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李节仁 发表时间 | 2014-07-07 来源 | 作者博客
“培顿高中学生用书是学校以免费借用的方式，供学生使用的。学校规定，学生不准在教科书上写字画画，也不允许做任何记号。而且除了免费借用教科书外，各学科的课外读物，计算器等都是采取这种借用方法循环使用的。高年级学生使用后，转借给低年级的学生使用，教科书的使用率很高，大大减轻了家长的经济负担，也使学生养成了爱护他人东西的良好习惯，可谓一箭三雕吧”。
未究自何时始，兴起高考前撕书发泄之风，至今尤其疯狂，并漫延至其他年级，亦不再局限于高考前后，学校随时可能下起纷纷扬扬的书雨书雪。这已经不再是简单地对高考的复杂感情的爆发，而直接是对书的反叛。一撕了之，一抛了之，此书何其可恨也！
对国人不读书的反思太多，有识之士惊呼国人不读书乃是国家危机、民族危机，于是倡议多买书、多藏书，以为书多了，自然读书也就多。道理说到这儿，就不见得准了，其实自己买的书尚且不一定会读，如果所买之书不是自己选择的，绝大多数只能算是垃圾，放着占位置，撕了才痛快。
众所周知，在中国的中小学里，每学期开学的时候，发的书数也数不清。虽然国家规定一个班级只能坐4－50人，但是一般不在现实中，只在传说里。拥挤的教室、窄窄的书桌，要放下一个学期配发的书，就已经没有了写字的空间。绝大多数的书，发下来就搬运到卧室，更有甚者，干脆直接抛弃。学校只开要考试的极少几门课程，而且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学校里学习这仅有的几门课程，就算学生想看发的那些书，也没有时间。
因为国人不读书，所以就逼迫读书。成年人逼不了，就逼未成年人。由逼读书，到逼买书，而因为书中有太多的利益，读书成了推销书的最好的噱头，最后演变成书的泛滥，直逼得中小学生恨不得将书撕得干净。欲速不达，物极必反，读书的风气不但未见好转，相反日渐恶化。
读书的重要性，自然不在言下，但怎样引导人们读书，却有学问。清朝文学家袁枚的《黄生借书说》 中有句名言：“书非借不能读也”，他说天子的藏书多，富贵人家的藏书多，但这些人读书都不见得多。他还说：“祖父积、子孙弃者无论焉”，这意思就是不认为藏书有多大的必要。不买书，不藏书，想读书就借，因为“非夫人之物而强假焉，必虑人逼取，而惴惴焉摩玩之不已，曰‘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而见之矣。’若业为吾所有，必高束焉，庋藏焉，曰‘姑俟异日观’云尔”。 袁枚先生不愧是蛊惑人们读书的高手。
可是人们不禁要问，难道中小学校园里的教科书也借吗？不错，中小学教科书也可以借的，在西方很多国家的中小学都不发给学生拥有所有权的教科书，而是需要还的只有使用权的教科书。我手头有两本关于中国学生到美国读高中的书，都特别提及借还教科书这个情节。《带你走进美国高中》一书的作者赵铮铮介绍，她的女儿就读于美国芝加哥市培顿高中，是一所公立高中，在第9、10页有相关描述：
“培顿高中学生用书是学校以免费借用的方式，供学生使用的。学校规定，学生不准在教科书上写字画画，也不允许做任何记号。而且除了免费借用教科书外，各学科的课外读物，计算器等都是采取这种借用方法循环使用的。高年级学生使用后，转借给低年级的学生使用，教科书的使用率很高，大大减轻了家长的经济负担，也使学生养成了爱护他人东西的良好习惯，可谓一箭三雕吧”。 不仅如此，“芝加哥教育局为了解决书包沉重的问题，采取了一人借用两套书的措施，学生的一套书放在学校使用，另一套留存家里用。试想至少50美元一本的教科书，每个学生一门课拥有两套，其成本是极高的”，学生的书包沉重问题，就这样以政府“沉重埋单”的方式，轻松解决了。
另一本书《我在美国读高三》的作者康安琦就读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公立施翰高中，在第169页她介绍将要离开美国高中的时候的情景：“我把每一本教科书还给老师，跟他们说谢谢，珍重再见”。因为在美国高中实行的是选课走班制，直接从自己选课的老师那儿借书，也直接将书还给这个老师，我想这样大概不会出现我们这儿开学领书时拥挤不堪的盛况吧。
不但美国中小学学生用书是借的，澳大利亚也是。澳大利亚新入学的学生会收到学校提供的参考课本目录和借书卡，教学用书都必须从学校图书馆借阅，学期末归还，然后由下一届学生接着使用。其他国家不一一列举，这只是说明，中小学学生用书靠“借”不是不可以的。试想，如果教科书甚至参考资料都是借的，而且都是印制精美的昂贵的书，这些书都是要还的，损坏是要赔偿的，连字都不敢在上面写，同学们哪里舍得撕呢？这不但有利于养成爱书的好习惯，也迫使养成做笔记的好习惯。据说这些教科书实在太好了，有些人想要拥有，也可以买，但没人强迫买，所以贵一点是没有关系的。而在我们国家，教科书太贵往往是负面新闻，为了降低成本，只好降低质量，这种书被认真使用过的就几乎废了，没办法循环使用。如果不允许学校有偿“发”书，学校“发”的书都得学校掏钱，学校还会有那个动不动“发”数十上百本书的动力吗？
[ 原题 | 撕书、发书、借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