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傅国涌 发表时间 | 2014–04–11 来源 | 经济观察报
那天，晏阳初谈了很多，张季鸾说最要紧的是这段话：“大家试想，将来建国，靠现在的儿童；现在救国靠谁？是不是靠这八千万无教育的农民负此责任？我们救亡一定要抓住这八千万青年，组织训练起来。此外再无依赖的。但是这些青年，谁去教育，怎样教育？我们平教会近年的事业，就是专以此为对象。换句话说：就是将国家教育系统上所不闻不问的这一阶段的农村青年，给他们文字智识，与其他公民训练及保健卫生的知识与训练。”这番话引起了他的深深共鸣……
[原题：定县乡村建设实验的意义]
一
1926年10月，天津《大公报》复刊不久，晏阳初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选中了距离北京约五百里地的河北定县，作为他们推行平民教育理想的实验中心，有62个村成为乡村实验区。陆续来到定县的除耶鲁大学出身的晏阳初，冯锐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博士、瞿菊农是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冯梯霞是康奈尔大学博士、李景汉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刘拓是美国艾阿华大学博士、汤茂如是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一批受过最好教育的留学生，真正下乡与农民生活、工作在一起，不是体验式的，而是扎下根来。自“五四”时代喊出“回到农村”、“回到民间”的口号以来，这还是第一次。
到1929年7月，晏阳初举家迁居定县，平教会总部虽还在北平，实际上全部重心多移到了定县，北平总部反倒像个通讯机关。他们把目光从都市转到乡村，切实做改造乡村的工作，为大多数农民解决切身问题。这个极可喜的现象引起了胡政之、张季鸾的重视，这年12月21日，初出茅庐的记者徐铸成受命到定县采访，第二天清晨见到汤茂如，跟他说：“平教会以前的工作，多在城市的，后来感觉到要解决中国平民教育，非从乡村下手不可，因此决定觅一试验区，用全力试验了数年，等有了可靠的成绩，再推行于全国。经过几度考察，觉得定县比较最适宜。”
当他们初来时，只能在翟城村的一个破庙落脚，日间外出向村民宣传生计改良等，慢慢赢得信任，先是给他们几亩公地试验，一年后收成的棉花和玉蜀黍确比村民种的又大又多，农具也轻巧，再交给他们48亩公地，成立农场，向邻近各村推广，平民学校渐次办起来，并在62个村开始作极精密的社会调查。三年来，表演平民学校、育才学校、平民师范学校、平民问字处、平民图书馆、阅报所、游行演讲团相继出现，仅表演平民学校就有40多处，经常举行的平民教育运动会、成绩展览会也引起乡民的兴趣。猪种、鸡种、羊种、棉花和玉蜀黍等的改良，各种农具的改进……都在进行。社会调查也有了眉目。平教会还有更久远的计划，要一步一步推动。
平教会试验区办事处在县城中心的旧贡院，大门前刷着极大的六个字：“除文盲”、“作新民”，两边是“我们要有科学的头脑”、“我们要由农工的身手。”进门，两旁是小规模的铁工厂和木工厂，专为计划和建造改良农具的。后面是平民师范班的教室和宿舍。最后面是个极破败的大殿，过去驻扎兵队时作为马房，他们花了很少的钱一改造，居然成了壮丽的三层大楼，下层是图书馆，藏书很多，二层是调查部，二十多个工作人员天天在那里整理各乡村调查的结果，第三层是平民文艺科和艺术科，编制平民读物和各种宣传品，平民千字课和各种挂图从这里源源不断地出来，仅已编成的各种浅近的小说文艺读物，就有一二百种。
让记者兴趣最大的则是社会调查表，费了两年，已整理出大部分，冯梯霞、李景汉先后主持的这个调查，把乡间哀哀无告的乡民的疾苦，用数目字整个的表现出来了，通过整理出来的二百多张调查表，定县乡村的社会经济生活和风俗习惯教育情况，乃至乡村的需要和急切应改良的和应提倡的，几乎可以一目了然。从土壤的分布、人口的统计到男女结婚年龄的统计、婴孩死亡的统计、文盲和半文盲的统计……平常在书本里看了统计文章便讨厌的徐铸成，这次看了，差不多没有一张不引起兴趣，汤茂如在傍边一一为他解释。调查中最惊人的是，有五个村五年中生的383个婴孩死了107个，几占三分之一，原因是女子结婚年龄太小，接生婆太缺常识，调查结果出来，平教会的健康教育科和当地合作办一个产婆训练学校。他还看到，在调查的62个村三年来花在迎神庙会上的钱，达五六万以上，而教育经费反不及此数。他说，这实在是一个极有兴趣的比较统计。
冯锐主持的生计教育已有两个试验农场，他在那里看到五百多斤的大猪，也看到瑞士乳羊，美国引入的力行白鸡，产卵多，鸡身又大。听说仅改良鸡种一项，普遍之后，定县全年的生产费可以增加140万元。当地最大宗的农产是高粱、棉花和玉蜀黍，他们努力选种的也是这几种。试验农场的目的也是能推广大到农民间去。三年下来，当地农民多已明确的认识平教会是他们最密切的朋友。
短短几天，他感到，定县试验区办事处差不多已成了一个小小的新村，生活极简单，有规律，而极富有兴趣，有极简单的运动场、小小的医院、简单的图书馆。那两天，他正好赶上圣诞节联欢会，由基督徒发起，邀请非基督徒共同参加，有茶点，有各种游艺。平教会办事处每星期开两次读书会，报告读书心得，他也参加了一次。定县所见，让他看到了一种希望。过去他认为，用教育和社会下层改良的办法来救垂危的中国，太纡远、太空泛了，现在他相信这才是“最前线之革命工作”，政治上的革新运动，如果没有下层多方面的奋力改进，将完全失掉意义。像平教会这种试验工作，一步一步虽走得很慢，但进一步便是一步，得一分便是一分，决不是任何武力和政治力量能够企及的。
他寄回来的通讯《定县平教村治参观记》从1930年1月8日到12日，连载了4天。（《国闻周报》全文转载这篇通讯时，署上了“徐铸成”的名字。）1月10日，配发胡政之执笔的社评《定县之平教与村治运动》，呼应记者来自前方的报道。社评提供几点思路都很有见地，一是切望主持平民教育和村治运动者，时刻不要忘记自己就在民间中间，并非超越民众之外，让民众在不知不觉当中受感化，而逐渐改造其精神生活和经济生活。二是定县试验全年费用16万元，这是其他地方不能效仿的，希望定县所做的不是用巨款“强立一其他地区不可能的模范事业”，而是由此寻出一条路径，以供全国新建设之用。三是要想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非培养民众的政治知识和能力不可，平教会虽将公民教育列为三大目的之一，而实际实施似还没有顾及，这是一个缺憾。
二
定县在改变，而广大的农村还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农民的生存境况到底如何？当年10月，中原大战刚结束，《大公报》即把目光转向贫穷、落后的农村，这是报纸向来不关注的。第一步选择河北南部各县，派出旅行通信员深入调查真实情况，并不吝版面逐日进行披露。
河北南部不是战地，也不是战区，论历史开化最早，论现在也该属于小康。可是通信员发回来的调查报告，却让读者触目惊心。生活在中原文明的核心区域，农民集体迷信皈依于所谓红枪会、白枪会、黄枪会、黑枪会、绿枪会、花枪会、孝衣会、孝帽子会、篮子会、九公会、八卦会、真武会……形形色色，名目繁多，覆盖面极广，哀苦无告的百姓跟从所谓传法师或代传法师者，读老本咒、止血咒，学什么分身法、土遁法，一县之内入这些会的几乎占到人口半数。更邪门的是在河北南北、河南北部一带，秘密盛行一个“邪门教”，组织中有帝皇和正宫、西宫之称，等级有尚书、侍郎、状元、榜眼之类，穿红衬衣、戴黄臂章，教义则不详。不要简单地笑话这些同胞大众愚昧，他们之所以迷信，也是出于不得已和无聊赖。人类的本能就是求生，多年来政局动荡，匪患不宁，匪民不分，他们迷信，他们参加这些什么会、什么教，出于恐惧、出于自保，无不是求生存的挣扎。衣食不保，苛捐杂税却少不了，最可怕的刺激性的娱乐在乡间横行，海洛因变成红绿黄灰白的五色金丹，土娼跋扈、梅毒流行，成为乡间的特色。这一切足以令人兴起文明衰亡之叹。
11月1日深夜，张季鸾写下社评《中国文明在哪里？》：
中国政治为都会政治，一切主义政策，皆都会之主义政策，……要以都会生活为其背景，至于全国数百万方里中百分之九十以上大多数同胞之真正生活状态如何，则大抵茫然无所感知……
从冀南数县的调查，实已不胜文明衰亡之痛，此地还算是全国较为完好无事的地区，其穷且乱如此，人民失教如此，社会风俗的蒙昧退步如此，那么战区又如何？……
所以他少有的喊出了“中国文明在那里？主义政策在那里？”
三
平教会在定县的实验一直在继续，而且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胡适等知识分子自办的《独立评论》上就常有关于“定县实验”的讨论。1934年5月13日，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的《平教会的实在贡献》在“星期论文”专栏刊出。这个专栏年初推出，专邀胡适、傅斯年、蒋廷黻、丁文江、翁文灏、杨振声等北大、清华教授执笔，这也是《大公报》与学术界深度合作迈出的一步，留日学生创办的这份民间报纸，与那些欧美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开始紧密结合，互动虽之前一直就有，但合作没有这么密切。他们都关心这个国族的兴衰，注目于文明的重建，或者说这个古老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性是他们达成共识的最重要基础。这一点，定县的晏阳初一班人与他们也是一致的。对于定县平教会的工作蒋廷黻向来是忽视的，以为就是平民千字课，认识千字又有什么好处呢？直到他亲自到定县考察，才发现其真正价值。
平教会从各村选一两个受过千字课的青年农民，在所设保健所里教他们治十种最普通而最容易治的病，给他们十种药，让他们回村作保健委员，在村里替农民种牛痘、治皮肤病等。平教会造出一个新式的纺纱机，两人合作就能同时纺八十八枝纱。农民利用这个机器，可以在农闲纺纱，不必从外面买棉纱。他看到，平教会此外的事业还很多，从改良猪种、棉种，到改良和提倡家庭工业，从卫生、教育到合作、金融流通等都在推行。
但在他眼里，平教会的实在贡献还不是这些，而是把科学和农村连接起来。“科学——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好比一个泉源。平教会开了沟渠，接上管子，把泉源的水引到民间去了。换句话说，平教会的试验找到了改造中国农村的技艺和方案。这个技术的中心是各村的同学会。实际在各村办教育、合作、卫生等事业的是同学会的会员，平教会不过站在旁边作指导者。这些同学会员的知识资本就是千字课。这新千字文就是现代知识流到民间的沟渠。”他看了千字文等出版品和当地的平民图书馆，感到平教会的教育是真正的活教育，真正在造就新国民。他认为平教会找到了改造农村的方案。稍加修改，因地制宜的修改，这个方案可以推行到全国。
与四五年前徐铸成采访定县时相比，定县实验此时无疑有了更多的进展，更加注重训练人，抓住人的教育这个中心，这与卢作孚在北碚、在民生公司悟到人的现代化是一致的。这年上半年，晏阳初、陈筑山到天津，在南开大学秀山堂与张季鸾、胡政之、何廉有一席长谈。这五个人，两位来自定县的乡村建设家，两位报人，一位经济学家，张、胡都认为在天津轻易听不见这样有热情的聚谈。那天，晏阳初谈了很多，张季鸾说最要紧的是这段话：“大家试想，将来建国，靠现在的儿童；现在救国靠谁？是不是靠这八千万无教育的农民负此责任？我们救亡一定要抓住这八千万青年，组织训练起来。此外再无依赖的。但是这些青年，谁去教育，怎样教育？我们平教会近年的事业，就是专以此为对象。换句话说：就是将国家教育系统上所不闻不问的这一阶段的农村青年，给他们文字智识，与其他公民训练及保健卫生的知识与训练。”这番话引起了他的深深共鸣，自1928年以来，他就常常想到，从国防上说训练农村青年是最紧要的一件事。“讲起国防来，问题重大，千头万绪，但国防基础，总之是人。中国号称人多，但无组织无训练，就等于无人。就论体格，现在壮丁的体格，大概也退化了。因为供给壮丁的源泉，是农村，而经济破产生活困穷，加以鸦片白面之害，所以农民体格，渐渐衰落下来。况且只是体格好，还不够，必须要有公民常识、爱国精神，方能有用。这是更非训练不可。训练之法，最好从农村青年起。中国最怕的，不但是无武器，并且无人。”
10月9日，《大公报》发表晏阳初的《农村运动的使命及其实现的方法与步骤》，即可看作是他那天一席话的归纳：“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是“人“的问题；是构成中国的主人，害了几千年积累而成的、很复杂的病，而且病至垂危，有无起死回生的方药的问题。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比较任何问题都严重；它的根本性，也比任何问题还根本。……”他们的农村运动，就是对着这个问题应运而生的。“它对于民族的衰老，要培养它的新生命；对于民族的堕落，要振拔它的新人格；对于民族的涣散，要促成它的新团结新组织。”所以他说农村运动担负着“民族再造”的使命。研究实验的区域虽只在一县一乡村，目的却是为整个民族生活的改造，他的着眼点就是要抓住他跟张季鸾他们说的那八千万农村青年。
第二天的《大公报》社评《民国二十三年国庆纪念辞》，也将目光聚焦于乡村建设实验派，“他们放弃了都市优游安乐的生活，躬入民间，努力于乡村建设，帮助农民，提高智商，增进生产.改进组织，这更是新兴的有力的一种社会运动，值得我们的同情。”
晏阳初们的定县实验，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一样，这些星星点点慢慢汇聚起来，一个“乡村建设学会”出现了，他们与《大公报》合作编了《乡村建设》。1934年11月4日创刊，初为双周刊，自第25期起改为周刊，第60期后又恢复为双周刊（到1936年2月26日出至第70期终刊）。这个周刊为致力于乡村建设的人提供了一个“公共的言论机关”，瞿菊农、李景汉、梁漱溟等人的声音都可以在这里听到。
11月初，北大教授周作人与俞平伯到定县看了之后，在1935年元旦出版的《国闻周报》刊登了一篇《保定定县之游》，他对平教会认识之清楚感触尤深，他们认清自己的工作对象是农民，是眼前生活着行动着的农村的住民，并认清他们想要什么，眼下最迫切的需要是什么，不想要什么。所以他认为，“平教会的特色，亦是普天下所不能及的了不得处，就是知道清楚这些事情而动手去做。”他听当地人说起平教会的所作所为，都令他们受益，从粮食多收、鸡多生蛋、猪长肉多而快到合作社、保健所、平民学校，“所以于人民生活上多少有些利益，平教会也多少得到信用。不唱高调、不谈空论，讲什么道德纲常，对饭还吃不饱的人去说仁义。……现在平教会知道而且能为农民谋衣食，真真是为世希有也。”晏阳初关注的人的训练是在关心人的生活基础上的，没有这个基础，训练就是空话。
四
在更广大的农村，亿万农民没有机会遇到晏阳初。一场水患灾害就足以让他们流离失所，朝不保夕，这是更寻常的命运。
1935年7月，燕京大学毕业的萧乾进《大公报》编《文艺》副刊时，正遇上黄河决口，山东、苏北等地水灾，南方也有严重的水患。他同胡政之约定，预先编好几期副刊，报馆就派他到采区采访。专画民间生活的画家赵望云与他同行，自1928年3月3日起，赵望云的旅行写生通讯就出现在《大公报》上，用画面忠实地记录着底层民众的生活侧面。
他们抵达济宁火车站，四周是一片汪洋，不长的站台上，挤满了老老少少的难民。站台上，铁轨旁，郊野的田塍和坟堆上，到处是一望无际的灾民。萧乾目睹，饥饿使男女老少两眼落了坑、失去了光芒，大头瘦脸的婴儿抓着松软无乳的奶头，苍老夫人扶着拐杖合目想念几代创建的家园，八十老翁仰头叹息“天哪天哪”……铁道旁被丢弃的灾童哭了整天，声嘶力弱了，卷缩在地上，脸上的泪痕和泥混在一起，没有人来认领，他听到许多难民在摇头自语，“谁家的孩子谁也不敢认。认了吃啥？”当晚，在小客栈的斗室里，他们一个画，一个写。从9月27日到10月15日，《鲁西流民图》、《大明湖畔啼哭声》、《苏北灾区流民图》等通讯陆续见报。
他们的文字和绘画感动了读者，纷纷寄来捐款。报馆早就在呼吁救灾，还专门成立了赈灾委员会，虽杯水车薪，却在尽力而为。在济宁，萧乾看到用铁锹挑着篮子的白须老人，在给难民诵读“关帝君血泪救劫文”，老泪纵横地劝他们要忍耐、要相亲相爱。在苏北，他看到嗷嗷待哺的灾民在吃一个“善人”舍的“渡命丸”或“仙丸”，一种指头大小的灰色丸子，主要成分是大枣、糯米和黄豆。听说一天吃三粒就可以过活。他却想，二百担“仙丸”还不如换成几袋黑馍中用。灾民中还出现了仙医，拿着一叠印了“佛”字的黄裱纸医病……他说不能不称赞这些热心善人对灾民的深切同情，他担忧的是，“中国是陷在贫、弱、愚各种陷阱里。当我们搀扶民众由一个井口爬出时，切不可把他再推到另一个井口里去。”晏阳初们的定县实验针对的正是贫、弱、愚这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