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 水泥 发表时间 | 2012-03-31 12:45:00 来源 | 译言网
图中为中国安县一所中学的学生。越来越多的学生将申请美国高中，并且可能进入那里读书。/路透社
从清朝，到建国后，再到改革开放，一代代的中国人走出国门，我们真的只是学习去了吗？这么多批次的出国，中国得到了什么，美国又受到了那些影响？超过一个世纪以来，聪明的中国学生源源不断的来到西方求学，寄希望于学有所成之后报销祖国。然而，现在中国青年的大批离开好象不仅仅是对希望教育的崇敬，也为了逃避中国的社会现实。很多中国的新生百万富翁则把它看成一项有价值的投资和一条通向更高目标——常春藤学院联盟——的可靠路径。
在收费不菲的“留学顾问”的帮助下，大批的中国学生涌入美国私立高中，他们正在改变人们对成功和安全回国的概念，并且导致雄心勃勃的学校到中国挑选渴望留学（并且通常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内地人。
当16岁的赵伟博与父亲赵军一起乘飞机到美国东海岸旅行时，他们并未游览自由女神或华盛顿纪念碑，而是在新英格兰历史久远的村庄和富庶的市郊小镇转来转去，但是他们寻找的又不是拍照机会或纪念品商店，却是高中。目前正在读初三的赵伟博，打算明年去美国私立高中读书。“我喜欢去自己在中国听说的美国私立高中，喜欢他们的教育风格。我想它将有利于我未来的发展，”他对我说。
过去几年，中国学生怀着接受更优质的教育,获得更广阔的机会以及提高声誉的愿望，像候鸟一样成群结队的来到美国的学院。去年，在美读书的中国籍大学生已达157,588，较前年增长23%。现在，赵打算在考大学之前就留洋，而有这样想法的中国学生几乎井喷了。他们的增速如此之快，甚至超过了中国GDP。据美国部门国家安全统计，2005-06学年在美国私立高中念书的中国学生仅有65名。而到了2010-11学年，这一数字竟然增长了一百倍以上，达到 6,725名。
就在几年前，美国私立高中对中国家庭而言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就像中美之间的空间距离一样远在天边。赵伟博申请的是迪尔菲尔德学院，正是我2005至2007学习的地方。当年我申请那会，必须做三个小时飞机到香港参加义务面试；能够容纳600名学生的马萨诸塞乡村寄宿学校还懒得在中国大陆举行信息发布会。中国，虽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却没有足够使学生感兴趣了的学校。当我最终决定接受录取时，我的同学都很不理解。父母朋友也劝我重新考虑。他们问我，为什么放着令人称羡又有竞争力的中国高中不读，而跑到一个千里之外去读那个名不转经传的学校？
现在，中国的中产阶级家庭不再这样认为了。美国中学文凭是以后上升的新必备学历。而数千英里之外，美国私立学校也在做相应的调整。迪尔费尔德和其他著名私立学校开始每年在中国大陆举办招生旅游，而且每站都能吸引数以百记的人。寄宿学校联盟（一个大约由300所学校组成的机构)为了在北京和上海组织大型校展会，已经开始与中国教育咨询机构展开合作。六年来，像迪尔费尔德这样的寄宿学校和康涅狄格的霍奇斯基学校都报告来自中国的申请已经十倍的增长。而这两个学校在2005-2006学年受到的申请还不到20个，而本学年（2011-2012学年）已经超过200个了。如果这些申请都获通过，学校三分之一的学生将会是中国人。“这种爆炸性增长简直太难以置信了，”迪尔费尔德的入学及学生资助院长帕特丽夏·金贝儿说到。
在美国接受四年私立高中教育的花费大约是200,000美元。对于美国家庭而言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对中国家庭更是一笔巨大的开销，况且中国家庭的平均财产只是美国的五分之一。然而，很多中国的新生百万富翁则把它看成一项有价值的投资和一条通向更高目标——常春藤学院联盟——的可靠路径。 实际上，这种现象反映的不仅是中国中产阶级经济实力的增长。也是透漏了他们复杂并且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拥有雄心壮志和走向世界的心态；另一方面又老练和天真。他们似乎受到了对中国的未来的信心和现状的疑虑的驱使，所以相信出国留学的将会转换成国内的成功。但是，由于过于看重新兴的机会和对那些许诺他们长期安全的最新趋势的渴望，有时父母和孩子所获得的会与他们希望的大相径庭。
每年3月，富裕的中国家庭就会充满启德教育咨询代理的接待大厅和20多间办公室。此时距美国私立高中的申请最后期限仅剩九或十个月。整个房间里摆满了小圆桌，父母和他们十几岁的孩子坐在小圆桌旁，俯身向前看着顾问草草地翻阅他们的成绩单和简历。悬挂在房顶上的电视屏幕播放着美国哥特式的建筑物和西方高中、大学校园的绿色庭院。
“你应该把钱投资在哪呢？孩子的教育上”
这仅仅是卜京所说的“一条龙”服务的开始，他是启德在北京一间办公室的总顾问。在最初咨询之后，代理人帮助家庭制定计划申请程序，选择预期学校。一些学生会参加为应对TOEFL和SSAT这样的标准化测试举办的预备班，因为很多美国私立高中要求申请人必须通过这些测试。家庭与启德签署合同，同意其开展单方面合作，将会为启德提供它需要的任何信息。几星期以后，他们会收到填写工整的申请表，其中有精心打造的个人陈述、赞美申请人的推荐信和学术成就，所有东西都已经可以直接寄望海外。
在3月学校宣布录取结果时，出国顾问会再次介入并未客户提供预科建议，办理签证，帮助预定航班，甚至还会安排在美接待人。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也将担任学校和一些不良调剂客户之间的仲裁人。“像我们这样已经被认可的教育中介，和很多美国高中有关系，”卜对我说，“与我们合作过的每名学生都已经成功出国了。”
过去五年，在中国像启德这样的经验丰富的教育中介，他们的高中申请部门收入都出现了大幅上涨。然而，他们的服务却对美国私立高中提出重大挑战，将别人代写的申请与本人所写的申请区别开非常困难，而且他们还说即便专业顾问润色过的申请也比不上他们的代写。
怀俄明神学院上级院校（宾夕法尼亚州）的招生主任大卫·达米科说，他相信绝大多数来自中国的申请材料都是找人代刀的。“对招生官员来说，理解[中国]学生和辨别这名学生能力变得越来越难，”他说之前的语言和文化障碍已经让他大伤脑筋了，现在又开始造假。“我无法像读懂美国学生那样明白[中国申请者]所表达的东西。”
迪尔费尔德的入学及学生资助院长帕特丽夏·金贝儿说他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随着来中国申请量的增加，欺诈也再增加，而问题是“很难找出那些造假者。”“某些家庭被顾问告知，如果没有代理，他们的申请根本通不过。事实并不是这样。”金贝儿说。
但是美国高中怎样才能告诉中国申请者和他们父母事情的真相呢，况且这之间还隔着语言和地理障碍呢？迪尔费尔德学院和怀俄明神学院入学办公室说他们正在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与中国申请者直接联系和私人互动上，例如安排会面和进行非正式电子邮件来往。“这一切必须相当强烈的配合在一起，”在迪尔费尔德学院的入学办公室副主任J.J布里奥内斯说到。
尽管如此，问题不只是通信这么简单。在中国学生申请美国高中时，他们已经被中国艰辛的教育体系折磨了好多年，在这种体系下学生只重视测验成绩。而申请到美国读书时，会被问道开放性的行为问题和进行非正式个人陈述，所以他们会觉得没有经验，甚至不止如何回答。申请所需的建议信和试卷样本则是完全和中国教育系统格格不入。教育中介将美国申请系统翻译成中国人更熟悉的教育产品：测试强行灌输课和申请指导：“每天帮助你背会100个新词汇”和“把你描写成潜力无限的勤奋女孩。”他们将混乱的申请项目分成简单明了的指示和日常工作，就像中国学生在每场期末考试之前收到的标准答题方式一样。
一些竞争力欠佳的美国私立学校则依赖教育中介宣传自己，从中国招收学生——这不仅是私立学校在美国遭受经济危机时一笔可观的收入来源，还是很多中介能对外承诺至少被一所美国学校录取的保证。尽管如此，对于中介可疑的技巧和高昂的中介费,一些中国学生还是达示了不满，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到论坛上,讨论各种教育中介的名誉。
而一些美国学校,例如北方马萨诸塞的布鲁克斯学校和加利福尼亚的韦伯学校则按照求人不如求己的思想,自己想出了对策。利用主题句“你的中国入学合作伙伴”在2010年成立了一家第三方机构Vericant，帮助美国私立学校确认中国申请者的身份。要想通过美国学校的录取，中国申请人必须会走进北京的 Vericant办公室，录制一个长10分钟视频面试并当场进行写作测试，之后这两样都被会上传到网上供为被申请学校读取。公司的创始人克里斯·博纳表示，目前市场对他提供的服务需求很高：仅仅一年，已有12所学校成了他的合作伙伴。“中国的教育气候刚好需要这样类似的东西，”他说。
少年留洋求学在中国并不是新鲜事。早在1872年，当时的清朝就把120名少年送往美国研究西方的工业化方法，这些人学成后又把那些方法引入到中国。很多早期共产党领袖，包括周恩来和邓小平，也有长期在西方求学的经历。在10年文化大革命快结束的时候，政府意识到文革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出现了断代，所以便将一小批年轻学生送往美国，希望他们学成回国以后能够把学到的商业和科学技术运用到加速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上。
超过一个世纪以来，聪明的中国学生源源不断的来到西方求学，寄希望于学有所成之后报销祖国。然而，现在中国青年的大批离开好象不仅仅是对希望教育的崇敬，也为了逃避中国的社会现实。
赵伟博这个十六岁的孩子，在跟随父亲参观了美国私立高中后，也决心要在这里上学。伟博说如果他是当地教育部门一名官员的儿子，又是一所重点初中里的优秀学生，现在的结果可能就变了。毕竟，他在中国已是前途光明了。但是那并不是他的最大动力。“我一直觉得自己生错地方了，”他说，“学校里人文课程的授课方法也不对（数学也同样，我们做的练习题量太大了），英语老师也不会和我讨论一道多选题的答案（她认为我让她下不来台).”虽然对常春藤覆盖着的砖墙后面所教授的知识知之甚少，但是他相信，一所美国私立高中才是能够培养兴趣和独立思考的地方。
伟博的父亲对儿子的决定表示了支持和强烈的鼓励。作为一个由当地教育局所主办杂志的主编和一名高级中学老师的丈夫发布，大家都觉得可他会是中国教育的鼓吹者。相反，他正在尝试帮助儿子尽快逃离这个体系。当被问到为什么时，他逐点逐条点地说出这样一段话：“课程设计的太严格，教育方法太机械，以及测试能力的标准太单一。”
中国教育与西方教育的不同之处在它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1950年，中国的识字率只有20%；这个比率到2001年增长到85%而今天估计已达92%。虽然中国教育成功地在短时间内将国民受教育水平提高了四倍之多，赵军说，但是它无法像西方学校那样满足每个学生成长要求。因为中国有计划生育政策，所以每一个儿子或女儿都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希望。看着自己的孩子在一个俗套的学校体系中逐渐憔悴，对父母来说也是种煎熬。或者，就像赵军所说的，“孩子，对社会来说，那是1%；对家庭来说，那就是100%。”
他承认把儿子送往美国读书并不容易，但是他坚信将最终得到好结果。按照美国的高标准收取的学费，在中国就是个天文数字（汇率不定时还会严重的差异），目前这“是我沉重的负担，”他说。“但是如果他待在中国，以后我还要给他买房子和汽车，”这是新一代结婚的必需品。“我宁愿早点把这些钱投入到教育上，让他学会更多的技能。”
有时候，要相信的不仅仅美国教育。张明芳说在她儿子出生时，她就开始考虑以后把他送出国。在张的规划下，儿子三岁，就被送进了私立双语幼儿园，五岁开始接受正式英语课，暑假又和她一起去美国旅行美国吸收当地文化。她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有朝一日把他送到美国读书。那一天已经快到了：在中国现在16个学生竞争一个进入重点高中的机会。今年冬天，她又一次来到美国，这次她参观了新罕布什尔、康涅狄格、马萨诸塞的私立学校。
张相信他所做的这些努力必将为儿子带来美好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在于美国。她提及的更多的是美国悠闲的生活方式和全面的卫生保健系统。但是她说最重要的是，美国有公平的文化，也就是勤奋和才能是成功的基础。“而在中国一切都需要关系。比如想要升迁，涉及的因素可就太多了。在美国，只要你努力工作和按时完成任务，你就能让自己脱颖而出。”
赵也看到了美国社会的这个特点。当被问及打算让儿子以后留在美国还是回国发展，他回答到，“我希望我儿子可以生活一个只依赖天赋和能力的地方，一个有明确规定的社会，而不是凭借其他东西，比如他父亲的社会地位。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靠头儿。”他咯咯地笑了笑，然后陷入了沉静。
2005年秋天，我来到了迪尔费尔德学院马萨诸塞校区，看到只有两名新生来自中国，还有一个不是大陆的，他们留着齐耳的短发，拖着两个超重的小提箱。我的第一堂课刚上到一半，管理员就把讲台上的英美历史撤下换成了英语外语。接下来几个月我又遇到了一堆变幻莫测的规则和问题。从生物学格式测验到静坐膳食的规定，从同学们对对手学校出奇的热情到他们把Polo衫领子立起来的怪异习惯，我发现很多很多问题在学生再学生手册里都找不到答案。然而，上课和课外活动活动让我忙的焦头烂额，都没机会停下来向大家请教。我需要坚持住，继续前进。
今天，很多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中国学生和他们的父母可以一口气说出一连串美国高中的名字——安多福、塔夫帖、霍奇基斯 、乔铁、罗思马里——但是学校本身，以及以后的生活是什么样，仍然遥远又陌生。尽管如此，中国中产阶级家庭还面临着优于他人的压力，取得成功的激烈竞争，这些他们需要经常保持的优势。况且，赢得著名美国院校的录取，录取后取得好成绩也不容易。首先，哪有时间了解美国教育与中国教育差别在哪，还有如何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和语言社会里生存下来，度过自己的青春期？经历过这个游戏的中国中产阶级家庭成员换了一批又一批，而且稍不留神你就晚了别人一步。
根据中国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联合发布的中国理财报告，几乎60%的中国富翁（个人资产至少一千万人民币——大约相当可投资资产一百六十万美元）都在是考虑通过投资西方移民出国，或者已经这么做了。（美国的一项法律为想要定居美国外国人提供了指了一条出路：在美国办公司或者对美国经济大笔投资）58%的人将孩子的教育列为最初动机。“中国经济充满了泡沫——从房地产市场到股市，”沈金泉说，他是一家国有能源公司的高级经理，两个女儿都在新英格兰寄宿学校读书。“有钱应该投资什么呢？ 投资到教育上。我希望我的女儿们在向更高的位置奋斗时，我能助他们一臂之力。”
在将孩子送往美国时，像沈和赵这样的父母就已经把下一代从自己所在的不平等社会（给一部人自由，而剥夺另一部分人的自由）分离出去了。这也是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一个标志。随着富裕家庭的孩子在国外留学4年甚至8年，中国经济的不平等也缓慢地变成了更深的壕沟。“上世纪八十年代，甚至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只要努力学习，将来也有很多选择，包括出国读研，”这是一名中国社会评论员闾丘露薇，在跟有孩子在国外读书的父母交谈后，写在博客里的感受。“现在，美国高中里的小孩多来自富裕家庭。 他们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就开始在教育上领先别人一步了。”能够通向上层社会的可靠渠道已经不再是延续了数千年的单一的国家教育体系。由于一批批学生源源不断的到国外上学，那些在国内没有特权的同辈——负担不起中介费用和美国学校的学费——将无法竞争得过“留学生”。过去三年，参加高考的注册学生人数，已经下降了700,000。
在最近举行的“两会”上，这是为期两周的政府官员聚集在一起讨论立法的年度会议，一名代表建议建立“精英教育体系”，并且应经获得了教育部门的批准。通过把个别院校建立成顶级大学，筛选出最有希望的学生为他们提供最好的教育和工作机会，政府希望培养出这样的高度专业化人才：“国家荣誉和责任高于一切。”
这是否能成为中国人才外流问题的解毒剂，结果不言而喻。但是，反精英教育的呼声也开始高涨，建立另一个特权学校有导致政治瓦解的危险。“精英教育还可能产生另一个结果：社会资源过分集中在政府手里！”一位微博用户这些说道（微博类似于Twitter风格的服务的社交网站）。另一位微博用户则借用成语问道:“为什么感觉好像是在‘亡羊补牢’？”。现在，沈和赵这样父母对这个政策还是不太关心。国家干部、商业企业家、出身名门的知识分子正在为子女编织一个替代性未来，而那个未来不在中国。
在一个拥有更强的教育和更自由的社会——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