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加布里埃尔·萨尔格伦、朱利安·勒格朗德 译者 | 曲雯雯 发表时间 | 2014-03-19 来源 | FT中文网
韦斯特和乌斯曼发现，梵蒂冈的努力给这些国家留下了一份遗产——学校间的竞争，这些国家的教育水平都很高。即便在计入一些影响成绩的社会经济因素、并据此进行调整后，这种竞争效果依然存在
在上海或新加坡找一个清洁工的孩子，让他跟西方精英阶层的子女一起参加标准化考试，猜猜谁会胜出呢？根据最新调查结果，西方小孩与亚洲同龄人的差距相当于落后了整整一个年级。自从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在2001年首次发布全球教育水平调查报告以来，西方家长越来越普遍地感到焦虑，而最新调查结果无异火上浇油。在英国等国家，以前家长们只要看到学校毕业生成绩逐年提高就满意了。但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孩子与地球另一端学生的成绩相比较的结果时，许多西方人都大吃一惊。
英国教育部长伊丽莎白•特拉斯(Elisabeth Truss)今年2月底曾率团前往上海作实地调查，希望找到当地学校有哪些可取之处。然而，在政界人士急于复制远东高分国家的成功秘诀之际，他们有可能得出错误结论。与特拉斯在英国诺福克郡(Norfolk)西南选区的学校相比，上海的学校非常不同。但并不是所有这些不同都促成了上海学生的优异表现。有些不相干，有些甚至有害。还有些可能是她碰巧所访问的学校的特质，并不具备代表性。想指出好学校与差学校的不同，并得出你已发现高分秘诀的结论是很容易的，但同样也是偷懒、不科学和错误的。
东亚国家平均测验成绩最高不假，但测试结果也最不均衡。其优等生与差生之间的差距大于其他任何地区。难道为了提高平均成绩，英国的教师们就要去拉大学生之间的差距吗？当然不。并无证据表明，东亚学校成绩的不均衡对提高标准起到了作用。西方国家不应在尚未摸清对手致胜手段之前，就盲目复制他们的方法。
既想提高总体成绩，又想减少成绩不均衡的政策也有——那就是在教育系统引入竞争机制。此举能迫使那些表现不好的学校改进，否则它们的学生（以及经费）将流失到英国的“公办民营学校”(academies)或美国的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等提供商，后一类学校与资助机构之间存在较大的独立性。但是，此类措施仍有争议。辩论的核心往往是，在最重要的学生成就衡量标准上，公办民营学校是否比其他学校表现更佳？
这些争辩没有抓住要点。很难确定一所学校之所以表现突出，是因为它是公办民营学校，还是它的经费更充足，亦或是它所吸纳的学生本身无论在哪儿都会表现优秀？拿少数英国公办民营学校的成功作为实例，并不比盲目复制高分国家的教育方式好到哪儿去。
哈佛大学(Harvard)的马丁•韦斯特(Martin West)和慕尼黑大学(Unviersity of Munich)的卢德格尔•乌斯曼(Ludger Woessmann)都是教育经济学家，二人最近的一项研究突破了上述短期视角，用极具说服力的证据证明竞争是有效的。他们巧妙地引用了一个历史上的意外事件。19世纪时，天主教遭遇影响力危机，因为新教政府设立的学校系统超出了教皇的影响范围。梵蒂冈的回应是，建立自己的学校。这一竞争性学校系统的早期尝试的影响延续至今，其形式就是一种平行的教育体制。
教会在各地的影响力并不均衡。在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天主教仍是一股政治势力，教会没必要与政府竞争。在其他一些国家，天主教虽属少数派宗教团体，但信徒数量可观，与公营教育体制竞争的教会学校在这些国家开展得最为成功。韦斯特和乌斯曼发现，梵蒂冈的努力给这些国家留下了一份遗产——学校间的竞争，这些国家的教育水平都很高。即便在计入一些影响成绩的社会经济因素、并据此进行调整后，这种竞争效果依然存在。
有些批评者担心让学校互相竞争会深化不平等。他们认为除非某些学校教育水平过低，否则竞争没有任何意义，再说总会有一些学生无法离开烂学校。但竞争可以迫使落后者改进。事实上，有证据显示，从国际测试看，竞争实际上减少了家庭背景对学生成绩的影响。
西方学校需要做得更好，但复制高分国家的教育制度并非正道。
注：加布里埃尔·萨尔格伦(Gabriel Sahlgren)为英国经济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研究员，朱利安·勒格朗德(Julian Le Grand)为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