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学良 发表时间｜ 来源｜
前两天，有个印度记者采访我关于中印边界的问题。在让我发表看法前，他提供了从18世纪英国进入印度后中印之间关于边界的所有条约和历史记载，资料全面得让人难以置信，专业和敬业程度让人佩服。窥一点而知全面，在这个人身上我看到了印度教育的成功，同时也深刻感受到了中印人才在质量上的差距。中印经济教育比较已经成为学术和媒介谈论的热门话题，有说印度经济长期内必将超越中国的，也有说这个观点简直是无稽之谈的。那么印度本身是否具有强大的潜力值得我们警惕，是骡子还是马，我们牵出来遛遛。
人才平时我们都说某某崇洋媚外，而这种崇洋媚外，很大程度上是指崇美媚西欧，对于我们的邻居如印度等国大多数人却一直保持偏见甚至轻视。多年来，我自己也存在这种偏见，直到1985年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硕士。
当时哈佛文理学院（所有基础学科）的研究生住在一个楼层里，共28人，其中就有一个印度裔留学生。在我的印象中，华裔留学生在国外表现已经堪称卖力，而他，近乎疯狂到已经忘记了身体的存在，大部分时间都是凌晨3-4点钟才从图书馆回到宿舍。这都不足为奇，最令人震惊的是他的研究课题——关于艾滋病的预防。这在当时定义为20世纪对人类最大的挑战，在成名科学家都不愿尝试的情况下，他冒着生命危险从事这项研究。这让我改变了对印度人的印象，开始对他们刮目相看。而在听了一个印度教授的授课后，这种刮目相看直接上升到了油然的敬重，他就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亚洲人阿玛蒂亚·森。一个半小时的课，他从来不看课件，从来不说重复的话语，思路非常清晰，用词谴句几近完美，这样的人才在我们中国是极为少见的。
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就经济方面的人才来说，按种族来分，犹太人最多，可谓群星灿烂：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 到萨缪尔逊（Paul Samuelson），再到索罗（Robert Solow）等；其次就是印度人，印度的优秀经济学家在世界上的影响非常大，资料显示，在世界银行，美国、欧洲等最好的大学经济系中成绩最大的大多数都是印度人。
人才的培养靠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已经很高，但国内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却远远不能满足这种经济发展的需求。麦肯锡(Mckinsey)季刊2005年12月有一个题为《中国人才缺乏问题》的报告，在深度访谈了中国境内大型跨国公司83个高层主管后，让他们评价中国本土大学毕业生的素质，结果是有能力在跨国公司胜任的不足10%，在工程，金融，会计，数量分析，生物，医生，专业护士，研究机构人员，一般管理人才方面，中国本土毕业生90%不合格。而印度很多优秀学生还没毕业就被一些美国或者本土大公司所看重，因为他们在上学期间就懂得怎样把自己的专业和专业知识商业化。
语言
大部分比较研究学者认为，英国的殖民统治给印度留下的一笔最大财富就是对英语的推广。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全世界母语非英语国家中英语普及最广的就是印度。
1947年后，印度继承的是一个英语为主的教育体系，在全世界软件行业中，撇开美国的头把交椅，印度当属第二，这和他们的英语教学是分不开的。有人会问：英语也算一种优势？当然，对英语的掌握能力直接影响了我们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以及和国际接轨的距离。而且印欧语系属结构性语言，注重培养人的概念能力，这个概念能力恰恰就是主流经济学领域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我先后到过美国，澳大利亚，香港，欧洲，东南亚任教讲演，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基本规律——经济学达到世界领先领先水平的几个基本素质就是：数学好，英语棒，对市场运作模式有一种很强的概念。现代经济学，主流的社会学要做得伟大就必须先具备概念化能力。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什揭示了 “软预算约束”概念，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乔治·阿克尔洛夫和退休教授迈克尔·斯彭斯共同提出 “信息不对称”概念，这些对世界经济起到巨大影响的概念理论都是在生活的基础上把每日熟视无睹的现象概念化总结出来的。
但中国目前来说没有任何一个学者能够到达甚至接近这个高度，这与我们的语言是有一定联系的，汉藏语系属诗歌性语言，情感性比较重，在理性思维和总结概括上相对显得弱势。我们在金融投资上确实成绩斐然，因为这些领域只要数学过关就能做好，但在需要总结出模型，把一个观念概念化的领域就显得力不从心。再看中国的高校毕业生对英语掌握情况，据有关数据统计，截至2005年，中国高校所有专业中仅有3%的人能够完全用英语来处理日常工作，这严重影响了中国软件开发能力。如果中国本土大学不能培养出这种具有全球工作经验，能接受全球挑战的人才，同时又无法吸引大量的留学生回国，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进口人才。那么中国目前这种低附加值的角色将会继续。
体制
2006年5月份，我去意大利罗马参加一个研讨会。代表南亚文化的一位女教授发言：“印度的现任总统，总理，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全国最重要的政府高级官员，每一个人的宗教信仰都不一样，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基本的政治体系和文化体系具有伟大的整合力量，说明我们的民主制度稳定宽容，而这些都是因为教育体制的支柱作用，只有民主的教育体制才能培养出这样的政治文化。”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听后既羡慕又有几分嫉妒。
1947年后，印度继承的是一个英语为主的教育体系，同时也是一个民主而多元化的教育体系。在美国，少数民族中对美国国会影响最大的就是印度移民，他们所受的教育教会了他们怎样在国会这种体制下通过合法的方式把对自己最好的意愿变成立法的过程。虽然印度在初等教育、扫盲上远不如中国，高等教育却比中国好很多，在 90年代初印度高等教育的普及率达5%，而当时中国还不到2%。即使扩招后我们的高校在校生量上完全超越了印度，质上却远远不如。造成这种反差的关键因素就是两国教育体制的不同。
其实在1952年中国高等教育完全照抄苏联体制之前，我们也是和国际接轨的，反而在1952年后走了一条完全错误的路线，把很好的体系变成斯大林模式，把全国高等教育按照军队和工厂的模式来组织，，原来清华大学也是有国学大师的，最后改造成一个理工学院，砍膀子，砍腿，换心，换胃换脑袋，把一个有机体完全破坏。直至90年代初才意识到这根本不适应一个创新的以知识为基础的新型机制的社会。
在现代以知识为基础的机制下高等教育本身不是一个消费单元，而是一个财富单元。办好一所大学，没有钱当然困难，但比钱更重要的是体制。本届政府提出自主创新，这个口号非常有前瞻性，但不是仅仅停留在这个口号上，我们的民族要自主创新首先要保证教育体制上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助于自主创新，那就是高等教育需要多元化，一个人不能只用一条腿来走路，一个国家也不能只用一种模式来办教育，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只要教育体制是多元化的，一定能培养出更多的制度方面人才，如果体制是官僚化的，不管用意如何，都不可能大面积地可持续性给国家培养出全方位人才。
当然印度也有毛病，制造业上不去，硬件生产落后，初等教育普及率低……我们鼓吹中国向印度学习并不是说抛弃我们自身的优点去学别人的缺点，而是在我们优点的基础上抛弃我们的缺点。我们要看到印度的强大的软实力。两年前牛津大学一个研讨会上的印度官员在国际舞台上信心十足地说到：“今天全世界都在讲软实力（soft power），毫无疑问，论软实力美国全世界排行第一，而排行第二就是我们印度。为什么这么说？大家可以看看《时代》和《纽约时报》上每个星期的畅销书排行榜，看看5年内排行榜上的书作者有多少是印度人，再看看全世界最重要的文化表现场所，看看有多少是从印度流传出去的宣道者……” 过硬的软件设施，多元化的教育体制，宽容的文化环境，独立的法律体系，我们应该睁大眼睛看清楚，这些方面印度是马不是骡子，值得长远学习。
（作者为卡耐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本文根据作者接受本刊专访录音整理，未经作者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