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 | 张天潘 受访者 | 张柠 发表时间 | 2013-05-01 来源 | 《同舟共进》2013年05期
漫画|李永秋
[原题：语文的重要功能是让学生热爱母语]
语文教育是一直以来备受关注与引起争议的社会话题，因为它涉及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文化基石——语言与文字的教育与培养，更是文化传承的重要环节。可事实上，大众对语文教科书的不满由来已久，批评的声音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从未中断。为此笔者专访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化批评家张柠，他同时也是一位中学生的家长，对语文教育有着理论与切身的双重感受。
语文教材要传递积极的价值观念和“正能量”
张天潘：为什么相较其他科目尤其是理工科而言，语文会成为众矢之的？这背后反映了什么现象？
张柠：其他学科教材的内容都是固定的。理工科通过公式来表现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而语言文字所呈现出来的作品，却有许多不确定性。而且语言是有时代性的，除了某些古代语言，我们称之为死亡的语言外，当代语言是非常活跃的一个领域。人文教育跟科学教育的不一样之处，在于它总是指向当下，最终目标是训练学生运用母语的能力，以及用母语表达当下人的精神状况。尽管我们的语文教材一直在变，但它的总体编排和教学模式没有变。
20世纪以来，一百多年的新文化成果，是否在我们的语文教育里得到了落实，这是值得怀疑的。我们很多学生高中毕业后还不会写文章，即便考上了大学，依然不会。要知道在中国文化里，知识分子首先要会写文章，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现行语文教材偏重于应试，应试考试有标准答案，而人文学科尤其是语文，是不应该有标准答案的（语法基础知识的部分除外）。我的孩子从学校回来转述老师对文章的阅读理解，跟我的想法相差太大了，它给出的那套程式化、模式化的东西很可怕。将这套东西灌输给学生，产生的效果就是，本科生在一、二年级时，需要重新清理他们从中学语文教育得到的东西。
张天潘：曾有学者总结语文教材的“几宗罪”，如课文选编的意识形态味太浓、选文水平偏低、教育方式僵化、随意篡改原文文意等，您觉得语文教材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张柠：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语文课本对文章的选择，附带了太多意识形态的东西，不是以文章的美为标准，而是以是否政治正确为标准。古代文学部分可能会选一些比较漂亮的如唐宋八大家的文章，还有《古文观止》里的一些名篇，但一到现当代文学，便偏重于意识形态的灌输和宣传，而实际效果又不一定好。
中学教育里有一个顺口溜 “一怕学古文，二怕周树人，三怕写作文”，为什么怕？就因为学生不喜欢，但考试又离不开这些。早些年的语文教材里，鲁迅占的篇幅比较大。鲁迅确实是20世纪文学与文化的一个标杆，但他的一些篇目是否适合中学生阅读，仍存在争议。鲁迅的批判性非常强，他的立足点是文明批判和社会批评，他下的是猛药，而非人文营养。将鲁迅的某些文章从教材中抽去，也有其道理。
文章选择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今教材的篇目分为三大块，一为古典文学，二为外国文学，三为20世纪现当代文学，但这三者之间缺乏统一的价值观念。中国古典文学是以古代文化的价值观念作为支撑的，外国文学凸显的是文艺复兴以来“人本”的价值理念，而中国现当代文学，我们习惯于将它定位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逻辑框架里面。这种政治思路导致我们选文章时，一定要选能体现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进步性的文章。但这套价值理念，跟西方文学和古代文学的价值观念又是冲突的，这使得学生高中毕业后，不知道语文到底要学什么，是古代“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观念，还是西方传递过来的“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还是其他？学生不知道，老师也不知道。学生对人文教育没有整体而明晰的概念，于是便对语文课失去了兴趣，仅剩下应付考试。
前些年民国教材的热销，我觉得正是弥补了这个缺憾。我专门研究过民国教材，也买给我儿子看。
张天潘：您看完了民国教科书有什么感受？
张柠：那里面的语言特别精细漂亮，既有古典文学所传递的一种积极的价值观念，同时也有现代白话文里的一些“正能量”的东西，比如爱美、尊重老师和长辈，也没有人为地将人分成三六九等，更没有所谓“革命的”和“反革命批判”等内容。我觉得教材特别是小学和中学语文的教材，还是要传递积极的、温柔敦厚的东西。
张天潘：也有一些人说，现在的语文书看下来，感觉跟政治课本差不多，有太多道德说教的东西，这对语文来说应该也是个大问题？
张柠：我们前面所讲，围绕的都是这个问题。“文革”期间对于古典文学的学习，也是为满足意识形态的要求，比如尊法反儒，把法家抬到很高的地位，比如说秦朝的酷吏和酷政是合理、合法的。所有的外国文学、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若都用一套意识形态的话语去解释的话，原著本身的丰富多样性就被阉割了，学生无法读懂一个文本所隐含的价值内容。我们教育的目的，其实是要训练学生面对一个有着多样性信息的文本，能够贴近它、把握它，若是把一个复杂的文本简单化、主题化、中心思想化、意识形态化，那文本可爱的面目全没有了，就变成了干瘪的社论或文件了。教会学生如何把握和呈现语言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是美学规范的基本要求。
现代人对母语的感情非常薄弱
张天潘：您觉得什么是语文教育的核心理念？或者说语文教育最本真的职责是什么？
张柠：语文教育首先要培养人对母语的热爱，这个太重要了。在传统农耕文明迅速崩解的今天，我们民族（多民族）的共同性在哪里？能带给人们认同感的，不外是宗教信仰，还有日常使用的母语。所以语文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让学生热爱母语、使用母语，并能够用母语优雅地表达思想。但我们的学生普遍不怎么喜欢母语，反而喜欢火星文，喜欢游戏语言，喜欢英语。怎样才能让他喜欢？第一，要挑选母语里面最美、最好的文章给他；第二，通过老师讲解激发他的兴趣。如果老师讲完后他喜欢母语了，那说明我们的教育是成功的；如果他本来不喜欢，讲完后依然不喜欢，那教育是失败的；如果他本来喜欢，讲完后反而不喜欢，那就更失败了。
现代人对母语的感情是非常薄弱的，甚至没有感情，仅仅将语言作为信息传递和交际工具而已，我们对母语本质、精华的那一部分没有敏感性，感受不到母语之美，心里没有沉甸甸的东西压住，因此轻轻地飘在这个文化的表层。一个搞笑的段子，一个网络的穿越、盗墓小说，一部庸俗的下三滥的作品，就会把他“拐”走。
张天潘：在语文教育中，除了人文素养的培育外，还有基本语法知识、基本技能的训练，应如何协调这种人文性和工具性？
张柠：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语言除了刚才讲的人文教育的内涵及审美的东西外，毕竟还是一个工具。当它承担工具的任务时，就涉及对问题判断的清晰性和有效性了，这时的重要性不在于语言的自身魅力，而在于语言使用过程中逻辑的清晰性。对逻辑清晰性和概念周延的培养，是我们教育的一个缺憾。平面几何、三角函数等，实际是在训练逻辑问题，但我们的语文教育却是在拆卸逻辑——当我们需要清晰的逻辑时，要用语言的人文性和审美性来替代；当我们需要审美时，却又要用逻辑来替代，完全是错位的，这个很可怕。
在公民语言培养的过程中，要求讲究语言的逻辑清晰性，即通过语言来呈现公民逻辑的清晰性和准确性，但语文教育又不行。比如说暴力，中学语文教材里有很多关于暴力的内容，暴力又被赋予了革命的合法性，当情感和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在不合适的情况下，切入语言的逻辑范畴，就会导致学生价值观念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