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傅国涌 来源 | 醒客教育思想网（作者授权文稿）
［原题：百年辛亥：从修身到公民教科书］
一
中国的公民教育滥觞于晚清的修身课，到民国初年，公民课正式成为一门功课，进入中小学课堂。1912年新任教育总长蔡元培提出“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的教育方针，并且将“公民道德教育”作为“五育”之首。蔡元培、张元济这些人，作为饱读儒家经典的翰林、进士，同时又是晚清修身教科书的编撰者，他们是那个过渡时代兼顾新旧的人物，也是为公民教育在中国开路的人。商务印书馆推出共和国教科书系列中的“新修身教科书”，明确表示“本书以养成共和国民之道德为目的，注重独立、自尊、爱国、乐群诸义”，这与过去的“修身”课已有很大不同。由沈颐、包公毅等编、高凤谦等校订的《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高小共6册，书前印有编辑大意：
自共和民国成立以来，今日之首宜注重者尤汲汲于民德之增进。盖国者，集人民而成，人人品行正、风俗美、道德知识日益进步，则国之强盛又奚待言。本编所述务取国民教育之本旨，为养成伟大国民之基。修身之学以躬行实践为主，故所取教材，不尚高远，期于道德上之普通常识，完全养成即为教育家应尽之责。
第一册有道德、求己、自助、不畏难、清洁、职业、戒贪、自省、节用等课，其中“自助”一课说：“西谚云：‘天助自助者’。……英国人民，最富自助之精神，人人具勤勉奋励之心，而国家亦食其福。专制国之所以腐败者，以人民受其压制，失自助之精神耳。今日国体共和，无复有恶政府之压制，凡吾国民，尤当知自助之必要也。”
第二册有自由、平和、人道等课。这是《自由》一课：
人类者，天赋以自由权者也。有身体之自由，有思想之自由，有信仰之自由。
身体自由者，苟不犯罪，无论何人，不能拘束囚禁我之身体。思想自由者，若言论权，若出版权，若著作权，皆为我之所有，他人不得侵犯。信仰自由者，我所信仰之宗教，不能以国力强制之。夫以国体共和，吾人可益伸张自由之权。然自由者，固以法律为范围也。
要之，吾人自己之生命财产名誉，固当贵重，而尤不可妨害他人之生命财产名誉。妨害他人者，即轶出于法律之外者也。
第六册有宽容、博爱、人权、人格、国际道德、中华国民等课，《人权》一课说：
人权者，人人所自有，而非他人所能侵损者也。析而言之，有对于公众之权，有属于个人之权。
组织社会，参与政治，选举议员，举吾学识之所及，皆得发布于外，以求有益于人类。此人权之对于公众者。
信教自由，营业自由，生命自由，财产自由，意志所在，即权力所在，非他人所得干涉。此人权之属于个人者。
具此伟大之人权，但能各保其权，而不相侵犯，任所欲为，无施不可也。
格言：人有同等之权利。
《中华国民》：
国民为国家之分子，国势隆替，系于政治。政治良楛，系于风俗。风俗美恶，系于人民之德性。故人民对于国家，必修德淑性，以自尽其国民之分。
…………
格言：一国之强弱，视人民之德行。
1912年6月初版，1917年6月已出到218版的国民学校用《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第八册有“守法律”、“服兵役”、“纳税”、“教育”、“选举”、“平等”、“自由”、“好国民”、“尊重名誉”等课文，其中第十一课是《选举》：
立宪政体必有国会，由全体国民选举议员，以议国政。凡定法律，收赋税，必经国会议决，然后施行。
国会之外，有地方议会，由其地居民选出议员，以议一地方之事。
议员代议政治，关系甚巨，故选举议员者，及被选举为议员者，皆宜慎重从事也。
第十六课是《平等》：
共和国无君主，无贵族，人民不分阶级，凡权利义务，一切以法律为断，不相侵犯，此之谓真平等。
……故一国之民，或为官吏，或为议员，或为军人，或为农工商贾，各就其性质所宜，任择一业，以自尽其天职。初无贵贱之分也。
这些内容已不是停留在公民道德层面，而是涉及到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公民的自由、如何成为一个好公民，包括选举等都涵盖其中了。
在“新修身教科书”之外，那一时期的国文教科书也承担着某些公民教育的责任。1912年4月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初小》在《编辑大意》第一条就提出：“本书以养成共和国完全国民之人格为目的。”在报纸上刊登的广告《新编共和国教科书说明》也标揭编辑这套书的用意是：“期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
第四册有一篇课文《民主国》：
“我国数千年来，国家大事，皆由皇帝治理之。民国成立，由人民公举贤能，治理国家大事，谓之民主国。”
第八册53课是《法律》，“共和国之法律，由国会制定之。国会议员，为人民之代表。故国民之所定，无异人民之自定。吾人民对于自定之法律，不可不谨守之也。”
另有《司法》、《行政》、《选举权》等课。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高小《编辑大意》比初小更为具体：
一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
二表章中华固有之国粹，以启发国民之爱国心。
三矫正旧有之弊俗，以增进国民之智德。
四详言国体、政体及一切法政常识，以普及参政之能力。
…………
连国民的参政能力都纳入了编辑目标之中，这比“新修身”还进了一步。难怪1912年6月初版的这个版本第一册第一课就是《国体与政体》：
国体有二，曰君主，曰民主。君位世袭者，是为君主国，不置君位，由人民公举总统者，是为民主国。
政体有二，曰专制，曰立宪，政权由一人或一部独揽者，是为专制国。政权分为数部者，是为立宪国。
立宪国之政权，大抵分为三部，立法属于议院，司法属于法院，行政属于政府，各有权限，一切以宪法为断。
世界各国，有君主立宪，有民主立宪，各因其历史而异。惟君主专制，不适于今日之世界，几无复存者矣。
以如此简明的方式将国体、政体问题告诉初入高小的学生，使他们明了专制与立宪的区别，这是政治常识的启蒙，一种典型的公民教育。
第二十三课是《共和政体》：
…………
考共和国之原则，全国人民，俱有与闻政事之权利，惟国中事业至繁，不能人尽与政，故必选举议员，以组织国会，选举总统，以组织政府。议员与总统，既由国民选举，委托以全国之政权。凡属国民，皆有服从之义务。而议员若总统，尤当念责任之重大，施政方针，一以民意为断。治人者，治于人者，各尽其道，则国家未有不昌者也。
第二课《民国成立始末》叙述民国诞生的历史，另有介绍华盛顿、卢梭等异国领袖和思想家的课文。
这套“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风行海内外，印刷版次就超过2560次，包括新修身在内的教科书印刷了上千万乃至数千万册，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之所以昙花一现，恐怕与这些教科书所普及的观念也不无关系。尽管到1915年下半年，袁氏称帝前夕，共和国教科书已不能使用，将“共和”教科书更名为“普通”，删去了“平等”、“自由”等内容，但此前四、五年间，共和观念、公民常识已抵达全国的上学儿童那里。
二
1917年1月，商务印书馆推出了刘大绅编、教育部审定的共和国教科书《公民须知》，供国民学校修身科学生用，这是最早以“公民”命名的初级教科书。教育部于1916年10月颁布的《修正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中有《修身要旨》，提出修身科“兼授公民须知”。《公民须知》分五章、十五节，对公民、公民之资格、公民之权利（自由、平等、选举与从政）、公民之义务（纳税与公债、服兵、守法、教育）、地方自治、国家之组织（国体与政体、立法、司法与行政），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
1919年，在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五届大会上，有人提出编订公民教材案，“凡属国民，自应具有公民知识；值此世界大势日趋改进，平民主义澎湃五洲，苟非于公民知识教养有素，势必盲从轻举，易入歧途，关系于国家实非浅鲜。”
1922年12月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在南京开会通过《中小学课程纲要》草案，将原有的修身科改为公民科。1924年，江苏省教育厅、上海家庭日新会、基督教青年会及中华职业教育社联合发起全国公民教育运动，1926年，江苏教育会议决每年5月3日至9日为“公民教育运动周”。这一波由教育界、基督教会和新闻界推动的公民教育运动一直持续到1929年前后，可称为公民教育史上的黄金时代，教科书也不例外。
“新学制教科书”由1924年5月初版，高级小学使用李泽彰编、王云五校的《新学制公民教科书》共四册，初中的《新学制公民教科书》共三册，由法学家周鲠生编写，内容要比高小四册更深入。
从内容到名称，修身课完成了到公民课的全面转型，公民教育的地位正式确立，“修身”课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公民课成为基础教育阶段培育公民的核心，原先国文教科书承担的公民教育职能从此弱化。在公民教科书《编辑大意》中明确，“对于良好公民应具有的知识，习惯，和精神，予以同等的注意，以期养成忠勇服务的明达公民。”
《新学制公民教科书》（小学校高级用书）每册16课，第一册从家庭、互助到学校、会场规则、小公民会、乡自治等，也就是从家庭生活到学校生活、社会生活，以造成“好儿童”为目标。第二册从职业、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尊重别人的权利到市自治、县自治、公共心、选举适当的人、社会领袖，再到国家、法律、法治精神。第三册从省议会、国会、选举权、选举票和选举手续、代议制度的精神到人民的资格、人民的权利、人民的义务、我国的领土、我国的主权、大总统、国务员、法院、审计院、政党、好政府。第四册则涵盖国际生活。后三册就是从本市、本省生活到国家生活、国际生活，步步扩大，以造就一个“好国民”为目标。
在一个长期奉行官本位的民族，第二册第一课《职业》却这样告诉小学生：“我们从前的观念，以做官为荣，因此，一般人都以为官吏是最尊贵的职业。我们应当打破这种旧观念，要晓得，一切有益于社会的职业都是一样的尊贵。”第十一课《社会领袖》说：“我们中国人向来对社会的事情漠不关心；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社会领袖之缺乏，可以说是一个极大的原因。……做社会领袖的，应当具备三个要件，第一个要件是要有热烈的感情，第二个要件是要有精明的思想，第三个要件是要有普通的知识。无感情的人，办事就没有热忱和毅力；无知识、无思想的人，办事就动辄出轨。”第十六课《法治精神》在列举了人治的恶例之后如此解释：“民国成立后，我们有了国会，国会里的议员，都是人民举出来的代表，所有的法律，都应当由他们议决，再请政府公布施行。照这样规定的法律，就格外有力量，不是一个人或少数人所能变更或废止的。无论政府人民，都要受法律的拘束，都要得法律的保护。这就叫做法治。我们要维持这制度，必须人人具备法治的精神。”
第三册第五课这样解释“代议制度的精神”：
就国会方面来说，议员要明白他们是人民的代表，无论议决的什么案件，都要以人民全体的福利为前提。就政府方面来说，第一，行政首领须将财政方面和政治方面一切事务详细报告于国会；第二，所有法律须交国会议决，然后公布。就人民方面来说，人民虽则选出代表组织国会来执行政权，却不可因此卸责；一方面应当监督议员的言论，一方面应当做议员的后盾。这都是代议制度的精神。
第七课将人民的权利分为公权和私权，公权又叫政治权利，具体而言就是人民得投票选举和担任公职。私权是个人以私人资格而享有的权利，所以又叫做个人的权利，分为基本的自由权和补充的自由权两大类，前者包括人身自由、家宅的不可侵犯、营业工作的自由、保有财产的自由、言论自由、信教自由，如果这些自由有缺损的地方，个人的生活安全就没有保障了。补充的自由权包含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如果出版不能自由，人民的思想就受政府的束缚；如果集会结社不能自由，人民就不能团结许多人来做事体，所以这一类的权利也是很紧要的。此外，人民还有法律上平等权，书信秘密之保有权，请愿权等。同时也指出，人民虽有自由权，但是自由以不侵犯他人自由或危害公安为限；过了这个限度，国家就有权干涉了。
第十一课《大总统》，“至于大总统的责任，可以分为政治和法律两方面来说，民国大总统经由内阁行使职权，政治的责任有国务员代负，他用不着去负的。民国法律是平等的，大总统犯法，法庭一样的可以拘拿治罪。故法律方面，大总统是要负责任的。”
第十六课是《好政府》，“好官吏、好法律、都是好政府的原动力。但是最重要的原动力还是好人民。好人民应当做些什么事情呢？好人民应当做的事情就是：对于政治事务要时时关心，时时监督。在选举的时候，人民固然要认真选举；选举以后，也要随时监督国会和政府。国会和政府一举一动都有人民监督着，国会就不敢议决违背民意的法律，政府也不敢做出违背民意的事情。这样一来，自然会产生好官吏和好法律。所以人民要想有好政府，不必希望别人，只要自己对于政治事务，肯时时关心和监督就是了。”
三
国民党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之后，以党化教育替代公民教育的思潮兴起，1928年大学院颁布《小学暂行条例》，在公民科外，增设三民主义科，后合并，改名党义。教育部1929年8月颁布的《中学校课程标准》已没有公民科的地位，而代之以“党义科”。因遭到教育界普遍抵触，以及“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危机，“党义科”仅仅三年后即无奈地取消。1932年10月教育部颁布《小学课程标准》，公民训练与国语、算术等一起被列为十科之一。次年2月，教育部颁布《小学公民训练标准》，训练小学校的儿童“以养成健全的公民”为目标。
公民教育再度回归，但是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已逐渐渗入教科书的编辑当中，商务版的公民教科书也不能幸免，这是教育部课程标准规定的。在“一二八”事变之后，1933年到1934年出版的“复兴教科书”，在“编辑主旨”中既有“注重体格、德性、经济、政治的训练，以养成健全公民”，同时也将“灌输党义”写了进来。与此前的“新学制教科书”不同，许多属于国民党和孙中山的一家之言在“复兴教科书”中得到强化。
新课程标准适用“复兴公民教科书”高小共4册，每学期一册，胡宗瑞、赵琼编、王云五、傅经纬校订的第二册包括公正、尊重别人的意见、公平竞胜、对于不幸者的同情、诚实、互助、宽恕、集会的方法、会议的方法，怎样对付和我争论的人，还有孙中山提出“四权”即选举、罢免、创制和复决权。对于集会和会议的方法都写得很详细。
《尊重别人的意见》提出：“要知道无论我的思想学识是否胜过别人，我的见解未必一定高出于人，别人的意见未必全无理由，对于别人和我不同的意见也要尊重。即使别人的意见，我认为确有谬误的地方，也只能就事论事”。《公平竞胜》提出：“第一要严守各项规则，二要态度公正，举动光明，尽自己本领努力竞争。三要服从评判员的裁判，不可妄加指摘。四要和竞争对方始终维持友好态度。五要谦和快乐，胜不骄傲，败不懊丧。”这样的观念一旦在一个小学生的生命中扎根，一个健全公民的基础就有了。
赵景源、魏志澄编、王云五、傅经纬校订的第四册有很多意识形态内容，包括“以党治国”、“建国大纲”、“五权宪法”等，在观念上主张牺牲个人的自由，争团体的自由等。但在讲法治精神时，明确“无论政府和人民，都受法律的拘束，都得法律的保护，这就叫做法治。我们要维持这制度，必须人人具有法治的精神。”
根据教育部颁布的《中学公民课程标准》，高中授以社会问题、法律、经济、伦理等，初中授以公民道德、政治生活、地方自治、法律大意、和经济生活等知识。复兴《公民课本》高中四册，第一册是社会问题政治概要，第二册是经济概要，第三册是法律大意，第四册是伦理大意，内容比较深，也有点儿抽象。
“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公民”共三册，一年一册，第一册道德，第二册政法，第三册经济。这一版的公民课本虽深受三民主义的影响，但还是保持了不少相对独立的公民教育内容。第一册由孙伯謇编写，1933年7月出版，11月已印70次。对于什么是公民？教科书解释首先是拥有国籍的国民，但国民不见得就是公民，国民之有公民权的，才是公民。什么是国家？“国家是人类的共同生活团体，多数人相结合为一体，以完成共同生活，就是国家。组织国家的多数人，就是国民。”什么是自治制度？自治制度，是训练行使民权的机会，是民权政治的基础。自治的实行是否圆满，不独和地方有关，有时且可影响全国。所以公民应当了解自治的本质，养成自治的精神，并充分行使应有的政权，以尽做公民的义务。
在“国家道德”这一章有一节“尊重舆论”：
民主政治是舆论政治。国民既将政权委托于政府，政府的设施是否正当，还要取决于国民。国民对于政治的意见，叫做舆论。国民真正的舆论，政府应当采取，作成法律，期其实行。
舆论是一般国民的公共意见。一个政党的意见，不是舆论。一个报纸的主张，也不是舆论。真正的舆论是由国民几经讨论而后成立。国民关于舆论，应当有尊重少数和服从多数的精神。
社会国家的事情非常复杂，一个问题发生，不止一个原因。一个问题解决，也不止一个结果。社会国家的问题都有关于国计民生，解决问题，又不能同自然科学一样，先事试验。所以一个公共意见须经有见识的专家发表言论，并须容纳反对的主张，而后为最终的决定。如果多数人的意见偶合，便压迫少数人的议论批评，却不是真正的舆论了。
初一年级的公民教科书能对舆论作出如此清晰笃定的解释，这样的公民教育自然是有价值的。1923年生在无锡的李慎之先生回忆：
三十年代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整整三年都学过一门公民课，用的是民营的商务印书馆编的课本。虽然分量不大，但是相当扼要而明确地教给了我们什么是国家[或政府]的权力与责任，什么是个人的权利与义务。什么叫公民，他与中国人历来说的老百姓有什么区别。我们当年的教师又是一个口才极好，极善于启发学生对公民权利的觉悟的人，使我印象深刻，至今难忘。
……我推想与我同时学过公民课的应当有几百万人，最少也应当有几十万人……”
他高中毕业于1940年，1937年之前读初中，读的大概就是这个版本的公民教科书。他说由于时代的风浪起伏不定，受过商务公民课本陶冶的一代学子，多少人还能在未来的人生中忆及公民课给予他的训练？今天已无法知道，但是，可以确定，包括李慎之在内，那个时代上过公民课、接触这些课本的少年，他们还是有幸的。学者谢泳说，李慎之先生生前有一次在上海，曾亲口对他谈起早年公民教育的影响，“他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他感到他这一生做人做事的基本规则，都来源于早年公民教育，虽然经历了时代的变化，公民教育中的一些内容后来不再提了，但那些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还是保留在了他们那一代人身上。中国50年代社会的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那些早年受过公民教育的人来支撑的……”
1937年3月，依照教育部修正课程标准，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新的一版公民教科书，“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公民》第一册，李之鸥编著，韦悫校订，增加了公民道德与蒋介石倡导的“新生活运动”等内容，当时战争迫在眉睫，特别增加“童子军训练”一节。
这个版本先从“群己”关系入手，再澄清国家与公民的关系，提出一个良好公民须具备的条件，“不但须有强健的体魄，丰富的知识，并须有优美的道德，有浓厚的爱国心，有努力从公的精神；对于为国家服务方面，应谨慎的行使政治上的权利，应竭力的实践政治上的责任。一个国家的盛衰，全靠公民的良好与否；国家有良好的公民，便日趋强盛，否则便日趋衰弱。”
在“学校生活与公民道德之培养”一章说，学校设置的各种科目“都是使学生们获得必要的知识，和养成健全公民的要素。例如语文课的国文，不独可使我们能明白清楚地叙述事理，表达情意，而且可从中了解我国固有的文化；外国文，使我们得由外国的语言文字中了解外国的事物情况。又如历史地理，不但使我们明白本国与外国的历史事实与地理情况，且可激发我们的爱护国家、爱护民族的观念。这些知识，可说没有一种不是一个健全公民所需要的。不但如此，我们做课业的活动，直接是学习功课，间接乃是培养公民道德。”比如养成对公民服务的责任心，守规律的习惯，虚心谨慎无形中养成做公民的根本条件。“体育活动的成效，还不只是增进我们身体的健康，并且是与几种重要的公民道德有关系。例如在运动场比赛时，有裁判员作公正人，成绩的好坏丝毫不容作伪，这便是公正的精神；运动比赛时，各人都勇往直前，竭全力来奋斗，这便是勇敢的精神；在团体运动时，彼此团结一起，彼此合作，彼此服从团体的纪律，这便是团结、合作及服从纪律的精神。这些都是一个良好的健全的公民所应有之德性，而在体育活动中，都可以培养成功的。”至于课外活动，无论读书会、演讲会，运动会、远足等，更不要说学生自治、社会服务等，不仅可补课堂的不足，而且也是公民生活的实习。 日本侵略者对商务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和民族意识都深怀疑虑，“一二八”事变时之所以要轰炸商务的工厂、焚烧东方图书馆并非偶然，其中就有毁灭文化达到毁灭一个民族意志的险恶用意。
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一度推行“国定本”，商务印书馆代表的民营出版业最后一版教科书止步于此。1942年出版的《初级中学公民》共三册，编辑要旨称，这是根据教育部1940年7月公布的《修订中学课程》标准编辑的，官方的正中书局与民营的商务、中华、开明、世界、大东等组成的“国定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负责印刷。抗战后期，李慎之在燕京大学毕业，曾在成都一个中学教过半年书，校长让他包教全校高中三个年级六个班的全部公民课，教的大概已是国定本。他说自己利用这个机会“大肆宣传共产主义，居然大受学生欢迎”，晚年回想起来他深感惭愧，没有做好本职工作，为未来的民主建设多培养一些元气，所以1997年11月他在《改革》杂志的一次座谈会上说，“近年来我常常想，如果一个人真的还能有下一辈子，那么，我下一辈子最想做的工作就是再当一辈子的中学公民课教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