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廖保平 发表时间 | 2014-09-22 来源 | 南都周刊
泰坦尼克号沉没是在1912年的4月，而这本教科书出版日期是1912年6月，泰坦尼克号沉没两个月后就进入教材。这说明一方面当时编写教材颇能与时俱进，紧跟重大时事新闻，另一方面编者对这一事件表现出的美德给予了肯定。
民国安徽省立第一中学使用的教科书(右起)《手工讲义》、《中国地理讲义》、《兵学器械体操讲义》、《植物学讲义》和《乐典》。
教材是学生学习的重要内容，是教育理论和主张的载体，是展示一个社会教育状况的窗口，中小学语文教材尤甚，透过民国语文教材这个窗口可以一窥当时的教育状况。
说民国是“中国现代教育教材编写的黄金时代”，不能说全是吹嘘，仅就小学国文、国语教材而言，从1912年至1949年，全国各书坊共计编印出版了100多套。其中由庄俞、沈颐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19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全套8册)，由叶圣陶撰、丰子恺绘，1947-1949年间开明出版社出版的《开明幼童国语读本》(全套4册)、《开明儿童国语读本》(全套4册)、《开明少年国语读本》(全套4册)，堪称经典。
用新的方法教新的东西
在那个时代，语文教材同样面临着“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的尴尬，小学国语国文教材中没有一首古诗词。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一个革命的时代、反传统的时代，文言文被认为是消磨反抗意志的东西，不合进步要求。邹韬奋曾把《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些教材骂得狗血淋头：“是以严格的文字和音韵的技术修养来消磨天下豪杰不羁的雄心和反抗的意志，以莫测高深的道学家的哲学和人生观来统辖茫无所知的儿童。”
当时的教育总长蔡元培认为，教育无外乎五种主义，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者(“五育”)，共和国教育应该与皇权教育不同，要体现新的教育宗旨。为此，南京临时政府先后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等政令，并在这两个法令基础上，颁了《小学校令》和《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文》，提出“小学校教育以留意儿童身心之发育，培养民国道德之基础，并授以生活所必须之知识技能为宗旨。”“国文要旨，在使儿童学习普通语言文字，养成发表思想之能力，兼以启发其智德。”
在这些要求之下，新生的民国理想冲云宵，“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以“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着手编写自己的教科书，在课程上废除了读经、讲经科;在教材内容上提出要符合和平宗旨和宣扬平等思想，“国学内容”，尤其是忠君、崇满的思想内容被赶出教材。
不过，袁世凯想要复辟帝制，复辟就得把传统的东西重新拣起来，以使之与帝制相匹配，于是在1915年，袁世凯发布了《特定教育纲要》，“特令部设编审处，迅速编辑中小学教材”，“中小学校均加读经一科”，且“每一套教材都写上‘提倡孔子教义’这一条”。
袁世凯只当了83天皇帝就死了，复辟也如落花流水春去也，革新派又占上风，教材再度回归新宗旨，用新的方法教新的东西。所谓新的方法，就是调动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反对填鸭式教育。蔡元培说“我们教书，并不是像注水入瓶一样，注满了就算完事。最要是引起学生读书的兴味，做教员的，不可一句一句，或一字一字地，都讲给学生听，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教员竟不讲也可以，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去了解功课时，才去帮助他。”1916年政府公布的《国民学校施行细则》中也规定：“读本文章宜平易切用，可为模范着，其材料就各科内容有趣味及为生活所必须着用之。”1929年《国语课程标准纲要》要求，“选文要蕴涵文学趣味”，“因为少年时期的学生，正是心性活动的时候，读有兴趣的文章，方足以引人入胜。”
新鲜而吸引人的知识
在“儿童本位”的教育理念下，民国教材编得有趣味又实用，叶圣陶编的《开明国语读本》表现尤为明显，跳出用成人眼光看世界，以成人姿态教训孩子的老路，课文大量使用拟人化的故事，贴近孩子的心性和识知，在阅读中找到乐趣，寓教于乐，寓玩于教。比如课文《青蛙遇到蚯蚓》：
青蛙在田里做工，遇到蚯蚓说：“你是没有用的东西，我要吃掉你。”蚯蚓说：“且慢!你整天帮助农人，吃掉害虫，我很佩服，但我也会做些小事情，把混土掘松。”青蛙听了笑道：“我错了!朋友，你做你的工罢!”
“五育”中的实利主义(相当于现在之智育)，认为教育应该传授给学生以后发展实业的知识和技能，或是一定的职业训练，以振兴国家经济，于是连语文教育也承载了这项任务，十分重视日常知识、科学知识的介绍。学者雷实先生说，民国小学语文教材里，日常知识、科学知识介绍的课文占全部课文的58.6%。
确实，扫一下开明本的教材目录，有大量介绍卫生保健知识、农耕工业知识和外国知识的课文。比如结合儿童生活经验的知识有《节饮食》、《洒扫》等课文，《蝴蝶》一文说：“园花盛开，花上有蝴蝶，六足，四翅，色甚美。妹举扇扑之。姐姐曰，蝴蝶之翅有毒粉，能伤目，不可扑也。妹从之。”既介绍了生物特性，又介绍了卫生知识。
这些课文在今人看来都是基本常识，无需进入语文课本，语文课的主要任务是语言文字的学习，不过在那个去旧维新，睁眼看世界的时代，这些知识却是新鲜而吸引人的。
此外，公民道德教育在教材里也有充分的体现。虽然忠君、崇满的思想被剔除，但传统美德仍有保留，同时加入了“民主共和”的现代思想。庄俞编《国文教科书》，有《爱亲》、《亲恩》、《孝亲》、《陪客》等课文，是教学生爱、感恩和礼貌的，充满温情。如《亲弟》中写道：“丁生有弟，甚爱之，一日，弟疾，卧床不能起，丁生暇时，辄坐窗前，为弟讲故事，唱歌曲，以解其闷，及疾愈，始已。”
泰坦尼克号沉没两个月后进入教材
《新式国文教科书》编有《国会》、《宪法》的课文，《实用国文教科书》有“共和国民之精神”的内容：“以象自由平等博爱，盖共和之国，必人人知此三义。发于心，见于行事，始足互相团结，导国家于巩固之途。故特表而出之，视为共和国民之精神也。”
无论继承传统精神，还是表现现代思想，课文都讲究人文味，语言平实真挚，图文并茂，《开明国语读本》课文中的对话大多为家常话，实实在在，注重细节，无矫揉造作，无豪言壮语，杜绝“假大空”，很容易给人“清新自然”之感，这大约也体现了美育的要求。
民国教材还颇有世界眼光，1912年6月出版的小学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有课文“铁达尼邮船遇险记”，用十五课和十六课两课来介绍“铁达尼克号沉没”事件，课文中还绘制了船撞冰山沉没的插图。第十五课介绍了铁达尼号船体概况、发船时间、发生危险的时间等。第十六课详细写了船撞冰山沉没的过程，其中有大量关于人性美好因子的描写。
泰坦尼克号沉没是在1912年的4月，而这本教科书出版日期是1912年6月，泰坦尼克号沉没两个月后就进入教材。这说明一方面当时编写教材颇能与时俱进，紧跟重大时事新闻，另一方面编者对这一事件表现出的美德给予了肯定。在灾难面前，在生死一线之间，船长以及很多船员、游客保持镇静自若的绅士风度，把生的希望留给妇孺、把死亡留给自己，这种人性的光辉怎么赞扬都不为过，把这事件编进教材，可陶冶孩子们的心性，学会爱人、爱生命、爱弱者。这样的教育就是爱的教育、生命教育、道德教育、公民教育。站在一百年后再看这样的教材，不能不敬佩编者的良苦用心，并对民国语文教材多一份敬意。
[ 原标题 | 古诗词曾被请出民国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