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鲁人 发表时间 | 2010-01-21 来源 | 师道杂志
[原题：向鲁迅学做教育家]
鲁迅先生的思想之深刻，文笔之犀利，行文之简练，在中国文坛至今罕有可与之比肩者。然而，除了思想、文学上的成就，先生在教育上的建树却鲜为人提及。先生自1909-1927年，期间或做教师或做教育部官员，在教育战线工作了18个春秋。18年占了他生命三分之一，虽然，时间并不能使一个人成为教育家，而先生堪称教育家，实在是他在教育观念与方法上有许多至今仍可为我们所借鉴，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的地方。
1909年鲁迅先生自日本回国后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1910年入绍兴中学堂任教员兼监学；1911年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1912年入教育部先任部员，后任佥事即科长；1920-1925年间，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八所大、中学校兼课；1926年9月初入厦门大学任文科教授；1927年1月至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至4月15日，因营救被捕学生无效辞职。此后先生即离开教育界，著书为业，卖文为生。
对学生的全面教育
不论在中学，还是在大学，先生都非常注重对学生的全面教育。
在绍兴教学时，鲁迅先生常带领学生到周边远足，游览家乡的名胜古迹。学生曾在先生的带领下，排着队吹着洋号敲着洋鼓，一路唱着歌，去瞻仰大禹陵。先生向大家讲大禹的故事，并在禹庙前与学生集体合影留念。他们还游览了绍兴周边的兰亭、沈园、柯山等多处风景区。通过饱览故乡的秀美山河，了解故乡的灿烂文化，激发起学生热爱故乡、热爱祖国的热情。鲁迅还曾提议并带领学生到南京参观“南洋劝业会”。参观了劝业会的教育、工艺、器械、武备、卫生、农业六个展馆。使学生了解了许多现代科学知识，开阔了眼界。学生们形容“南京一行胜读十年书”。先生正是通过这些亲身经历与体验，对学生们进行着潜移默化的品德教育，这一方式实在比今日的许多夸夸其谈来得更有意义，也容易让学生接受。
鲁迅先生对美育也非常重视。民国初年，在教育部，他是蔡元培先生“以美育代宗教”的热烈拥护者和坚定执行者，他不但发表了《拟播布美术意见书》，而且积极参与组织筹备了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之后，教育部决定建立面向普通群众和儿童的通俗图书馆，先生又热心参与筹建工作。他不但非常关心这个图书馆的建立，还多次向图书馆捐赠自己的图书。1912年，蔡元培第二次辞去教育总长一职后，继任者于教育一窍不通，竟废除了蔡元培先生提倡的“以美育代宗教”方针。先生在日记中愤然写道：“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真是气炸了肺了。以后，他还曾在文章中讽刺道：“以为他要来办‘教育’。其实不然，大抵是来做‘当局’的。”
实践精神
鲁迅先生曾在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堂任校长。他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校长的架子。一次，熄灯钟敲过后，先生到学生寝室查看就寝情况。发现一间寝室中有几个学生还在戏耍。那几个学生看到先生，羞得面红耳赤。先生却并未对他们大加训斥，只是和蔼地说：“可以睡了，明天到操场上去玩个痛快。”学生们立刻向先生道歉，都安静地躺到了各自的床上。
不过有时候，先生也会用点调侃的方式让学生吃一点小小的苦头。因为师范类学校膳食是免费的，可口程度自然无从说起，只有生病的学生才会有一个咸鸭蛋，一碗萝卜汤之类的改善。当时，有一个学生常泡病号。次数多了引起先生的注意，因为，先生学过医，便到寝室给那学生诊脉，之后故作严肃地告诉那学生他的病很重，并将校工叫来郑重地吩咐，一日三餐每餐只能给那名学生一碗粥或汤饭，不能多吃，否则病会加重。结果三天后，那名学生终于忍受不了向先生销假去了。先生笑笑道：“好了么，那么就照常去上课，饭也到膳堂去吃罢。”几十年后，那名学生回忆起此事，仍不能不佩服先生方法的高明。先生了解学生的特性，也尊重他们的这一特性，因此，从不会采取生硬的管教方式。他对学生既理解，又充满了长者的关怀，他的教育方法，学生自然也乐于接受。
鲁迅先生在教学上十分认真，同时又很注意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时，他常利用课余时间，带领学生到附近的山林里采集植物标本。一次，先生与学堂的日本生物教师一起带领学生到野外采集标本，有学生看到路边开着一种小黄花，便问日本老师那植物叫什么名称。日本老师随口答道：“这叫‘一枝黄花’。”同学们以为日本老师在跟大家开玩笑，都哄笑起来。这时，先生却认真地解释道：“我们做学问，知就是知，不知就是不知，不能强不知以为知。这种植物是不是叫‘一枝黄花’，你们可以到植物大辞典去查看，有图可以对照。这是菊科植物，是叫‘一枝黄花’。”先生希望学生对待科学问题要有一个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掌握好基础知识。当然，掌握基础知识并不表示死读书。先生就非常反对死读书，早在1904年他就读日本仙台时，就曾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校中功课，只求记忆，不须思索，修习未久，脑力顿锢。四年而后，恐如木偶人矣。”而先生反对死读书，又不表示可以松懈对书本知识的掌握，先生只是希望学生在学习中，努力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理解”“指导”“解放”
鲁迅先生到北京后发生的一件事，更让我们看到了先生坦诚和勇气。事情是由一位患精神病的师范大学生引起的。一天上午，这位叫杨鄂生的学生冒国文教授杨树达之名，闯入先生家中。他举止怪异，语无伦次，并不停地向先生要钱。先生以为是报馆派的流氓来捣乱，当晚，便气愤地写了《记“杨树达”君的袭来》详细地记述事件的全过程，并对此行为予以谴责和揭露。后来，有几位杨鄂生的同学告诉先生，杨鄂生确实是精神病患者。当日，先生便写了《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证》。第二天，《记“杨树达”君的袭来》在《语丝》周刊上发表，杨鄂生的同学李遇安当即给先生写了一封信和一篇文稿，在说明杨鄂生是精神病人的同时，还告诉了先生一些杨鄂生的经历和现状，并告诉先生杨病前对先生非常敬重。鲁迅先生当天便给《语丝》编辑孙伏园写了一封信，表达对杨鄂生现状的深深同情，和对自己行为的深深懊悔。请孙伏园将李遇安的文稿和自己的《辩证》及信一起发表，并表示因增加版面而多出的费用由自己承担。先生说：“由我造出来的酸酒，当然应该由我自己来喝干。”
当时，先生已经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并发表了《祝福》等多篇小说，以为文坛巨擘，同时，又曾是教育部官员并在多所大学授过课。声望和地位绝非杨鄂生所能望尘，以今日人们的眼光来看，先生已是如何了得的人物。但是，他却能以平等的身份对这一事件表达自己真诚的歉意，其坦荡的胸怀实在让人感佩。
鲁迅先生对于家庭教育也有自己独到的观点，他1919年发表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至今读来仍有振聋发聩之力。先生对当时中国家庭以“恩”“孝”代替爱的社会状况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在对子女的教育中，他提倡“理解”、“指导”、“解放”。先生的观点不但至今对我们的家庭教育具有启迪作用，同时也令我们汗颜，觉得自己忝为人之父母，时常是很不够格的。另外，在上世纪20-30年代，先生对众多有志于求知的青年无私的帮助，其实也是一种教育的延伸，读先生给青年的信，常有对人生的探讨，对社会的批判，对生活的指导。
鲁迅的教育思想是完整的，并不是津津乐道于死读书读死书，而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将近20年的教育工作中，不论是对学生爱家乡爱国家的教育，还是对学生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爱国运动的支持，都表明了他对品德教育的注重。他对青年学生在经济和思想上的无私帮助，又使他的品德教育有了一个坚实而令人信服的基础。在教学上先生注意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足可为今日素质教育作借鉴。而辛亥革命前后，他在生理卫生课上，大胆地为学生讲解男女性的生理知识，无疑是大胆之举。这体现了先生教育理念之超前。他敢于承担责任的勇气，更是身为教育工作者应该具备的良好品质。虽然，鲁迅先生没有将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到教育工作中去，对中国的教育是一种遗憾，但仅以这18年的教育经历，先生为人师表的风范也足见一斑。其实，先生离开教育界后的著书立说，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开启民智与教育国民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