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马佳 2009–06-18 来源 | 羊城晚报
朱清时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施肥要有度，学习也要有度。过度用功与过度施肥一样，成绩再难提高，或者成为“高分低能”的平庸之才。
2009年高考刚刚成为过去时，虽然不少人对炒作状元有不同意见，但是，仍然可以想见，对各科“状元”的报道将很快在各类媒体的显著位置上占据眼球。
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当年给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题词是：“不要考100分。”此话很有点“不识时务”，让当时的人们难以理解：学生不就是要争创一流成绩，将目标锁定在100分么？陈省身认为，考七八十分就可以了，时间和精力过多花在考试成绩上，会影响孩子将来的发展和创新能力。
去年卸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职务的著名化学家朱清时，对陈省身的观点极表赞同。朱清时的老家在四川彭州，他小时候，当地农民种地都不施化肥，单产四五百斤；后来实施科学种田用上化肥，单产提高到五六百斤。但是，数年之后产量就止步不前，一些地块还因施肥过度造成土壤板结，不能再种水稻了。朱清时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施肥要有度，学习也要有度。过度用功与过度施肥一样，成绩再难提高，或者成为“高分低能”的平庸之才。
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为例，最能说明状元的命运。少年班已经走过30年历程，当年考试成绩个个100分的学生，曾作为“未来科技菁英”名播天下。但是，实际上少年班几乎每年都有1至3名“ 问题学生”被退学，不少人因罹患严重的心理疾病和生活不能自理而休学。30年后的今天，除了少数人成了名校教授外，大多“江郎才尽”。
来自江西赣州的“神童”宁铂，是少年班首批少年大学生中声名最响的一个。宁铂入校后并不愉快，从1978年入校到2004年离开母校，宁铂感到自己天天在“挣扎中生活”。
另一位“神童”谢彦波自视甚高，而自理能力差，不懂如何与人交往。他18岁即跟随中科院院长周光召读博士，后转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师从诺贝尔奖得主菲利普·安德森教授。谢彦波的高傲令安德森无法容忍，他最终没拿到博士学位悻悻回国，至今没有什么建树，心理却出了问题。
另一个“神童”干政，离开少年班后远赴普林斯顿进修理论物理，也是与导师关系紧张而回国。干政因长期找不到合适工作，最终将自己禁锢在家里，与外界长期隔绝。
中国校友会网日前发布《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人们遗憾地发现：近20年，1120名高考状元大多数未能成为各行各业的拔尖人才，他们的发展状况与社会期望相差甚远。
反观世界上一些著名的成功人士：美国著名发明家爱迪生读小学时，成绩经常在全班倒数第一；大科学家牛顿小时候是老师眼中的懒虫和笨蛋，因成绩不好被勒令退学；现代物理学巨匠爱因斯坦小时候学习成绩很差，满脑子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上学时很淘气，多门功课成绩不及格；世界首富、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在哈佛大学求学时经常旷课去编程、玩牌，学习成绩很不稳定，大三时干脆退学创业……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正是他们求学时的“顽皮”和 “不务正业”，才有了以后的巨大成功。
湖南长沙长郡中学出过多名“高考状元”，被誉为“高考状元的摇篮”。当记者向老师打听状元们的现状时，老师或沉默，或答以“他们以后的事情我们管不了”。该校一位副校长深有感触，高考的成功不等于人生的成功，“高考状元”不等于“职场状元”。愿国人能早日走出“分数挂帅”的误区，敢于对学生说“不要考100分”。什么时候“高分热”降温了，“应试教育”被“素质教育”取代，我国的教育水平才真正上了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