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桥 发表时间 | 2013-05-01 来源 | 《同舟共进》2013年05期
[原题：我做教材是门技术活]
美国风险投资人鲍勃•康普顿曾跟踪中国、印度、美国三国高中生的生活，拍摄了一部《两百万分钟》的纪录片。纪录片播放后，曾在美国引起了不少争议。跟踪拍摄的时间大体是两百万分钟，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和印度的学生基本上是在学习数理化等学科，而美国的孩子则多在从事球队啦啦队表演、校园话剧演出之类的事情。抛开时间量不算，当学生们在学习时，大家都在学习什么，又如何进行学习呢？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让我想起美国教材的设置和选择问题。学习中，我们的互动不外乎材料、老师和学习者之间的互动，后两者很难改变，所以教材的选择和设置，对学生的影响就更为直接。这几年，国内关于教材谁上谁下存在诸多有益的争论，我们不妨看看其他地方的做法，作为一个参考，或许可以启发思维。
怎样看教材的价值观
教材的编写，通常多少会反映采用的价值观。在中国，包括数学和科学学科在内，教材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大。美国的教材，国家层面的“统一”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淡化，要求给不同的意识形态提供相对平等的平台。另外，教学目标是各州制定的，并非从联邦推向地方，这样就减少了从国家层面推行特定意识形态的可能。一个州的教育，可以“自行其是”。
但在 “公民”培养上，各州的目标大同小异。从教材上也能看出美国人对“公民”的认知。我曾在美国小学教材上看到一个《两只狮子》的故事。故事说：森林之王狮子约克很是霸
道，对其他狮子很不好。忽然有一日，约克被猎人抓到了，装在笼子里运到村子。幸运的是，另一只狮子保罗晚上偷偷赶来，给狮子约克“劫狱”了。约克问，我是这么坏的一头狮子，你为什么救我呀？保罗说，大家都是动物，应该抱团一起对付猎人嘛。后来约克回到森林，别的动物看到它都吓跑了，但约克说，大家不要跑，感谢保罗的影响，我已学到教训，往后
不再欺负你们了。从此之后，动物们友好地一起相处。
有趣的是，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版的小学语文课本里，也看到了一个“两只狮子”的故事：狮子妈妈生下了两只小狮子。一只小狮子整天练习滚、扑、撕、咬，非常刻苦；另一只却懒洋洋地晒太阳，什么也不干。一棵小树问懒狮子：“你怎么不学点儿本领啊？”懒狮子抬起头来，慢吞吞地说：“我才不去吃那苦头呢！”小树说：“那你以后怎样生活呢？”懒狮子说：“我爸爸和妈妈是林中的大王，凭着他们的地位，我会生活得很好！”这话被狮子妈妈听到了，她对懒狮子说：“孩子，将来我们老了，不在了，你靠谁呢？你也应该学会生活的本领，做一只真正的狮子！”
两个童话如同棱镜，折射出我们灌输给学龄儿童不同的价值观。美国版的“两只狮子”，关注的是一个欺凌他人的霸王，如何实现了转变，成为一只好狮子。故事让人去思考，要想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必须让高高在上者知道自己的弱点。此外，另一个被强调的价值观是“原谅与妥协”，而不是“不可沽名学霸王”式的赶尽杀绝、痛打落水狗，这一点符合美国基督教文化“忘记和原谅”的主流价值观。第三个价值观是团结和一致对外，是《拯救大兵瑞恩》里所表现的那种不惧被擒而解救同伴的精神。这些观念对儿童来说很有价值，这个狮子的故事，更强调关系的和谐和人改变的可能，这种教育对“公民”的训练颇有现实意义。
人教版的故事里，也折射了不少好的价值观，比如独立生活，对儿童也一样有激励作用。不过这故事更多地强调如何通过个人奋斗实现个人的成功。在很多的小学课文里，我们都能看到这种强调个人成功与发展的倾向，这种成功的一个要素是才智。人教版一年级下册的语文课本里，有连续三篇文章讲到这种聪明才智的作用，如“乌鸦喝水”、“司马光砸缸救人”和“曹冲称象”。如果说美国的教学偶有“反智”倾向的话，如此密集地宣扬个人聪明才智的作用，则有迷信才智之嫌。一些才智平平的学生（占社会的大部分）长大了，才智没增长，也没学到诸如原谅、和解、团结之类的公民功课，这不利于建立一个和谐而高效的现代社会。
选择教材：教师有很大的自主权
美国的教材设置，教育管理部门很少干预，基本上由市场来定。在高校，由于学术自由方面的考虑，教师对教材的选择有很大的自主权。不但各个学校的选择不一样，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系，两位教同样课程老师的选择都有可能不同。通常情况下，系主任只管安排教学任务，选什么教材基本是老师的事。因此，很多出版商都会预先给老师邮寄“非卖品”的样本教材，让他们去选择。有一些老师甚至什么教材都不推荐，用自己的“选本”。这种自己编辑的选本，同样可以拿到学校的书店去当教材卖，这也是知识产权给老师们带来的一点零花钱。
这种做法放到高校，可以是个小小的招标过程。而在中小学，这个过程则更为严格、复杂。美国各州的教材选用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分州选用, 一种是学区选用。后者的过程和标准与前者大同小异，只不过选择权从州教育管理部门下放到了学区。分州选用模式下的各州，结成了一个松散的协会组织，叫“分州教学材料评估协会”，相互协作，共同研究，形成相互取经的平台。
各州的教材选择，还有更进一步的规定或标准。通常有教育专家、教师、家长甚至学生参与的“选用委员会”，按照特定的周期，让教材供应商竞标，由委员会对教材进行评估，然后选择合适的教材。这中间腐败的可能性相对较小。抛开法律规定不论，该委员会只负责评估和选用决定，后续的采购由各学区自己完成。这和医生开处方，病人去独立的药房买药是一个道理。
有一些州，如加州和德克萨斯州，甚至对教材的重量都有法律规定。由于这些教材内容详尽，纸质优良，每一本教材都厚得像砖头，这对学生的身体健康不利。笔者所在的俄克拉荷马州的小学，老师通常不让小孩带教材回家。每次都是把教材上复印的作业等材料让学生带回，而教材放在学校里。我女儿上初中，在她的学校里，教材放置在教材室，学生可以在学期开始时借回去，学期结束归还。因为这些教材都很昂贵，每本一两百块，费用由纳税人支付。在使用期内（通常为五六年），这些教材是循环使用的，然后委员会会再次招标选择，以确保教材跟得上学生和社会的变化，能继续使用下去。
从卖教材到卖资源：把老师解放出来
教材的招投标竞争，让出版商变得神通广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出版商几乎担负了半个教师的职责。很多老师选择了教材后，出版商还一并提供教学用的PPT讲义、测试题、教学录像等。有的教材出版商甚至提供整个网络课程的电子包，从教学内容、测试到讨论题，应有尽有，老师将这种电子包下载到自己的课程管理软件中，然后按需定制，不需要在搜集材料上花太多功夫。这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老师的时间和劳动，让他们可以对教学内容“深加工”，可以花更多时间辅导学生，开展一对一互动，让教学效果更上一层楼。
很多教材供应商卖的已不是教材，而是教学资源。所有大教材出版商，如培生公司，其网站上都有“教师资源”区，让选购其教材的老师去浏览、下载与教材相关的各种材料。由于材料充分，很多时候实际上是出版商把老师的活给干了。有些出版商由于资源充分，已经可以独立去做课程管理软件。这种做法，也符合美国教育管理部门的要求。美国教育部的教育技术计划，就呼吁通过技术手段改革教学。加州可能走得更远，甚至让高中全部选用电子教材。对于财务问题严重的加州政府来说，这是开源节流的方法之一，但电子教材的应用，也深刻改变了教学和学习的习惯。在我们这边的中小学，老师动辄给学生提供网上学习资源，有一些对学生非常管用。比如做加减乘除，我儿子喜欢上网做相关游戏。而记忆美国各州州名和首府这种枯燥的活动，网上也有很多相关的游戏练习，让孩子们不知不觉去复习。美国在家教育是一个以百万计的大群落，他们对这种教学资源非常倚重。
从做资源到做设计：出版商奇招迭出
这些出版商不但在做教师的部分工作，总有一天，我们这些课程设计人员的饭碗也会给抢走。在提供教学内容资源的同时，各出版商也在做教学设计的工作。比如美国的“9•11”事件，应该说很不好教，毕竟是当代事件，一些后续行动还未完结，尚不能盖棺论定。但我发现，各出版商在教学方法上奇招迭出。比如Cengage Learning公司的“9•11”事件网页上，有适合中学社会研究、文学甚至数学和统计的各种学科学习的材料。因为“9•11”事件后针对伊斯兰教徒的种族成见有所抬头，在统计部分，学生可以通过“种族扫描”学习相关数学和统计知识。文学课老师可以从里面找到与“9•11”事件相关文艺作品的题材。而针对“社会研究”课程的教学，设计更为复杂，连教学活动都给设计好了——是一个名叫“模拟联合国”的练习，分成个人和集体活动两个部分。在个人活动阶段，学生需要研究各国对“9•11”事件的反应，以及这种反应的由来，对于美国受到袭击后发动阿富汗战争的态度等。各个学生代表的国家都不一样，比如有的代表俄罗斯，有的代表中国，有的代表美国，有的代表法国，有的代表阿富汗。最后老师在班上举办“模拟联合国”，让各国学生分别发言并展开辩论，比如“美国的阿富汗战争和战俘政策，有无违反相关国际公约”等。学生必须各自独立地展开研究，充分展示“9•11”事件后国际反应的全景。
这样的教学内容，在培养方向上，轻事实和知识，重视高端技能，例如创造性思维、判断与决策、沟通、信息使用和评估、媒体分析、独立研究、项目管理等。我曾在拙著《知识不是力量》中介绍过，美国的教学受到布鲁姆的教学目标论影响很大。布鲁姆将知识分成知道、理解这种低端技能，和“分析、综合、应用、评估”等高端技能，虽然二者需要并重，但从中国教材的现实看，我们似乎过于偏重“知道”和“理解”方面，而对一些高端技能强调不足。
由于教材供应商把教案也给做了，教师在从事相关教学设计时容易得多。老师根据教材提供的材料和资源，设计了各种新奇的教学。例如一位历史老师设计了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游戏，让学生去模拟决策，比如如果不去刺杀斐迪南大公夫妇会有什么结果。还有的学校，甚至让学生去模拟肯尼迪时代的“猪湾事件”，以学习当时的历史。
类似的学习，在中国的中小学里很罕见，那种“9•11”后的“模拟联合国”，恐怕一些国际关系专业的大学阶段课程里才会有。因此我们也不能说美国的中小学学习如何简单轻松，他们无非是在技能和思维培养的侧重上和中国不同，而这些技能和思维，中国的孩子一样需要，只不过没有得到充分开发而已。
作者系旅美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