是后来提职没有他的份，他仍然作他的物理老师。四清运动结束后，人事安排尘埃落定，我感觉G老师明显的有种失落感，严肃的时候多了，话语少了，但是在课堂上仍是把思想教育放在物理教学之上。
文革开始初期， 批判走资派(当时各单位的一把手不论青红皂白，先扣上走资派的帽子再说)，破四旧，抄地富反坏右的家，G老师出身资本家，也被要求和剥削家庭划清界限，他自己经过一阵思想斗争，主动把祖辈在家中埋藏的一坛银元宝上交给组织，为此得到了造反派的谅解，没有受到进一步的冲击，用东北人的话说：他是破财免灾了。
平心而论，我们这些学生是没有从G老师那里学到更多的物理学知识，但是也深深体会他生怕学生犯了政治错误的良苦用心，当时一个不大的政治错误就会断送一个人各种理想、抱负，被剥夺为国效力的机会。而学校领导也是对G老师用人不力，如果安排他做政治辅导员比作物理老师更能发挥的他的特长。
被“耶稣”出卖的“马太”
W老师是我的英语老师，说来他的经历也是是非常坎坷的。W老师是上海人，高个，嗓音很好，与现在上海电视台的一个播音员的声音很像。W老师是北京外语学院英语系毕业，本来他的出路应该进入外事领域做翻译的，但是他在反右斗争中犯了沾点右的错误，毕业以后分配到天津的中学教书，而且是限制使用，主课不能教，最初是教音乐课这样无关紧要的副科。解放以后，中国的学校里外语课是教俄语的，一直到上层认识到不能再对苏一边倒，天津的一部分学校也逐步开了英语课，但是英语师资严重不足，这样才把限制使用几年的W老师调到我校任英语老师，大约五年以后因上班路程太远而调到南大附中仍任英语教师。W老师的基础好，教学水平高，是公认的好老师，可是这也给他带来了灾难，在文革开始时，他仅三十多岁，竟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也确实他比周围的外语老师水平高出一大截来)。他也像任老师那样被学生们批一批、斗一斗了，W老师心里也不太服气，他天真的觉得自己为什么不可以出国搞革命呢?(云南的部分知青们也是这么想，就偷渡出境到××国打游击去了，弄得成为了无国籍人士)。于是他想利用自己的外语专长进入某大使馆在转道出国革命(像格瓦拉?)，也许他在北京犹豫了，也许外国大使馆根本进不去，就又回到天津家中，本来这件事就算过去了，可是他有一丝内疚，觉得想错了，应该把自己的活思想向组织汇报(此事W老师确有过错，但主要还是思想问题，不是外逃未遂。如果在大使馆被警卫抓住送回来，才能叫外逃未遂)。可是他又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是附中的领导也是学生们造反的靶子，这位基层领导觉得把W老师推出去，接受群众的斗争，自己逃避批斗机会到了，于是就把W老师的汇报捅了出去。自然在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以外，又背上了投敌叛国等大罪名，也受到了些体罚。当时我的学校与南大附中分别在城市的两对角上，很远，没有直接见面的机会，这些事是听说的，但是后来从W老师本人那里得到了证实。
68年10月，该我下乡了，临离开天津之前一天，我决定去W老师那里向他告个别。我选择了到达南大是天已经全黑的时间，找到他的宿舍，叫开了门，W老师显然很意外，也很激动，他说他本来希望我们能上大学的，但是现在这个形势，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还是对的。他因有罪名在身，不能招待我，也不敢送我出门，他就坐在床上对我说了些相互鼓励的话。他住的是南大宿舍，当时大学的居住条件还比较宽敞，但是他的房间也太简陋了，一件大大的房间，四壁皆空，只有房屋中心摆着一张床，他的家人亲属都住在另外的房间里，W老师是处于隔离审查的境地。以后才知道那间屋子里还发生过一件凶杀案，不过与W老师无关。W老师还是比较豁达的，没有自暴自弃的思想，他仍坚信他的问题会得到党的理解，终有解决的一天。文革以后他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也做过访问学者去过美国，在美国时他受到了良好英语教育也给他帮过大忙，一次违反了交通规则，警察过来了，本来美国的警察也是铁面无私的，但是W老师一口纯正的伦敦腔先叫警察态度和蔼下来，简单“批评”了几句就放行了。W老师后来问题得到了甄别，入了党，也提为教授，生活安逸。
现在说当时基层的党政领导是要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但是把群众向领导汇报的真实思想散布给群众，绝对违背工作准则，是一个不合格的基层干部，不过那时谁不想逃脱自己的灭顶之灾呢?但把别人踩进水里，以使自身抬起头露出水面也太不应该了。W老师的天真也让他受到了教训，说句玩笑的比喻，他是被耶稣出卖的“马太”啊(耶稣是基督教中的上帝之子，下界拯救人类的，马太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一生追随耶稣)。事过多年，大家相互谅解就是了，不要把当年的恩怨看的太重了吧。毕竟一个文革过去，中国十三亿人口中间，没有一个得好处的。当初不可一世的四人帮也落得在监狱度过残生的命运。发动者本人形象也大大的打了折扣，而且这场运动成了反面的教材。百姓们的遭难还用说吗?
旧日的师生情谊已随风而逝
Z老师是我的几何老师，他是河北省某地人，当年也是个帅哥。大约是比简老师早两年分到学校的，说话口音比较土，但是教课还是很认真的，他与学生的关系也很融洽。每次考试以后，他最高兴的是从学生们的试卷中找出一点点毛病，扣上一分、半分。他倒不在乎教务处对他的教学成绩考核。考完试了，发表成绩前的课间，他总是来的早一些，站在教室门外，对来打听自己成绩的学生笑眯眯的说，你有一个字写错了，我扣了你0.5分，或是你的格式写错了，我扣了你一分……，学生们也嘻嘻哈哈，大家其乐融融。
大约八十年代，我已大学毕业分配在外省，一次路过天津，到某校看望我高中一个同班好友，到了那个教研室以后，才知道高中的一个物理老师也在那里，她看见我十分高兴，把我叫到她的办公桌前问长问短，最后她说Z老师在这里当校长，我们去看看他吧。
我们来到校长室，他显然能认出我来，二十多年过去，他的相貌没有变，依然英俊潇洒。但是他站起来时，明显感觉他的迟疑，目光中有着一丝警觉。我立刻感觉他误会了，觉得我是为子女入校有求于他的学生家长。赶紧解释我在外省工作，这次出差路过天津来看望老同学和老师。Z老师听了，如释重负，脸上浮现出久违的笑容，但是我心中却生出一种莫名的悲凉。这个时候，中国已经十分重视教育了，每个家长都希望把子女送到好学校去，每个家长都觉得自己的子女有过人之处，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材料。而我们的宣传部门也是过于片面，一旦说知识无用，上学的人就是一无是处，一旦宣传知识也是生产力，就把上学的人捧上了天，似乎不上个好大学就算不上人了。其实社会的需求才是每个人的努力方向，只要对社会有益，谁都可以在特定的领域有所建树的。把宣传只是作为治理社会的工具使用而不能实事求是是有问题的。
因为毕业分配工作而受到了委屈的Y老师
Y老师是初中的化学老师，他大专毕业，所以一直没有能教高中课程，但是在四清运动后期，他被提职为副校长，虽然很快就进入文革了，Y老师算是当权派，但他是副校长，红卫兵们没有找到他的走资派口实，所以没有收到多少冲击，可在68年时他被指定作为学生毕业分配的负责人，当时对66届年、67届初高中毕业生的分配方向是：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这是大规模的强制性下乡运动的开始。其实天津的毕业生出路就是三条，第一，留在天津分配到集体企业，大约占总人数的8%，第二，农村插队，方向是内蒙的农牧区，如果自己联系农村老家也可以，第三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实在说，毕业的学生极具革命性，相信广阔天地可以大有作为的是少数，多数不情愿去农村。很少有自愿去遥远的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但是安排了就不得不去，如果老师出面安排学生下乡，这个工作不好做，学校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扔给了学生自己，学生自己评论谁该去哪里，大原则的群众评议、领导批准，群众评议才是真的，领导批准只是过场。Y老师后来也挨了不少的骂，谁让他还背了个批准的黑锅呢。也有一部人预定该下乡而没有走，天津市组织了学校、街道、医院、派出所的联合动员小组，一天分为三班去学生家里做动员，动员小组轮流上岗，搞车轮战、疲劳战，只要本人熬不住了，答应下乡，医院的医生立刻就填上体检合格表，派出所的民警当时就办户口迁移手续。这也是个阶段性的运动，如果谁能挺过来，就能暂时没人搭理了，但是也不给分配工作，这种局面一直到两三年年才有所改变，文革后学校的师资缺乏，就把部分66届、67届高中生招为老师简单培训后分配各个学校去了，也从兵团调回部分高中学生来。
现在印象深刻是63年、64年Y老师担任班主任时动员学生下乡的讲话，动员走与农民相结合的道路，当然要说到农民的优点，Y老师激动时有些口吃，他指着一张课桌对我们说，要说出这张桌子的表面积，你们要上表面、下表面、侧面和桌子腿一样一样算出来再加到一起，人……人……家，老……老……农，一……一拍桌子就……就知道是多大的面……面积……。Y老师说的这种方法是建筑在经验基础上的类比法，是粗略的数据。现在工程投标时报价，由于还没有做出详细的施工设计，只好找出相近的工程项目做出的“估算”就是如此，不同的人、不同的方法，估算的结果是大不相同的，这种估算不能代替施工设计以后所做的“工程预算”，也不能代替项目完成后的“工程决算”。用“拍脑瓜”代替认真的工作，这不是科学的态度，是工作上的大忌。Y老师不是学工科出身，出这种低级笑话了不是不可原谅的。那时学生下乡是政治任务，各部门不得不有一些非常规的做法(前面的动员小组的工作手段就是一种例子)，这也是Y老师的上级用这种说法忽悠他，他再来忽悠学生罢了，与他的人品无关。
文革前还有过商贸“招工”支援边疆的事情，天津有部分初中学生被选中下乡去云南山区做商业营业员， 去的人有些还不满十六周岁，马季先生说的相声“背篓商店”就是这个背景。想想看，当时天津的小初中生成长于平原地区，跑到云南的山区做背篓营业员，光练爬山的体能、熟悉环境、学习当地的语言，也要一、二年才能适应，这段时间去云南的学生还只能算个学徒工，算个半个劳动力，增加了营业成本，而在云南找出熟悉当地风土人情的初小水平青年学习业务，算算进出账、挣多少、税多少、亏多少，有个一年来的也足够了，这是解决当地商业部门人才短缺更快捷的方式，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而且对外省招来的职工还有安排探亲假、宿舍住房等等额外的成本在内，比用本地工费用高多了，这种亏本的买卖也许是当年常听到的一句话：不但要算经济帐，还要算政治账，但这笔政治账是什么呢?现在还没有看到相关当事人提到过这段历史。当然这种瞎折腾的事今后是不会有了。
距离当时已近半个世纪了，这些事不是个别人的，而是普遍的，当然名人们可能受到的屈辱、磨难更大些，但是普通百姓人家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古语说：倾巢之下，焉有完卵乎?
[ 原题 | 舒家华：文革中我的几位中学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