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陈建利 发表时间 | 2010-08-09 来源 | 南方周末
为什么蔡元培聘陈独秀做文科教授，会三顾茅庐？陈寅恪没有学位、没有论文，曹云祥能聘他做清华国学院的导师？清华国学院的导师，那是导师的导师，教授的教授啊。这种真正的不拘一格，唯才是举，是哪个时代一个重要特点，这点离不开大学间真正的竞争。
贺卫方按：这是两年前的一篇访谈录。2008年年初，在中国政法大学发生了一起师生冲突事件。《南都周刊》记者 陈建利先生约我就这个事件发表看法，我力求不局限于事件本身，讨论了与大学教育相关的更广泛的话题。不料，有关部门对媒体发出禁令，不许跟进报道和评论，于是这篇访谈也就难逃池鱼命运。日前检索旧档，偶然看到沉睡两年多的文稿，重读一过，修订几处字句，在这里发表一下吧。尽管没有在刊物上发出，我还是感谢建利的提问和整理。
该不该守师道尊严？
南都周刊：这实际上是一个个体性事件，在大学里迟到也是常见的，现在演变成一个公共事件，很多媒体都参与讨论，这背后是什么逻辑使然？
贺卫方：事情不单单是学生迟到，或者说提前离开教室，而是老师和学生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个冲突又被当事者主动地向外公开。其次，事件的当事人，是一个特殊的人物，这个人在经济学界是一个“另类的”、非主流的经济学家，他过去有过一些言行，让许多人感觉到有趣，这对事件有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最后还引发了教师要辞职。另一个人为此发表声明，无论是萧瀚也好，何兵也好，他们本身都是网络上比较活跃的人物。最后一个深层的背景是，事件引发了关于大学教师职业伦理的思考，师生关系该如何？怎样做一个老师？怎样做一个学生？这也是教育制度最基本的一个内容。
南都周刊：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古代的师道尊严应该遵守，学生不能随意离开教室？
贺卫方：中国古典时期有一个悖论性现象。中国的历史传统中纯粹的知识人，如做一辈子的私塾先生这些人，社会地位并不高，甚至存在一种“反智主义”的历史传统，知识人经常是被嘲弄的对象，所谓“老九”的分类，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只有那种真正为帝王服务的知识才是有价值的。
另一方面，中国古典时期的这种人际伦理之间，“天地尊亲师”，教师似乎又被推崇得很高，又有“传道授业解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这种悖论非常有意思，但总体来说，内在有一种功利性的考量。做为师，为自己带来了启蒙，为自己科举功名带来一些知识基础，有一种感激的情感在里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实际上还是太过功利。比如说从前的科举考试，“同年”会成为政治结盟的一个网络。
南都周刊：是，对于“师道尊严”的提法，要有一种历史性的分析视角。
贺卫方：对，必须要把这种古典师生的伦理放到古典社会的背景去理解，而不是不假思索地置换到今天，仍然强调“师道”。
今天的教育制度已发生根本变化，教育的目标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以前是最终服务于科举考试，而今天的教师们，分布在各种不同的层次，分布在不同的专业里。大学里的教师教的不是以前私塾里的孩童，基本都是成年人，一些硕士、博士生甚至比老师大。这时场景置换、伦理规则也应该有一些变化。大学里学生有自己的判定能力、自己的兴趣爱好，师道要尊严，生道是不是也有尊严，我们也必须尊重每一个学生的尊严。
此外，现在大学这种规模化、专业化培养人才，也不是之前能比的。教师跟学生之间的关系，比起以前来，也不在具有特别亲情化了。亲情化可能在硕士阶段、在博士阶段存在，因为范围小，层次高的化，互动就比较多一些，但这种亲情化的存在伴随着年龄更大、更加成熟，是师生关系，也可以说是一种朋友关系。
古典时期教师跟学生之间的知识落差大，像早期西方的博洛尼亚大学，只有有钱人的子弟才能买到课本，没有钱的人连课本都没有，都是在下面听，上面讲的人作为知识的垄断者，单向度地向学生传授，这时学生必须要经常地依赖教师。但在今天这样知识民主化时代，获取知识有许多的途径，有些学生可能比某些教授要能够获取更多知识的资源。比如说，很多老教授不上网，但学生就可以从网络上获取好多资源。
这些都需要从一个更加职业化的角度去思考。在大学里，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之间，在人格方面都有平等的强烈需求。大家都在这个空间里平等地追求知识、追求真理。所以今天如果还固守着从前那种师道尊严，甚至教师可以在课堂上骂学生，我认为这简直是活在中世纪，这是一种典型的霸权行径，不可思议。
大学精神缺失的背后
南都周刊：中大日前也曝出了导师对学生的辱骂事件，现在在大学里，研究生往往叫导师为“老板”，好若是一种交换关系，虽有调侃之意，也充斥着你所说的功利性色彩。
贺卫方：大学里的行为准则，并不是自然而然建立起来的。中国的大学和西方不一样，西方大学是本土自然生长起来的，而中国大学是横植过来的，是近代的一种泊来品，移植来的东西总是学的形似神不似。而“神”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师生之间的伦理关系是潜移默化慢慢生长起来的。
另外，我觉得这跟整个社会的急功近利有关系。西方的大学里基本都有教堂，有一本书叫《在哈佛发现上帝》，哈佛大学中心有个大教堂，里面陈列着一战、二战哈佛校友牺牲的名录，这里面有一种精神在感召着、在呼唤着人们去追求崇高的东西，中国没有这些。学生考大学、读研究生往往不是纯粹知识的感召或精神的感召，读书往往是为了获得文凭，毕业后找到更好的工作，得到更高的收入，这点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色。
当然，也不能过度地以偏概全，我看到的大多数情况下师生关系还是不错的，还是其乐融融，还是有一种师生感情，共同切磋询问，人格方面互相尊重。我从来不允许我的学生叫我“老板”，这是一个侮辱。
南都周刊：在一个大学里，要建立现代的师生伦理关系，教师本身的“师表”作用很关键。
贺卫方：大学教师的风范如何去体现，如何展示自己学术的尊严，自己的道德勇气，面对外部的强权的时候，表现是怎样的，会不会真正地以追求真理的精神来对待自己的这一份职业，把学术作为一种事业来对待，而抛弃一种功利的因素，不允许把学术研究作为敲门砖去获取一些不应当获取的功利的目标、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权力的，还是某种低俗的欢呼声，都是教师需要认真对待的。
如何去认真地对待同事，大学里具有管理责任的人，如何去尊重他的同事，而不是把那种官场的习气带到大学来，把自己当成了行政意义上的领导，而忽视了大学里是一个平等的特殊群体。如何去提携比自己辈分低的学者，在提携过程种如何去尊重 “被提携”的对象，如何去参与到社会的公共事务中，而不去牺牲掉学术的尊严，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我们慢慢地去思考，想方设法完善的，中国现在离理想状况还差得很远。
南都周刊：这是为何？
贺卫方：中国大学本身处在一种不正常的状态中。这种不正常部分地要归于与大学和政府关系的错位，大学不是政府的附庸，所以政府把手太多地伸到了大学里，让大学里的人际关系发生了太多的扭曲，使得大学里发生事情时，有些人愿意诉诸于向政府求救，政府果然就会挥舞自己的指挥棒，使得大学里事务不是按照大学本身的制度逻辑来解决。
另外，我觉得中国大学格局里，还缺乏真正的竞争，大学的发展是需要竞争的，像经济领域的竞争一样，需要多种所有制成分的并存，大家在平等的基础上，同样的机会下进行竞争。竞争能够导致大学内部机制逐步完善。比如说，它必须想方设法地去招募最好的老师，一个糟糕的人被轻易地被招募到一个好大学，这肯定是制度方面有问题。除了国立大学外，私立大学也非常重要。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大学处在一个艰难困苦的时代，但是无论是抗战前还是抗战后，中国都出现了当时在世界上相当好的大学，尤其是在亚洲地区，可以说是领先的，国立大学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私立的南开大学，教会办的燕京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都有相当的品味。
我读何炳棣《读史阅世60年》的回忆录，他是清华的毕业生，清华那时候历史系的毕业生那是何等了得啊，本科毕业生，已经通读完了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英文的原版，现在我想没有几个历史系的教授读过英文版的原版。他到美国去留学，美国人很吃惊，怎么会这样，中国会有这么好的大学，这就是竞争的结果。为什么蔡元培聘陈独秀做文科教授，会三顾茅庐？陈寅恪没有学位、没有论文，曹云祥能聘他做清华国学院的导师？清华国学院的导师，那是导师的导师，教授的教授啊。这种真正的不拘一格，唯才是举，是哪个时代一个重要特点，这点离不开大学间真正的竞争。没有竞争，全部清一色国立，校长们变成了官僚，学校都由官僚来进行统治，怎么可能真正形成一种良好的教师职业伦理。现在我不知道，大学教育将来会不会真正成为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后一个堡垒，现在能看到的是教育部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追求，只是不断地看到他们强化对大学的干预，这让人非常不解。
学生不是用来教化的
南都周刊：撇开这个事件冲突本身，我们看到，双方寻求解决之道，双方的语言都比较有意思，就是找“组织”，靠行政压制。
贺卫方：如果大学是教授治校，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学校本身是一个家长制的官僚机构，出了事大家自然要找最大的家长来解决，这种解决是靠压制的，不是靠说理。有人会担心说，逃课是自由散漫。其实我觉得如果一个课逃课的学生比较多，根源往往在于老师讲课缺少吸引力。当然，老师的课有非常复杂的细分，有些课是课程性质决定的，不可能吸引多人来听。
有些教师靠点名来维持秩序，你不来我就扣你的分，就让你不及格，这是赤裸裸地滥用权力。我们一方面谴责政府滥用权力，如果大学的教师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通过威胁、恫吓来让学生不得不接受淫威下的粗制滥造、这是误人子弟。大学生都是成年人，尤其是高年级的大学生，如果说在大一，我们还需要有某种程度的的责任，去帮助学生去选择应该接受的训练，避免他们走弯路。但到了高年级，应该相信他们最终是有判断力的，正是这种信赖促成了学生心智的成熟和人格的独立。发生这样的“肢体冲突”，把学生扭送到了保卫处，这简直到了一种滥施淫威的境地。
南都周刊：其实，师生会出现这样的一种行政式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也不必感到惊讶，毕竟大学本身的管理体制已经框定了。
贺卫方：不能把所有问题都推到体制缺陷上，这个体制不会使每个教师都从事这样的行为。另一方面，确实要反思大学管理体制存在的缺陷。如何让大学不是官衙，大学不是小学，不是中学，不是商场，大学就是大学。如果去强化教授治校，大学自制，学生在大学的管理中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地位，都需要去思考。
世界范围内可能有两个比较极端化的，一种就像我们，大学里要做重大决策时，是不会有学生代表参加的，学生会没有起到一种代表学生利益跟大学当局进行交涉的使命。另外一种可能是北欧或者南美那边的大学，他们特别强调大学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民主的，包括学生，包括后勤人员，大家都来投票，导致了好的学者逐渐地会流失。
所以，美国一个教育家说，大学管理中第一要记住的是，不是所有事务都要通过民主的方式来决策，纯粹地通过民主方式来解决也会导致大学的衰落。大学甚至要尊重少数特立独行的学者，只要他们遵守了学者应该遵守的一些职业伦理，他的行为，某些怪癖，他的某些观念是相当地“异端邪说”，他厌倦了校园里的政治，校园的官场化，这种人应该是大学里特别珍贵的资源，也是大学之所以作为大学的一个特点所在。
在这样一种整体反思的情况下，就会知道规则和自由之间的一种紧张，大学不可能就是完全祥和的鸟语花香之地，它也有矛盾、冲突，但这种矛盾冲突应该通过大学本身的一种力量加以解决。中国现在的尴尬部分在于大学缺乏这种解决问题的能力。过去我们曾经揭露过一些学术腐败、学术剽窃的问题，许多不错的大学居然没有任何回应，自己缺乏一种内部机制来纠错。所以导致有时候邪不压正，甚至邪气占了上风，久而久之，大学的衰落就会成为必然。
南都周刊：大学里学校本身和教授对学生存在这种家长式的支配思维，实际上，并不仅仅在大学，中国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没有把孩子当人看，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来培育。
贺卫方：这确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中国的教育传统、教育观念始终将学生视为一种教化的对象，耳提面命，这种知识和道德上都处在一种不平衡的格局当中。另外一方面说，1949年以来，某种政治哲学更加强化了这样一种不平等。考试是一个特别能够容易地看得出来这个国家的政治哲学机制的，是更加注重自由开发头脑的，还是封闭的，整个教育过程中是强迫接受“唯一正确”的答案，某些东西是不可批评的。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我们的考试基本上就是考唯一正确的答案，并把这个答案变成了一种信仰来看待，而不是当作知识来看待。
在这种情况下，无异导致师生之间的关系扭曲，甚至教师跟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也扭曲，因为教师必须去传递这种东西，否则可能会丢饭碗。这种大格局，多多少少是一种间接的因素。过去那种单位体制导致了人身依附，这样一种教育体制也导致我们在心灵方面产生一种依附。包括我们这一代人，经常被人说，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被教育，被改造。你自己不能够自己去发现真理。文革期间或文革后，我们学习马恩的书，只能依据人民出版社的版本，不能够自己去找英文版，德文版，“一经圣人口，议论安敢道？”。这样的教育不能说是进步，而是让人变成了套中人，不能走出这样一个套子。到今天有些人还有这种思维，还是觉得任何不符合正统的观念，就是有错误，就要加以批判，然后把这变成了师生关系的一个基础，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南都周刊：是，往往一出现问题，就归因于学生自律性缺乏，自我约束力差，就要“教化”。
贺卫方：这种错误的教育理念就是让你首先感到自己是不成熟的，自己是有罪的，自己是应当除了听别人的教诲以外没有别的任何选择。在教育的各个环节上，如何尊重人的独立、尊重人探索真理途径的多样性，尊重人观念的差异性，这些东西如何渗透到教育层面上，没有人思考，也很少有人去做。像洛克的教育理念在这个时代传播的很少，一谈起教育学，就是研究教育学本身的人的专利，在一个小范围内去传递。现在是应该真正呼唤自由主义教育观传播的一个时代了。
[ 原题 | 贺卫方答《南都周刊》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