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许纪霖 发表时间 | 2004-10-23 来源 | 许纪霖博客
社会也好、政府也好都在想办法让人们能够转变过来，同时也需要找到一个让大多数人心服口服的机制来实现，于是高等教育就承担了这样一个功能——学历看起来最公平也最公开。问题就在于我们对于学历的过分、片面的强调，而我们又只有这样一个筛选机制。
我的《考研为何重蹈高考覆辙》一文，在《南方都市报》发表以后，承蒙郭宇宽先生的批评，在世纪沙龙上引起了热烈的争论。这是我个人十分愿意看到的情景。知识分子的任何意见，无论其是否公众人物，其实都是一种“偏见”，有多少合理的成分，是需要通过公共空间的反复的质疑和理性讨论来加以验证的。郭先生批评我对地方院校出身的学生有“虚妄的优越感与偏见”，虽然有抽离我文章问题语境的诸多误读，不过，假如我其中的个别词句真的在客观上无意伤害了某些读者敏感的自尊的话，我依然愿意表达我真诚的歉意。
如今的争论围绕着一个郭先生为始作佣者的“如何评价地方院校出身的学生”这一焦点，如火如荼地展开，但这一问题不是我原文的关怀所在，我也没有兴趣纠缠于此，假如一定要表态，我只是想说明的是：在不同的问题语境中，我对出身不同的高校学生都有批评和不满。比如，在华东师大，我经常批评上海同学是八旗弟子，小富则安，缺乏外地同学那样的勤奋好学。在国外，我会批评一些中国留学生（大多数出身于所谓“排名在华东师大”前面的大名校）只有应试本领，除了高托福成绩，缺乏专业兴趣和研究能力。而在这次反思“考研变高考、地方高校变考研基地”中，我想引起大家注意的是，那些学校出身的研究生们，从他们的素质而言，都是聪明的精英，但为什么四年的本科应试教育，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活活糟踏成了考研机器？以至于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导师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为应试教育消毒，重新进行基本的知识训练。有些学生在新的环境中迅速脱胎换骨，成为社会有用的人才；但另一些学生却一直挣扎于本科的应试模式中，无法自拔。看到这些本来大有培养希望的年青精英们被糟踏成这样，我们要追问的是：这究竟是谁之罪？？？
作为一个已经有二十二年教龄的高校老师，以我个人的经验性体会，这一切完全是不合理的制度所造成的。假如不改变制度，中国没有希望。从不久前的甘朱事件到这次考研变高考的讨论，我的关怀始终在制度变革的层面思考问题，假如这些不合理的制度不改变，无论导师还是学生有再大的善意，也无济于事。
问题在于：无论是家长、学生、老师，还是学校、教育管理部门，大家都批评和痛恨应试教育，为什么应试教育不仅没有弱化，反而被变本加厉地再生产出来？其背后的生产机制究竟是什么？它在我们当今这个社会结构中扮演了什么样的功能？更确切地说：一种人人都认为不合理的制度，为什么它还能够存在下去，并且在继续蔓延？
我在上文提到的阎云翔教授，最近有一个访谈，他通过对全民学英语运动的研究，发现英语在中国起到了一个不可替代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功能。他分析说：为什么英语成了如此重要的门槛呢？这就涉及到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的问题——通过英语考试可以向“上”流动。刚改革时，大家的起点是差不多的，而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社会流动和分层主要依据的是成分和职务，但改革带来的主要后果之一是，社会的急剧分化，根据你的职业、你的特权、你的购买力，一层一层分下去，越来越等级森严。但过去30年的平等主义思想让今天的人一时很难适应。社会也好、政府也好都在想办法让人们能够转变过来，同时也需要找到一个让大多数人心服口服的机制来实现，于是高等教育就承担了这样一个功能——学历看起来最公平也最公开。问题就在于我们对于学历的过分、片面的强调，而我们又只有这样一个筛选机制。其实在上世纪50、60年代，也并非人人都得上大学，可以初中毕业参加工作，可以当售货员、司机，很多工作都很光荣，这样的前提就是：即使你不上大学，即使你不成为社会的精英力量，你可以保持最起码的做人的尊严。这就涉及了人类学最核心的问题：人的尊严问题。现今中国的社会已经日益变成一个赢者通吃的社会，不成功的人正在丧失最起码的做人的尊严。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在意识形态上是强调“平等”（Equality）的，但我们则是强调“等级”（hierarchy），我们生活中很多做人的道理都是跟那个“等级”和“差异”有关。“文革”就是想打破传统中的“等级”，但是用了最蹩脚的方式，打完后发现传统被打得稀巴烂，但我们那个平等却站不住脚，出现了真空的状态，这又是由什么来填补呢？很清楚，就是西方文化中以消费主义为代表的最肤浅的个人主义、传统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和与中国特有的政治相伴而生的官僚主义文化和一元化思想。近十年来，中国社会高度分层化、高度等级化，导致处于下层的人连起码的做人的尊严都很难获得。这是一种结构性安排，而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在生活理想，或者成功的标准又是高度平板化。你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现在你被压成了一种人，高学历，有一定专业知识，然后以消费文化为你生活的核心，别的都不关心，整个社会就往这方面走，一方面是让你觉得自己掉到后面就没戏，然后告诉你，要想成功，就这一条路，这条路压、压、压，这么窄，初中、高中、大学一层一层往上走。真正成功的人当然数量有限，竞争激烈，就总要淘洗掉一大批人，因此考中文卡不住你，考英文总该卡得住你吧。在中国，受教育成了改变一个人地位的唯一途径。
英语是应试教育的核心，阎教授的上述看法，完全适用于应试教育在当代中国的功能分析。一个同质化的等级社会，需要一个大家认可的、具有形式合理性的筛选制度加以建制化，以保证在这个社会里面社会精英有机会往上流动，通过体制的安排让精英们看到希望，不至于成为社会的边缘人，流落江湖铤而走险。这一建制化的设置，在传统中国，是科举制度，在今天就是以中考、高考、研究生考试乃至各类升等考试所组成的一个庞大的应试教育网络。当年多少人感叹科举制毁灭人才，但依然维持了一千二百年。如今人人明白应试制度有弊病，但在我们这个遍地腐败的中国，却是众多选拔制度中，唯一具有形式合理性、比较公平的竞争方式。不过，这一形式公平的应试教育，在实质上是极其不合理的，如果说，科举制度使得中国的大多数精英封闭在圣贤的思想中，缺乏创新能力，最终使得中国落后于欧洲的话，那么，如今这一新的应试制度，同样在摧残人才、摧残中国人的智慧，并将进一步拉大中国与世界在知识创新能力上的差距。这是在一个等级社会中，为了形式上的公平所付出的实质性代价，为了等级社会的制度性稳定而不惜摧残个人的自我创新。
以城市和沿海为中心、农村和内地为依附的等级性社会，在身份认同上是通过以应试教育为核心的等级性文凭体制所安排的，在这样的体制中，地方高校缺乏自身的价值，缺乏自主性，成为了依附于重点高校的升学预备学校。而在美国，许多州一级的大学、学院，乃至社区学院，具有与哈佛、斯坦福完全不同的教育理念和人生追求，学生们不必非通过升入长青滕名校，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但在中国，不仅国家重点与地方高校存在着这样的同质化的等级性网络，而且也将这一等级性关系放大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之中，不少考入北大、清华等名校的学生，大学四年将目标定位在出国，专攻托福、GRE这类洋应试工具，而对专业知识不甚了了。我在国外，不止一次地听到教授们对某些中国留学生的抱怨：他们托福和GRE成绩这样好，还是某某大学毕业的，为什么来了之后，英语听说这样差，专业能力这样弱？有一个我认识的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她对中国学生非常有感情，帮助他们到耶鲁留学，争取奖学金，但其中好几个学生，到了耶鲁不久，立即提出转系。这让她非常伤心：自己成为了一些中国学生通向移民生活的跳板。
由此可见，在当代中国，无论是在教育建制，还是人们的社会心理中，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应试教育为核心的等级性教育网络，地方院校依附于重点高校，重点高校依附于欧美大学。这种依附，虽然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地方院校追求考研升学率、重点大学是所谓的“世界一流”量化指标，但其背后所体现的精神是一致的：只有往上流动，才有为人的尊严，才能过人上人的生活。于是，千军万马考研、考托福，应试教育遍地开花，“新东方”与“考研基地”比翼齐飞。地方院校与重点高校之间，重点高校与欧美大学之间，不同学科和专业之间，形成了可换算为未来实质性受益的等级性关系。这样的等级性关系，不仅通过国家对高校投资的不平等关系体现出来，而且也通过社会各界包括媒体和商界的高校排名、一般学生的高考、考研、考托福等日常应试实践中得以建制化和日常生活化。
在这样的等级性社会当中，政府、社会、媒体和每一个按照该原则实践的行动者，都是不平等的等级关系的积极建构者和参与者，只要不是按照知识的专业意愿和个人的兴趣，而是按照工具理性的原则，通过应试的捷径获得向上流动机会的，不管你是地方院校出身，还是重点高校毕业的，其实在人生追求和行动类型上，都差不多。
让我真正忧虑的，是高等教育沙漠化的来临。假如不改变应试教育，中国的教育从小学一直到博士，迟早会被应试的沙漠完全吞噬，然而，倒过来说，只要等级社会一天不改变，在社会公平的压力之下，应试又有其形式合理的存在理由，并成为支配和继续再生产社会等级关系的强大杠杆。
怎么办？ 我看到了日益严重的病症，却开不出象样的药方。作为一个高校教师，我所能做的，仅仅是是通过我的教学，让我的学生们感受到，知识不仅是有用的，而且是美好的；作为一个公众知识分子，我所能做的，是将这一镶嵌于中国社会结构内部的悖论性困境提出来，引起让公众们的讨论和批评，形成理性反思的氛围。我与郭先生有一个共识：大家都要为地方院校出身的学生争尊严。但在我看来，首先要改变的是不公平地强加于他们身上的等级性屈辱。而地方院校当局以考研作为学生的培养目标，并不惜造就大量高分低能的畸形人才，表面提升了学生的应试竞争力，实质却在摧残他们为人的尊严。
[原题 | 等级社会是如何再生产的－－再论考研变高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