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 2014-08-15 来源 | 搜狐教育
最近《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正在央视热播。邓小平的改革从科技和教育入手，寻求突破口。而其中恢复高考，特别是教科书改革提上议程引发了很多观众的共鸣。教科书作为教育的载体，浓缩了一个时代的背影。从从政治挂帅到人性回归，从千篇一律到多样多彩，建国后以来的教科书曾经承载了太多。
建国初期教科书被政治挂帅：毛泽东最主流
在为政治服务思想的指导下，建国初期的教科书成了“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的宣传阵地，内容多以革命史和党史为主。
这种情况下，很多新中国领导人撰写的文章或是描写领导人的文章纷纷入选教材，其中尤以毛泽东作品和歌颂他的作品最多。不但是语文教材，音乐等教材中也大量出现对毛泽东的歌颂与赞美。
课文中关于毛泽东的内容很多
“毛主席，像太阳，他比太阳更光亮。小兄弟，小姐妹，大家一齐来歌唱：太阳太阳永远光亮，我们跟你永远向上。“这是建国后第一套小学教材中的第一篇课文内容。毛泽东不但是人们眼中的领袖，更是人们眼中的救星。对毛泽东的推崇从本文可见一斑。
朱德的《母亲的回忆》、《任弼时同志二三事》等都入选过教科书，但是毛泽东无疑是出现在新中国教科书中最多的人物。毛泽东是新中国的领袖，从一开始就被偶像化，成为了大众的偶像，更是人们学习的榜样。无论学习、工作，毛泽东高大的伟人形象都是教科书中的最主流。
中苏蜜月期以苏为师：俄语教材一统天下
建国初期，刘少奇即提出：中国人民的革命，过去是以俄为师，今后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当时中国学习俄语的热潮绝不亚于20世纪末期开始的英语热，俄语教材是外语教材中最多见的课本。从1949年开始，当时的东北人民政府就组织力量，对苏联10年制学校的教材进行研究和编译，此后新中国最初的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教材，都以苏联教材为模本。
中苏友好期在思想教育领域，几乎一边倒地向老大哥学习
这也体现在语文教材上。上世纪50年代初期，选入语文教材的外国文学作品中，首选苏联作品。那些作品大多数是反映苏联现代生活的，其中不乏佳作，也有很多政治性浓厚、文学色彩相对比较弱的作品。
课本之外，课堂教学方法也几乎是苏联模式的翻版。上世纪50年代初期，苏联教育专家普希金娜在北京一所中学观摩了课文《红领巾》的教学，随后结合苏联做法进行了评议，把苏联语文课朗读、复述、分析课文的分步骤教课方法推荐给中国。随后，分析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等成为中国语文课堂的中心任务，这种教学方法后来被称为“红领巾教学法“，风行数十年。
大跃进时期“教育大革命“影响教材：“左“倾思想浓厚
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58年秋编辑出版的初中语文课本中，和鲁迅同时期的名家几乎“集体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反映和歌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作品，在“教育大革命“的影响下，语文教科书几乎成了时事宣传手册，充斥着浓重的“左“倾思想内容，导致语文教学质量严重下降。“大跃进“期间，小学课本一年级第一篇是这样的：“爷爷六岁去放羊，爸爸六岁去逃荒。今年我也六岁了，公社送我上学堂。“
文革时期变“革命教材“：被毛主席语录充斥
中国历史进入被称为“红色年代“的文革时期，教科书的编制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无论哪一科的教科书都成为了政治的宣传册。领袖崇拜狂潮席卷祖国大地，教科书选材标准变成了“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选读文化大革命的好文章和革命作品“，语录、最高指示比比皆是，任何一个学科都难以幸免。
由青年学生自发组成的红卫兵团体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形象，也是文革期间教材中最为典型的形象。刚毅的眼神、孔武有力的动作、一身军装配上红袖标，这是红卫兵的典型形象，而他们手中永远握着最有力的武器——毛主席语录。
文革时期的小学语文教材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阶级，属于一定政治路线的。“这是60年代中期编写的小学三年级数学课本第一课的课文开头。一道数学练习题的标题是“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题目先要上一段政治课，然后用一段很大的背景材料：“在万恶的旧社会，土地大多数被地主、富农霸占着，广大的贫苦农民没有土地……“足足一页的政治课内容过去了，才切入到正式的数学问题：家里有多少地……
《用毛主席思想战胜疾病》如此写到：“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病，要有坚强的斗争意志，但不要着急。‘对待病同对待敌人一样，在战略上要藐视它，在战术上要重视它。“
南京长江大桥钢架结构中的三脚架，可以发现这些三角形都是等腰三角形。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等腰三角形，它有些什么特殊的性质呢？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在个性中存在着共性。“由等腰三角形的性质，我们可以得到轴对称图形的一般性质……这是1969年北京中学数学课本关于等腰三角形的一段介绍，毛主席语录在叙述中大量引用。
文革时期教材还呈现出一个特点：教科书中外国人形象也很单一，几乎都成了“敌人“。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与今天首先学与人交往的“hello”、“how are you”等不同，那一时期的外语喊话教材需要的是“give up，no harm（缴枪不杀）“、“hands up（举起手来）“、“we are kind to captives（我们宽带俘虏）“等斗争性极强的词汇。在当时看来，外国人是需要斗争的敌人。而毛主席语录更是告诉人们：“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1978年新纪元：教科书回归教育工具性质
1978年，这是一个真正的新纪元的开始，中小学生们拿到了和过去十多年完全不一样的新书。后来有学者评价说，这套课本清除了十年动乱时期的许多谬误，改正了在政治与业务、理论与实践等问题上的一些不适当的处理方法，吸取了国际中小学课程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更重要的是，“进行了教学内容的现代化改革“。
1980年代六年制小学语文课本封面
提到国际中小学课程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对比当时的欧美等国家的课程改革：美国必修课与选修课的比例灵活。战后初期及60年代中叶综合中学注重加强课程与生活的联系，提倡尊重儿童个性，扩大中学的课程范围，其课程结构以重实用教育、轻学术教育，降低统一要求、提倡自由选择为特征。英国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的配合。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学科课程占有支配地位，以传统的方式教授读写算等基础课程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进步主义教育和儿童中心课程的兴起为注重儿童发展的恬动课程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并在50、60年代成为英国中小学课程的主流。德国在中小学教育中非常注意发挥隐性课程的作用．学校校舍设计、教室通风和采光等，力求合乎卫生条件；学校环境亦力求整沽、美观；学校注意指导学生从事各种团体活动、仪式活动，以养成团体生活的习惯、自治守法互助合作的精神、待人接物任事处世的态度。
1982年，教育部第一次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语文课的特点进行“的要求。随着这些改革措施的推出，领袖占据教科书主要版面的情况开始扭转。领袖成了配角，教科书逐渐回归工具性质。
不过在1986年，国家再次颁布新的语文教学大纲，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渗透在教学过程中“，要求语文教学要在进行语言文字训练的同时，要使学生潜移默化地受到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教育。
四年后的1990年，国家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因素，并第一次提出了语文教育要“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要求。提出要对小学生、中学生一直到大学生“由浅入深、坚持不懈地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的教育“，培养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感情，树立社会主义信念，增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使命感和紧迫感。
当代教科书：回归人性和真理
当代教科书虽然还有少量政治思想教育，但是总体来说已经回顾真理，特别是理科等学科的教科书，再也看不到政治口号和文革语录。而语文教材，也开始追问人性，关注现实。
“80后“对于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英语教科书有着别样的记忆。吉姆–格林、凯特–格林、双胞胎露西和莉莉，还有那只说话声音有些尖锐的鹦鹉波利，都会引起“80后“对往昔岁月的无限遐思，那段美好岁月犹如画卷般再次呈现。李雷与韩梅梅是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英语教科书中两位中国人的代表。直至今日，网络中还有“80后“关于李雷和韩梅梅婚姻状况的探讨。
而名人进教科书中也都能引起社会讨论。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刘翔被载入史册，同样入选的还有“东方神鹿“王军霞。此事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教育界人士甚至疾呼不要让刘翔进入全国教材。而去年又被媒体炒作的鲁迅被驱逐出教科书，亦引发社会关注和讨论。前段时间周杰伦的歌曲《蜗牛》被报道入选小学教科书引发讨论和投票。教科书也在经历着变革。
不管怎样，当代教材不仅回归本来面目，而且增添了多样性和人性的内涵。教材，包含了时代的发展历程，也影响了几代人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