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2014-08-18 作者 | 程介明 来源 | 香港《信报》
反纳粹的教育，初看是无孔不入，实际上被看成是学生建立世界观的基本要素，也是教育文化的基本要素。
日本政府为钓鱼岛属土问题修改教科书。很多年前，日本已经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的角色修改课本而引起争议。最近有机会从一位在德国长大的亚裔博士生口中，得知德国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下一代身上，不遗余力的教育，其努力之处，超乎想像。在此与读者分享。
德国的二战教育，可以说是无孔不入，不只是课本或者课程的内容，而且教师平常的态度、举例、分析，稍有机会，就会有意识地、自然而然地帮助学生去追忆二战时期，德国发生的往事，焦点是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纳粹大屠杀（Holocaust），主题是“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深刻的悔意
这位博士生回忆说，她第一次接触大屠杀，是在幼儿园唱游的一首歌，讲述一位名叫沙沙的男孩，在大屠杀中遇到的家庭惨事。
后来在语文与文学科的选材，相当多的选材都是与纳粹大屠杀有关。从小就看《安娜日记》（原名Het Achterhuis；英文译为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中文也有译为《安妮日记》），而且看过许多许多遍；每一条村，都会有相关的纪念馆；也会有老年人忆述当年的遭遇；也会带领学生去参观一些大型的集中营惨事现场。
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叙述与理论，占了很大的成分。战争的残酷一面、不人道的实质，在孩子心中埋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博士生还记得看到影片中日本士兵的武士道自杀，永不磨灭。反纳粹的教育，是希望下一代有一个基本的渴求：和平。
宗教。这位博士生的分析，纳粹之惨杀犹太人，开始还有一点经济的理由，因为犹太人会做生意，在许多地方掌握了德国的经济动脉，但是后来大部分时间，都是宗教的理由：几乎把犹太教说成是邪教，把信奉犹太教说成是低等种族肮脏的表现。
因此，德国的宗教科课程基本上是讨论各种宗教的多元文化，培养学生尊重各类宗教的多元共存（这也许说明了为什么在近年多了许多回教移民的德国，甚少听到有种族纷争）。
听这位博士生的叙述，不禁感到，在德国，纳粹大屠杀的教育不是某个科目、某个课程大纲，而是整个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又比如说，音乐家瓦格纳，很多德国人都不想听他的音乐，甚至不愿意提到他，原因就是他是希特勒的好朋友。反纳粹的教育，初看是无孔不入，实际上被看成是学生建立世界观的基本要素，也是教育文化的基本要素。
汹涌的思潮
德国对于二战教育的重视与坚持，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觉得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没有吸收教训。当时弥漫的舆论，是德国的失败，只是战争失利；《凡尔赛和约》，是战胜国强加于战败国的“不平等条款”。这也是后来希特勒得到支持的其中一个原因。当时很多德国人认为，德国本来是一个大强国，希特勒就是为了重新恢复德国的地位，重振国威，也因此得到了不少青年人的拥戴。
因此“不要忘却”是德国二战教育得以长期坚持的关键。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短短的十几年，战争的苦痛，就已经被忘记得一干二净。
但德国的二战教育，又不停留于消极的忏悔。推动反纳粹教育的一个更深刻的原因，是认识到思潮对青年人的影响。当年在希特勒的鼓动之下，造成了一种汹涌的大思潮，而大多数的青年人都深陷其中，而且深信自己是在“正确”的一方，支持着“伟大”的事业，因而成为了屠杀犹太人的帮凶（中国人对此，不会不熟悉；文化大革命犹有余悸！）。
所以德国关于纳粹大屠杀的教育，超越了过去的历史，目光在于将来；也超越了大屠杀本身，而认真塑造能够独立思考、装备批判思维的一代。
还有研究得很多的，是希特勒通过立法建立独裁政权的过程。希特勒不是通过废除宪法来建立个人权力，而是通过修宪把权力集中在自己身上。因此，在德国中学就有不少有关宪法的讨论，以及法律与政治的关系，远远超越了“守法”、“法治”的层次。
向这位博士生请教的过程中，难免与日本比较。在受过二战苦痛的中、韩和其他亚洲国家眼中，日本政府的做法，恰恰与德国相反：把侵略看成平等的“战争游戏”；把战败投降看成是“耻辱”；为恢复国威而修宪、扩军……。笔者遇到的许多欧洲学生与学者，都是一样的看法：“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角色，在欧洲是完全没有争议的！”
德国与日本
问到为什么日本与德国会不一样，这位博士生的分析也很有意思。
第一，对于希特勒的纳粹大屠杀，里面固然有被害人的仇恨，但是更多的是整个德国民族的悔意。“犯罪感”（guilt），是贯串纳粹大屠杀教育的基本心态。这也许与德国的基督教的传统有关。
第二，纳粹大屠杀的受害人，包括大量的德国籍犹太人，是一场包括国民的种族大屠杀。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发生在日本本土上，除了士兵在外地伤亡，以及间接的影响，本国国民没有受过严重的创伤。
第三，二战之后，对于德国纳粹战犯的追捕与审判不遗余力，追到天涯海角，至今锲而不舍，务求绳之于法。这没有在日本发生。
第四，这与美国在日本的利益很有关系。战后的安排，基本上是想把日本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因此日本难免也有被欺负的感觉。
在钓鱼岛引起的中日对立，香港人几乎没有人同情日本政府的立场。香港人还有很多抗日战争时期痛苦的回忆，很多人的前辈在家乡家破人亡；地道的本地人还有“三年零八个月”的情意结。很难令人觉得那些岁月只是谁胜谁负的战场游戏。
但是香港人没有用敌对的眼光和态度对待我们周围众多的日本朋友、同事、学生；也没有普遍的激烈的反日行动。这也许是香港人成熟的地方，因为真正要反对日本的战争思想复活，我们身边熟悉的日本人，才是维护和平最关键的人物。
倒是德国的泛纳粹教育，产生出新一代的人类，值得我们深思。记得2009 年第一次在美国以外举办Global Clinton Initiative，问克林顿为什么选择香港，他不假思索地说： “因为香港没有敌人！”利用这种优势，香港完全可以抛开种种情意结，不囿于香港一地的“繁荣安定”，教育出能够面向新的战争威胁、为新的世界和平贡献的一代人。
[ 原题 | 程介明：德国的二战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