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 ｜ 周慧兰 受访者 ｜ 丁学良 发表时间 ｜2009-03-26 来源 ｜ 21世纪经济报道
《21世纪》：您如何看待国内关于“教育产业化”的争论？教育在作为公共产品和产业投资之间如何寻求平衡？
丁学良：国内关于教育产业化的争论是一个术语上的误读，“教育产业” 这个词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也即 education as an industrial sector, 它并不等同于教育的“商业化”即 commericalization of education。我们所要反对的是教育“商业化”，特别是要反对公立教育的商业化。
教育本身就是一项产业，就像公共行政、国防、娱乐、医疗卫生一样，它们在当代国民经济管理中，都是一个必须计算投入和产出的“产业部门”，但这并不是说要把盈利作为办教育的第一目标，甚至是压倒一切的目标。
美国是一个教育体制多样化的社会，但美国的私立大学主流也并不是商业化的大学。美国私立大学的资金主要是由校友和社会捐助的，他们捐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研究、教学，为了成为全世界最好的大学，而并不是为了盈利。比如哈佛在五、六年前就做了一件事情，对家庭年收入低于6万美元的学生免学费，可见它并没有以盈利为目标。
国内吵来吵去，最可悲的是很多基本的概念都没有搞清楚，就开始吵得昏天黑地，越吵越混乱思想，“以己昏昏，使人昏昏，全体昏昏，代代昏昏”。应该说，全世界的公立大学都不应该把盈利作为第一目标，因为公立大学是用纳税人的钱办起来的，它的目的是为本社会训练、培养称职的公民或社会成员，使其在专业上有所专长，能对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在这个前提之下，你可以要求政府拨款，钱不够了也可以到社会上去募捐，也需要收学费，但是应当经过立法部门的审核，对于优秀的学生应当给予奖学金。
《21世纪》：有人将公立大学与中国的国企作比较，认为只有像给国企经营自主权一样给公立大学自主办学的权力，我国的大学教育才能够健康发展。您如何看待公立大学自主办学的可行性与效率问题？关键点在哪里？如何从制度层面保证在自主办学前提下，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
丁学良：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大学管理过分行政化，导致全国的高校只有一种模式。倘若让中国的公立大学像美国、欧洲的公立大学一样，拥有更多的自主权，那么它们就更有可能办出自己的特色。
二战以后的50年中，西方世界逐渐发现欧洲模式丧失了它的竞争力，使原本很优秀的大学越来越缺乏活力，然后才有了1990年代后期给公立大学放权的改革。现在中国走的却是一条相反的道路，不是放权，而是行政部门收权，把公立学校尤其是高校当作教育部（局、厅）的直属企业。
事实上，政府给了公立大学自主权以后，公立大学之间也会竞争，每个大学可以根据自己的传统和条件，办出不同的特色。倘若全国50所重点公立大学都能办出特色的话，一下子就能把整个市场带活了。这和1980年代初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是一样的道理。过去国有企业盈利不盈利都差不多，行政级别决定一切，导致中国国民经济严重缺乏活力。所以，国企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让国有企业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在国有企业之间竞争的同时，允许民营经济的发展，同时把两个盘子搞活。公立大学也是一样，政府应当给予它们更多的自主权，同时给予私立大学更多的办学保障。教育部事无巨细、一管到底的根本原因还是他们把权力带来的好处看得高于一切。然而，把纳税人的钱花在无止尽的评比上是没有道理的，这只会成为现阶段高校学术造假和腐败的源泉。这类评比多半是“寻租”行为，跟以前国营企业搞的劳民伤财的评比差不多，主要是为了整下面的钱。
此次改革，我最关心的是两个问题：一是要把教育部、教育厅、教育局对高校的管理从微观管理转为宏观管理，将指令性管理转为指导性管理，1980年代的中国已经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了，这是最重要的改革，只有先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谈得上其它方面的改革。第二，研究和教育创新资金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公开透明地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