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 芒果姜 原文作者 | JOSEPH EPSTEIN 发表时间 | 2012-09-26
拉斐尔的《雅典学园》
支持博雅教育的观点曾认为，通过对伟大典籍及宏大命题的深入思考，学生们能脱离自己狭隘的出身背景，并提升至更高层次的严肃学问领域。不同的教授，不同的学院，可能对何谓最出色的思想言论各怀异议——多一点霍布斯而非洛克，多一点叶芝而非弗罗斯特——但大家依旧对年轻人在短暂的学生时代内该学到的内容有着普遍共识。
爱泼斯坦被称为”尚在世的最伟大英语散文家“，《旗帜周刊》特约编辑，最近出版的著作为《众生相》（Essays in Biography）
有人曾问欧文·克里斯托尔对文化论战有何看法，据说后者回答：“干戈已定，”他又加上一句，“我们输了。”如果克里斯托尔是对的，那么关于博雅学艺的战斗很可能就是这场战争的决战之一，而这场仗我们同样输掉了。（Liberal arts，也作通识或素质教育，参考新近研究译为博雅学艺。）
就其宽泛的定义而言，“博雅学艺”指的是这样一种大学教育：专心固守西方文学、哲学与历史，同时科学、数学与外语占有一席之地，却不喧宾夺主；随着时代演进，有的情况下也涵盖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博雅学艺一直与更专业化的教育——通常是指职业训练——划清界限。对古希腊人而言，博雅学艺是身为自由人必须研读的学问。他们认为，一个自由人若要保有自由，必须深知过去最出色的思想，从而在内心培养出深沉的智识与批判的精神，有了这两者，才能在当下过一种见识广博并合乎理性的生活。
有许多年头，博雅学艺一直是我的第二宗教。诸学之博雅，使我顶礼膜拜，诸艺之显要，我坚信不疑。为维护博雅学艺，我不断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庸人们（philistines）抗争，正如当年参孙抗击非利士人（Philistines）一般——只不过我从未搬倒过一根柱子，没掉过一根头发。然而抗争至今，我必须面对现实：捍卫博雅学艺越来越难了。诸学之博雅已大大不同于以往，诸艺之显要也饱受质疑，今天的博雅学艺不过在苟延残喘，在这种情况下，为其辩护似乎是一桩吃力不讨好的苦差。
高等教育的“灵魂”危机
博雅学艺盛名不再，这不过是美国高等教育总危机的一部分。该危机肇始于美国经济。大量美国人进入大学，然而几乎有三分之一从未完成学业——有趣的是，顺利毕业的人中女性多于男性。随着近年来经济衰退，大学收到的捐赠减少，联邦与州的拨款都出现下滑，因此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院校，学费都不得不上涨。高等教育领域的通货膨胀之烈，超过其它任何一个公共领域。到处可以听到人们对私立大学收取高额学费的满腹牢骚——经常高达每年5万或5.5万美元。许多学生在离校时都身负巨额学生贷款债务，不论比信用卡帐还是购车贷款都高出一截。由于传统文理学院的费用高昂，大多数年轻人通常进了这样或那样的走读大学以接受职业培训。
尽管美国人都知道拥有大学学位的人收入将远远超出那些没有学位的人，尽管我们一再听说两者终生收入差距几乎高达一百万美元，然而大学毕业生们发现如今更难找到一份体面工作。人们开始怀疑花过多的钱读大学是否值得。高等教育会不会步科技股和房地产的后尘，成为下一个破灭的泡沫？
《大学：前世、今生与彼岸》（College: What It Was, Is, and Should Be）一书梳理了美国高等教育陷入危机的大量证据。该书作者安德鲁·德尔班科曾为赫尔曼·梅尔维尔作传，其本人曾于哈佛本科期间研读博雅学艺，如今也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相关课程，可说是一名坚定不移的博雅学艺捍卫者。博雅学艺日益式微的现状使他忧心忡忡。目前美国有一千八百万人就读于各种本科高等教育机构，然而其中只有不到十万名进入专授博雅学艺的文理学院求学。
与此同时，尽管学费愈加高企，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申请进入为数不多的顶尖文理学院：包括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杜克、芝加哥大学及其它寥寥几所。由于经济、社会和势利之风，人们狂热地想要踏进这些学院的大门，因而催生了一种考试文化——至少在富家子女当中是如此，他们从学前班开始接受没完没了的应试训练，以便将来进入明星小学、中学、大学，并最终迈入专业研究生院。德尔班科教授声讨了这条坦途所隐含的经济不平等，他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安排将导致“如今低收入家庭的聪明孩子面临的（进入顶尖学院）的障碍，比一度甚嚣尘上的公开排他性教育门槛潜藏更深、为祸尤烈。”
尽管今天的学生有家教助阵并久经“考”验，但他们真的就比前几代人更出色吗？完全不清楚。有些几乎从摇篮就开始为战胜SAT及其它测验拦路虎而接受特训的幸运儿，也许更能考出好成绩，但是不是他们就拥有更佳的学习能力和智识理解力呢？大有可疑。这些孩子在父母热望的驱迫下形成了一个绩优生社会。德尔班科引用持相同观点的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杨的表述，认为这个社会几乎可看作一种反乌托邦，其中充斥着满怀空洞的雄心壮志、个个上足发条的青年男女。“我们真的想让这些人来治理国家吗？”德尔班科问道。不幸的是，治国的正是他们。不止我一个人注意到，我国的国家级烂人中有不少是哈佛与耶鲁法学院出身——想知道名字的话可以问我。
从一所顶尖大学毕业依然意味着无数机会的大门向你敞开，但越来越少的人相信大学毕业生必定比没有大学文凭的人聪明得多得多。学习的标准降低，学时缩短，关于众多大学毕业生写作能力低下或基本知识概念掌握不足的报道也纷纷涌现，似乎上过大学越来越与个人智商无关。
德尔班科在脚注中引用的一众研究声称，大学生作弊、酗酒和抑郁的情形日益严重。在《学园浪子》一书中，理查德·阿郎与约瑟帕·洛斯卡主张，大多数大学生在本科阶段批判性思维与复杂论证能力的提高不说几近于零，也是收效甚微。在《高等教育纪事报》上一篇基于该书的文章中，阿郎和洛斯卡写道：
尽管父母们多少对越来越高的费用感到恼火，仍希望大学提供一个安全的港湾，在那里孩子们能成熟起来，迈向独立，并获得一张能帮他们在成人世界获得成功的文凭。普通大学生都享受着丰富多彩的、社交与求学并重的大学生活，而且不用学得累死累活就能拿高分。大学教员们盼着能挤出时间专研学术，从事自己感兴趣的专业领域。学校管理者受命把大量精力用于改善外部高校排名及财政效益。主管拨款的政府部门首要关心的是前沿科学知识的发展……在这个体制中，尽管许多人重视学生保有率和最终毕业率，但没有哪一方是把培养本科生的学术水平看成头等大事的。
有见识的雇主们倾向于认为这些大学毕业生可能更循规蹈矩，因此比那些没有大学学位的人更靠得住。保罗·古德曼，一位被人遗忘已久的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心灵导师，曾经声称从大学毕业实际上意味着不择手段追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成功。他认为，一个人谋求大学学位，实际上是在说，我也要玩这个游戏，拉我一把吧，我想当玩家想得发疯。整个勾当都没教育什么事儿。
这并不是说，高等教育各方面的水准都堕落了。可以说理工科依然保持了高标准，有些方面得益于计算机技术可能还增进不少。某些较新的学术领域兴盛时间尚短，还不到迷失方向的时候，这里主要是指计算机科学。医学和法律教育可能很大程度上保持了传统面貌。看来主要是在博雅学艺方面，各门学科的标准下滑得最彻底、最厉害。
早在十九世纪，《爱丁堡评论》的创办者之一西德尼·史密斯曾评论道，如果我们在厨艺上取得的进展等同于教育事业的进步，那么我们可能依旧停留在用手掬汤喝的时代。除了取消体罚和普及受教育权外，我们不能确定这几个世纪以来教育事业是否真的经历了长足进步。时至今日，由于互联网的发展，人们对教育“升级换代”抱有极大热忱。举例而言，斯坦福大学的两名教师把《人工智能》一课挂到网上，从世界各地吸引了十六万名学生听课。然而，科学追求唯一正确的答案，更容易通过教室以外的途径传授，网络课程也比人文学科更见成效，相形之下，人文学科研究的问题对应着多个答案，而且几乎没有一个是永远正确的。《华盛顿月刊》的五、六月刊上有一版名为《学校改革新浪潮》的专题，用编辑的话来说，这一浪潮的目标是“增进学生的批判性独立思维能力，解决问题能力，新环境下运用知识的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高效沟通能力”。学校改革浪潮面临的问题是，每一波浪潮都出人意料地使积年沉滓泛起，更多问题浮现，因此需要下一波改革掩盖弥补。
事实是我们依旧不知道如何评估教学——除基础教育学科以外，靠学生考试成绩进行评判是不大靠谱的——我们依旧对师生之间名为学习的互动的本质一无所知。在本科生教育中，囿于成绩通胀与课程设置政治化，我们甚或已多少出现了倒退。
职业教育和博雅教育之间的分野发端于十九世纪美国各州立大学问世之时，如今天平越来越向职业教育一端倾斜。用德尔班科的话来说，甚至在博雅学艺内部，越来越多的学生“从‘无用’的学科逃往‘有销路’的学科，如经济学”，他们希望能从中获得有用的敲门砖，指望借此获得未来雇主的青睐。
德尔班科重提马克斯·韦伯对“灵魂拯救”与“技能习得”两类教育的区分。博雅学艺的任务是促成学习者的某种全面发展，用德尔班科的话来说，博雅学艺是“一道针对功利价值观的防线”，其作用——或至少是其要旨——在于灵魂得救。投身于博雅学艺的学生是否真正获得了灵魂上的拯救，尚需质疑与讨论，但毫无疑义的是，今天博雅学艺已无意于实现其首要任务。这一任务用德尔班科的话说，即在“进行某种严肃的自省”的同时“获致恒久不变的好奇与谦虚之心”。正如他引用红衣主教约翰·亨利·纽曼所说，自由的博雅教育“意味着对我们的心智天性有所作为，意味着人格之形成。”
德尔班科警告说，我们不应当假想高等教育曾有过几近完美的伊甸园黄金时代。他再正确不过了。旧时博雅教育中很多内容是枯燥无味的。教书这门行当，就像牧师和心理医生一样，需要超常的使命感和天分，这些品质看来是我等凡人多半难以拥有的。然而确实有过这么一个时代，博雅学艺在世上获得的尊重远胜当今。博雅学艺地位下滑的一个主要原因，德尔班科并未直接提到，那就是许多教师自己也不再对这类学科抱有信仰，这一现状在当下愈加突出。
芝大求学路
我之前曾提到过，博雅学艺以求善为要旨，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是我的第二宗教。这里我加上一句：直到上了大学我才第一次听说这类学科。
即将高中毕业那阵，我是个好脾气的中差生，成绩勉强排在班里倒数四分之一略强，从未上过大学的父亲告诉我，如果我想上大学他会替我付钱，但他鼓励我想清楚上大学会不会使我虚掷光阴。他自己的想法是，我将成为一个超牛的推销员，鉴于他自己就是超牛的成功推销员，这真是莫大的赞赏。我回避了他的建议，倒不是因为不合理，而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才十八岁，还不够格走上社会工作。
那会儿伊利诺伊大学还是一所免试入学高校，至少对本州居民是如此。只要你住在伊利诺伊州，不管你在高中的成绩有多糟，伊利诺伊大学必须录取你。该校的许多学生因为不及格遭到退学，在从芝加哥到香槟–厄巴纳的火车上，我穿一双白色麂皮鞋，读着《麦田守望者》，心里却充斥着对同样遭到退学命运的莫大恐惧。
我的大多数朋友都是来自日益兴盛的下层中产阶级犹太家庭的男孩，他们都进了伊利诺伊大学主修商科。“商科”一词响当当，亮堂堂，听上去很美。但商科的必修课让我深感乏味，乏味得心脏都漏跳了一两拍：会计、经济、营销、广告，还有公司财务，或称“公财”，听在我耳里像极了一道后果可疑的海鲜。在我眼中，自己拙劣的书法和混乱的思绪是两大要命的罩门，因此对会计一科尤为紧张。难道除了商科我就不能学点别的什么吗？那会儿一个兄弟会的伙计正拉我入会，他向我推荐博雅学艺。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博雅学艺”一词。一开始我只想到，这意味着不用学会计了。
在伊利诺伊大学第一年，我的绩点刚刚过B。我全靠死记硬背得分：生物分类学、法语不规则动词及词汇、十七世纪诗歌。在一门叫做修辞学101的课堂上，我还发现自己有写散文的小聪明，考虑到我从不使用任何比句号和逗号更微妙的标点符号，这点小聪明显得格外非同凡响。
在小胜一把之后，我觉得自己够格进入一所更不寻常的高校了，便于大一下半学期申请转入芝加哥大学。几年之后我才发现，自己在人口统计学上属于大萧条中期至结束前出生的人群，我们的人数如此稀少，申请大学时很占便宜，各所大学想录取我们的心情和我们想上大学的渴望一样强烈。一句话，如果这种事发生在现在，他们肯定不会接受我的申请，但当年芝加哥大学还是录取了我。接下来，我在芝大度过了自己正统教育的最后三年。
芝加哥大学以拥有大师授课而闻名于世，但我不知怎地居然都没碰上。我从来没上过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施瓦布、诺曼·麦克林、大卫·格瑞尼或爱德华·希尔斯的课。（当然，大师就像大众情人一样，人们的评价有可能言过其实。我这辈子后来遇见过几位公认为大师的人物，却发现他们外表自命不凡，内里愚不可及。长年累月对着小孩说话，他们的脑子给宠坏了。）我听过当时名噪一时的大卫·雷斯曼的讲座，在当年的我眼中他颇具谦谦君子之风，令人难以忘怀。我上过几节由《观念带来后果》一书作者理查德·威福讲授的课，但丝毫未获启发。还是来自中欧的老师——也即希特勒送给美国的大礼——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比起我遇见的本国出生的老师们，他们看似学养更加深厚，况且当年的我还看不出一口英国腔之下有时也会潜藏着平庸的思想。
我选过莫顿·道文·扎布尔的一门课，他的朋友包括哈丽特·蒙罗、玛丽安·摩尔和艾德蒙·威尔逊。尽管扎布尔称不上大师，他的谈吐散发出一种令人难忘的气场，让我窥见何谓在广阔的世界中文学地栖居。我还选了诗人兼批评家艾尔达·奥尔森的暑期课程，他似乎永远叼着一支烟灰颤巍巍积得老长的香烟，并在读完一段《荒原》后以如下的话作结：“写得真美。可惜我一个字儿都信不过。”
说起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又是另一回事了。德尔班科在他的书里为小班授课辩护，提到一种他称之为“横向学习”的概念，即大学生在课堂上学习其他同学的长处。这点上他援引了卡迪纳尔·纽曼和约翰·杜威的观点，并直接引用纳撒尼尔·霍桑的话：
一个人与不同于自己的他人常伴左右，他的伙伴对他热切追求的一切不甚关心，他必须走出自我才能充分欣赏对方的能力及其关注的领域，因此一旦培养起与异己者为伍的习惯，将对这个人自身道德和心智的健全大有裨益。
我在芝大的本科同学很多是纽约人，其他有些人则来自书香门第。他们好像从十一岁起就一直在读《国家》和《新共和》杂志。他们的家庭在晚餐桌上会围绕着托洛茨基争论不休。有几位同学真拿自己当精神分析对象，坦诚得过了头。我还记得在史威夫特堂的圆桌上，邻座的一名女孩大谈特谈自己的月经体验，并牵扯到一场关于特里布罗恩岛土著月经的讨论。
有些芝大学生博览群书的程度令人难忘。有天早上，在艾尔达·奥尔森的现代诗歌课上，奥尔森起头引用波德莱尔的诗句（我的同胞，——我的兄弟！），我的邻座玛莎·西尔弗曼立即加入，用法语齐声相和，两人将这首诗一直吟诵至末尾。那一刻，我再度产生了自己也许该去捷飞络洗车店找份工作的感觉。
“我总是在所有公开或私下的讨论及练习中名列第一，不仅老师们能为我作证，同班同学们印制的贺词和颂歌也可资证明。”莱布尼兹曾这样描述他自己的学习成绩。把他的自白逐句倒转来看，你就能对我在芝大的课堂表现了解得一清二楚。在芝大没有一个老师曾暗示过我有任何才智天分。理所当然他们不会这么想，因为我甚至是在独处时也从未显露出丝毫天分。我从没得过“A”。我写不出才华横溢的论文。我总是考得一团糟。在课堂上我的反应也不敏捷。
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悟出这个道理：95%的教育都基于学生的快速反应，然而反应敏捷度实则无关教育宏旨，只有政客、急诊室医生、出庭律师和推销员才需要作出快速反应。严肃的脑力劳动需要缓慢的、通常是殚精竭虑的思考，时常经由错误的路径到达正确的终点——如果研究者有幸能坚持到最后的话。现代教育体制本质上是一套考试体系，其一大特征是极大程度上纯粹以训练反应速度为纲。写下雅典衰落的六大原因，出现文艺复兴的八大理由，法国大革命的十二点重大意义。二十分钟后交卷。
在芝加哥大学的日子里，我读了许多书，没有一本是无足轻重的，因为那些年我们学院不允许课程里出现二、三流作家的著作。库尔特·冯内古特、托妮·莫里森、杰克·凯鲁亚克、艾德丽安·里奇或当年与他们齐名的作家都远远达不到门槛。我们不用教材。你不会读到“卡尔·马克思的出发点是……”；你读的就是该死的马克思原著。你得这样想才上道：读大学的时间是有限的，决不能花在非一流著作上，也不能用来学习经过二手加工的材料（比如教材）。
芝大也没提供任何“好过”的专业或“送分”课。记得大学最后一年，我想在挤得满满的课表里塞进这样一门“送分”课，便选择了“希腊哲学史”。我想这门课能难到哪去呢？背几个前苏格拉底时期的概念（泰利斯这样说，赫拉克利特那样说），记住几个日期，仅此而已。头一天上课，老师是个名叫华纳·阿姆斯·维克的精瘦的小个子男人，他宣称古希腊哲学史压根就不存在，因此这个学季我们将只读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
我读过的书还记得多少？任何一个十九、二十岁男孩在荷尔蒙的驱使下，成天有许多毫不相干的事要做，他能记住多少严肃的智识呢？仅仅由于阅读经验的浅薄，他还要再读多少书才能碰到旁征博引这一境界的边呢？我确切记得的是在阅读柏拉图和修昔底德时感受到的智力兴奋，我还记得在翻阅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读到他接连抛出令人目眩的假设，我几乎明显感到一种全身心的愉悦。我也能回忆起在读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时，那种突如其来的、短暂却真心实意的沮丧情绪。
芝加哥大学本科课程设置所蕴含的理念颇具阿诺德之风，旨在向学生们介绍西方思想的精华，只不过时间上缩短为本科四年。这幅宏图中并不包括对某一术业的深造。至少我从未觉得自己曾在哪门课上精通了哪门学科，甚至也不觉得掌握了哪本书的内容。我从学院获得的是阅读严肃著作的信心，同时还确实学到一点：要自称真正读懂了经典著作，我必须重读原著，有些时候有些作品更要再三阅读。
我在芝加哥大学一直不过是一个小角色，与其说是学生，不如说是一名观光客。但1959年毕业的我与1956年进校时相比已经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人。其间发生了什么呢？经过芝大这几年，我能够跳出命运似曾为我划下的窠臼，并思考人生的其它可能性。我不再为从小到大由社会界定的身份所困——犹太人、中产阶级、来自中西部——反之我更感激它们对我成长的重大意义。即使未曾看得分明，我也隐约看到了那些更高深的事物，而且憧憬着能更深入地了解它们。
我经常想，如果没有进芝加哥大学，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我猜也许会更加富有。但读过了那么些书，我已经几乎不可能集中精力去经营种种发财之道，这辈子都不可能。要不是在芝大度过的岁月，或许我不会对这个世界的诸般制度及其操作者们如此吹毛求疵；我甚至自己都可能成为体制操纵者的一员。在芝大这些年，我变成了一个每日三省吾身的人，如果我不那么内省就好了，谁知道呢，我也许会更加幸福——没人认为时时反省的人生会充满了欢笑。然而我绝不会放弃这三年的奇特经历，给什么都不换。
结果证明，比起当学生，我更善于做一名老师。事实上，在西北大学英文系三十年任教期即将结束那会，我总是喜欢这么说：教书比求学更能予人教益。如果一个老师不希望学生们感到无聊乏味，也不想在讲台上丢脸，他就会尽全力发展出一套明白晓畅、引人入胜的讲课艺术，培养起严谨治学的习惯。然后再加上点运气，他的教学生涯才有可能走上正轨。
然而在教了三十年书之后，我依然不能确定自己在课堂上讲授的东西能否深入人心，或者就算深入人心，我也讲不清是什么在起作用。我收到过数千份傻不啦叽的学生评估表，上面写着“这家伙有点干货”“领结蛮好看”“笑话真好笑”……其中只有一份让我留意：“这门课我上得不错；要不然我会惭愧死的。”我真想知道自己做的哪件事会在学生心中唤起这种有用的羞愧心理，一旦知道了，我会给它反复做个不休！
学生评估表的设置，让学生们觉得在受教育这件事上自己的声音很有分量，其实它毫无用处，不过是1960年代的政治骚乱对大学教学强加干涉的后果之一。教书依旧是一门不可思议的诡秘艺术。任何自称知道个中奥妙的人都在撒谎。没人告诉你怎么做。你一边走进教室，一边用力回想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老师们都是怎么做到的，或者教了一阵子书后，你转而回想自己过去看似最成功的教学手段。此外的一切纯粹靠即兴发挥，不管你的教案有多么面面俱到。
评估教学质量之难，德尔班科教授可以作证，他的书里有一条令人过目难忘的关于学生评估表的脚注。一项研究表明，学生们倾向于对“打分宽松或外表出众的教师”打出好评，而对女教师或外国老师最为苛刻；俄亥俄州立大学做的另一项研究发现“对教授的评估与学生的实际学习行为之间并无关联”。德尔班科指出，学生评估表的主要后果就是学生们更容易避开那些难对付的老师，或者用刺耳的评论惩罚那些高标准严要求的老师。
我自己并不是那种公认难对付的老师，但我相信自己在教学内容和对学生的要求上向来至少是一名严师。我讲授的课程以多位作家为主题，不但试图传达作品带来的审美愉悦，还倾力讲述他们对于人们理解生活的先导作用——尽管讲得不尽完善。我讲解约瑟夫·康拉德、亨利·詹姆斯、列夫·托尔斯泰、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薇拉·凯瑟和其他作家，阅读这些人写的书是件意义非凡的事——尽管我从来没直接说出口，但这件事到末了可能比上哈佛法学院或斯坦福商学院更加重要。在关于散文文体的课堂上，我着重强调：准确无误的表述自有其优雅之美，运用语言不同于穿戴马靴，仅仅八九不离十是不够的。万无一失的精确性是底线，更是一切。
有多少学生从我尽力传授的学问中有所收获，我几乎毫无概念。我与学生共度了许多节课，有没有讲过在他们心目中堪称片羽吉光的东西，我也不得而知。我自己不是一名学者，也无意将我的学生们塑造成学者。其中小部分人后来从事脑力工作，成为编辑、批评家、诗人、小说家；有几位当上了大学教师。他们选择不以挣钱为目的的生活时是否曾以我为榜样呢？我最聪明的学生中，有些人确实对赚钱有兴趣，他们追求财富并过上了体面的生活，这也是极好的。如果世界上全是我这种人，那就太过分了。
在教书的时候，我总是意识到有这样的一种人，并在心底把他们叫做隔壁的家伙：我的教师同事们。教书三十年（1973-2003），我非常清楚隔壁的家伙在教一些与我的课程显然不同、甚至是泾渭分明的东西。那是解构的年代，是学院派女性主义、历史主义、马克思主义、早期酷儿理论和其它华莱士·史蒂文斯口中的“一个点子打天下的疯念头”。有一天，一位聪明的年轻女研究生来问我是否认为大卫·科波菲尔是个性犯罪者。“你怎么会想到这个呢？”我问。“X教授就这么认为，”她说，“他认为既然大卫·科波菲尔的妻子是难产死的，那么让她怀孕的科波菲尔就犯下了罪行。”我当时能想到的唯一答复是：“这真是，生命不休，批评不止。”
博雅之殇
有不少人著文哀叹当今高等教育的宿命，安德鲁·德尔班科并不愿像他们一样齐声高唱挽歌，他也不忌讳一一陈列高等教育的诸多错处。他着重指出教师重研究轻教学的现象随处可见。他注意到自然科学具有比人文学科更显赫的地位，这是因为自然科学研究可证实的事物，而且能引领技术进步，因此付出总能得到回报。（他以所谓“文学实验室”为例，提到人文学科试图效仿自然科学，导致其产生了一种错误且可悲的、邯郸学步般的奴性。）他还提出大学种种固有的腐败现状：大学校长名列公司董事高位，以及一流学院的体育欺诈，即某些橄榄球和篮球教练的收入远远超过全部学术院系收入的总和。
德尔班科是一名不信教的犹太人，也属于经历过越战的一代，尽管如此，他乐于承认早期新教徒关于博雅学艺高等教育的观点有其切题之处：
大学拥有精神权威的时代（当时大学尚在宗教庇护之下）早已逝去。然而关于何谓大学应为之奋斗的理想，我从未听过比“告我以思想之道，示我以抉择之法”更出色的表述：大学应当能助人沉思，应当是年轻人审视其天分与激情，并开始依照对己真诚对他人负责的方式理清其人生头绪的一个地方、一个过程。
《大学：前世、今生与彼岸》一书清晰地描绘了大学内外与博雅学艺相龃龉的各种势力。但德尔班科放过了那些所处位置最有利，原本最能挽救博雅学艺的人——像“隔壁的家伙”那样的教师们。在越战一代人在大学校园里获得声望（即终身教职）之前，高校的博雅学艺教学也会招致诸般口舌：可能有人觉得它枯燥沉闷、迂腐不堪，与社会惊人地脱节。但直到“隔壁的家伙”接掌教鞭，博雅学艺才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了世人偏见中的跳梁小丑。
“隔壁的家伙们”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大环境早已为他们做好了准备。许久以前大学已经开始把那些称不上占高等教育一席之地的书籍乃至整门科目纳入课表。以新闻学院为例，所有曾经在报社工作过的人都明白，新闻学院学生四年内学的东西在报社工作两个月就能学到。但随着新闻学院遍地开花，其文凭渐渐地成为在大城市的大报社找到工作的必要条件。上过“新院”成为某种形式的兄弟会誓言。这个行当的每个人都宣过誓；你谁呀你，竟然以为不经宣誓就能迈过门槛？结果，新闻学院成了许多大学的标配。
还要提到商学院，尤其是MBA商学院。商学院与教育毫不相干，而是为了建立所谓人脉，为了能在未来雇主面前展示文凭，表明自己会为了这份工作不择手段——即使放弃两年收入并支付高昂的MBA学费也在所不惜。MBA学位就像运通卡，不把它揣在兜里一个人连家门都不敢出，至少在他想进入某些企业的情况下是这样。有些这样的企业，招聘时只让MBA毕业生面试，甚至有许多公司选定四、五家商学院，只招它们的MBA毕业生。又是一场兄弟会宣誓。
隔壁的家伙们极其喜欢耽溺于异想天开，饥渴地搜寻着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很快地，他们教书的理由开始驳杂不纯，远离作品自身之美或其固有的学术地位，他们试图对历史作出解释，却连史实都没搞清楚。他们使心理学和社会学变得政治化，甚至使非裔美国人研究的学术地位比古希腊罗马经典还高。他们决然宣称多元文化的重要性超过西方文化。他们拔高流行文化的智识价值，乃至与高雅文化等量齐观（康拉德或绘本小说，同样值三个学分）。最后他们斩钉截铁地宣布，种族、性别和社会阶级才是所有人文学科及大部分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他们就这样鸣金收兵，博雅学艺再无翻身之地。
支持博雅教育的观点曾认为，通过对伟大典籍及宏大命题的深入思考，学生们能脱离自己狭隘的出身背景，并提升至更高层次的严肃学问领域。不同的教授，不同的学院，可能对何谓最出色的思想言论各怀异议——多一点霍布斯而非洛克，多一点叶芝而非弗罗斯特——但大家依旧对年轻人在短暂的学生时代内该学到的内容有着普遍共识。这一共识已经割裂，如今教授们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越来越多地主导着课堂。
哥伦比亚大学依旧向本科生提供长达两年的传统博雅学艺课程。芝加哥大学仍在奋力汇集出一套基于旧时罗伯特·哈钦斯学院教学计划的核心课程。圣约翰学院位于安纳波利斯和圣达菲的两处校区，自建校伊始都一直全力以赴将博雅学艺供上神坛，甚至到了要求学生学习中世纪自然科学的地步。学生们那种从博雅教育中获得智识愉悦的渴求尚未全然消亡。（在西北大学，由盖里·索尔·莫森教授的俄国小说课吸引了600名学生，仅次于学院开设的性教育课程，后一门课臭名昭著，最近被学院取消了。）但说到其他高校的博雅学艺项目，人们开始明显感到他们只是在负隅顽抗而已。
博雅教育之死可说是我们社会的重大损失。没有了它，那些能够以正当标准衡量真正智识成就的人将不复存在于这个社会。没有了它，人们将不能真正懂得怎样的人才算受过良好教育，也无法真正明白为什么一幅艺术作品好过另一幅，更不能对人生的宏义与琐碎作出不欺于心的区分。失去了博雅教育，只会导致社会失去可信的权威判断，使相互角力的专家观点大行其道，政界和艺术界的二、三流人物将能肆无忌惮地自吹自擂，走马灯式的浮华风尚将会主宰个人的全部人生。一个民族若对博雅教育传承的至高至善一无所知，很可能会在至卑至恶的境地中醒来，却永远浑然不觉。
[原题 | 谁杀死了博雅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