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李北辰 发表时间 | 2013-12-09 来源 | 华夏时报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教育已“病入膏肓”。北大教授郑也夫在新书《吾国教育病理》中，从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和生物学等多个角度，为中国教育开出了自己的药方。其中一些观点颇为犀利，譬如“素质教育是一个空洞的词汇”、“高校扩招是通吃社会各阶层的障眼法”……
日前，郑也夫接受了《华夏时报》记者的专访。
在谈及中国教育时，出现频率最多的一个词汇莫过于“应试教育”——这个尽人皆知的现象，而作为其对立面，“素质教育”被更多认为是中国教育的出路。但在郑也夫看来，素质教育是个伪命题。“素质教育是模糊的，其本身的模糊导致其目标和手段都不够清晰。我看到多数素质教育的说法中都包括两个‘全’，其一是面向全体学生，其二是全面促进学生发展。”这两点都令人生疑。
提及素质教育，一个常见的思维惯性是，那是在说音乐、体育、美术等“副科”的发展，但郑也夫提出的疑问是：“主科的教学不是为了提升学生的素质吗？甚至无妨做个差强人意的、硬性的比较，主科与副科在提升学生素质上谁更重要？语文和数学在智力构成中不是更重要的素质吗？为什么音乐、体育、美术更属于素质，而语文、数学似乎不在其列？……如果承认主科教育当下的严重不足，副科的加入可以改善主科的不足吗？”
在郑也夫看来，应试只是中国教育的病象和症状，“军备竞赛”才是病灶和病原。“教育承担两种功能：提高能力和改变社会地位。二者毫无疑问是关联的。能力高的人占据重要的社会岗位，无疑是合理的……但能力高下的判定是个难题。困难之一，长期细致的考察是不现实的，是紧迫的社会生活所不能接受的。困难之二，要从众多的候选人中挑选能力出色者。因此一种简化机制——考试，势在必行，成为筛选的重要手段。而一旦挑选极大地倚重考试，考生和学校就会将注意力聚焦于考试，进而将学习从致力于能力的提升，转化为侍奉考试能力的提升。就是说，教育所承担的两种功能——提高能力和提高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在激烈竞争的情况下，渐生抵牾，后者最终压倒前者。”
郑也夫为中国教育开出的“药方”，是“分流”和“放权”，但这似乎并非易事，毕竟教育问题是嵌在社会问题的框架里的。
“我认为国人的特色决定了，我们能颠覆每一种考试——从语文、数学到托福，我们能颠覆每一种制度，我们太善于钻制度的漏洞。这是教育实践与社会实践向我们呈现的同一的、坚硬的事实。如果没有一种动力激发众人的积极性，致力于大小制度的完善，中国的前景将是极其悲哀的。”郑也夫说。
多样化教育
《华夏时报》：中国教育的本质问题是什么？
郑也夫：病灶就是“学历军备竞赛”。我和“应试教育、素质教育”提出者的分歧体现在不同的关键词及其后面的思想方法。素质教育提出者认为端正认识——将指导思想从应试转变为素质，问题就解决了。而我所说的“学历军备竞赛”昭示着一种态势。一个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势态的存在，使得我们不可能奢望，靠说教改变人们已经被存在决定了的意识。我开出了两个药方：分流和放权。只有分流，即引导一部分人走职业教育的道路，才能缓解高考的激烈竞争。只有放权，才能形成多样化的教育，唯有多样化的教育才能培养多样化的人才。并且多样化的教育也能适度缓解因单一而加剧的竞争。
《华夏时报》：提到职业教育，为什么中国职业学校输出的学生与企业的需求很难达成一致？德国职业教育的经验是否值得借鉴？
郑也夫：人家的职业教育是学校与企业共办，学生每周五天中有三天是在企业学习，学生的能力想不符合企业的需求都难。这是最好借鉴的。当然也要彻底改造。人家的职业学校是受教育部和产业部的双重领导。国家的资金主要投入到培训学生的企业，企业每接受一个学生就从政府获得一份钱，当然企业需要有培训资格。我们这里是钱都给了学校，然后希望企业学雷锋。
《华夏时报》：在你看来，中国教育体制是过于市场化还是过于行政化了？
郑也夫：中国教育的特征是行政化。利益的实现有多种方式，中国教育的利益化是和行政化挂钩的，就是腐败。为什么初中、小学都要搞重点，原因之一是办校者可以寻租。反对行政化，不是说教育要全面市场化。义务教育是拒绝市场化的，但决不意味着一定走向行政化。小学、初中的教育中可以有一点市场化，即允许私立学校。
《华夏时报》：你心中认为的最理想的教育体制是什么样？
郑也夫：我希望见到教育的多样性。无论是民国还是国外，都要比我们多样。我们完成了大一统的极致。教育的大一统当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问题是我国的经济生活在摆脱大一统上要比教育好太多了。教育大一统在我们可以想见的一切维度上，消灭多样，制造单一。其最突出、最触目的后果是千校一面。千校一面的特大弊端有二。其一，它不可能完成社会“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期待。其二，失去了实验的机会和可能性。如果我们保留着公办、民办、大规模、小规模、超小规模、男校、女校、混校、综合大学、专科大学、各类职业学校，等等，即使不做刻意的实验，它们的实践也天然地构成无数类型的实验。其各自得失可相互借鉴。某一学校的失败，无伤大体，还可以警醒其他学校。若全部学校是一个模式，想开创新路就必须实验，而每一次小规模实验后的经验在全国付诸实践都是天大的挑战。其结果是，一个模式经久不变，最终成为活着的僵尸。我们的很多制度，不是僵尸是什么？简言之，大一统打造单一的标准，单一的标准直接、间接地导致激烈、恶性的竞争。
互联网会改变学堂教育
《华夏时报》：你如何看待正在弥漫的所谓“大学无用论”？
郑也夫：我不清楚他们这么说的含义是什么，如果说是指就业，罪魁祸首在于扩招。招生数额超过了社会需求，当然找不到工作。这信息反馈给社会，或许会让扩招降温。我不能相信这种说法，即所有人读大学都是完全无用的。当然还有一种现象，就是中学的学习导致同学们厌学，即这说法是厌学后的牢骚。不明白含义，无法准确应对。
《华夏时报》：你如何看待新出台的高考改革方案？
郑也夫：从高考改革的长远方向看，高考应该是全国统考，而高校自主招生，统考的分数是他们考量的重要指标之一。美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都是全国统考。高考科目中不应该有外语，这也是国外的普遍情况。因为外语不是判断智商的好工具，且日后很多人工作中不用外语，花大功夫学外语应该是因人而异的事情。必定还会有不少人学外语，那时大家会看到脱离考试的、为了真实能力的学习。短期内可以考虑报考二本以下高校取消外语考试。再有一点就是高考应该是一年多考，它可让学生在短期内榨干自己的潜力，既消除偶然失误的不幸，又减少了复读时间，美国SAT考试一年有七次机会，你随时可以参加。并且随着一年多考，要建立公共考场，考生的考场由电脑在你家附近安排，不一定在本校。
《华夏时报》：在未来，互联网是否会进一步颠覆传统的学堂教育？
郑也夫：会的。互联网将改变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教育也无法逃脱。现代学校教育是个历史现象，有开始，有终结，不是永恒的。当然在未来，学校教育可能还保有一席之地，也仅此而已。教育将不是学校一统天下。互联网将使因材施教的理想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互联网还将帮助徒弟找师傅，帮助师傅找徒弟，帮助趣味相投的两代人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