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学良 发表时间｜2008-03-04 来源｜南方周末《名牌》杂志
一个人上大学，特别是上好大学，他的收获并不仅来自那些名教授，还来自他的同班同学、同届同学以及校友们。
法国大社会学家杜尔凯姆曾经说过，一个人上大学，特别是上好大学，他的收获并不仅来自那些名教授，还来自他的同班同学、同届同学以及校友们，而且后者至少不会少于前者。这是我在哈佛大学的切身体会。
有很多学生家长来问我，现在有了网络技术，可以远程教育，还有必要花那么多钱送孩子到国外去上大学吗？我就讲，到国外去上一所好的大学，不仅是从老师那里学知识，更重要的是身边潜移默化的氛围。
我到哈佛的头两三天，就有人告诉我：中国社会科学院来的一位访问学者，受不了哈佛的压力，从三楼跳下来，没有摔死，成了终生残疾，回国后过得很悲惨。哈佛周围是不允许建高楼的，住宅楼最高三层。中国留学生告诉我，到哈佛读书是非常辛苦的。我在哈佛的那几年，尤其是头两年，受的苦是无与伦比的。
我在哈佛最好的朋友是卡尔（Kal），就平辈相交而言，还没有任何人跟我的友谊胜过他。在当时我们这一层学生宿舍的24个学生中，他的年纪最小，一头金发，皮肤非常白，比一般的白人还要白，带着近视眼镜，一看就是聪明得不得了的人。每天晚饭后，我就会关在房间里辛苦地读书、写笔记或写文章，一般都会工作到十点半以后。卡尔的房间和我的斜对门，一般到了十一点以后他就会敲门来看我，每天如此。我老觉得他是有什么事才过来。当时我的英文口语很差，不会用英语说委婉的话，就问他：“卡尔，有什么事吗？”他用了一个非常委婉的句子：“Ijust come for sociable.”中文直译是“我来是为了社交的。”但sociable更隐晦的意义是朋友之间的交往、关心。但他又不能直接讲我来是为了关心你，在美国，这样说就证明你生病或出问题了。卡尔让我知道身边还有一个小兄弟，时刻挂念着我。这让我很是感怀。
我在哈佛的那几年，每天唯一能够放松一下自己的，就是从哈佛北园走五分钟路到哈佛园，然后从哈佛园里再走两三分钟，从哈佛园南边穿出去，到哈佛广场，在那里的报刊亭买一份中文报纸。这个报刊亭已存在几百年，虽然很小，但全世界各种语言稍微像样一点的报刊，都可以买到。
卡尔曾经送给我一个玉石做的古董烟灰缸。后来医生对我说：“你现在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是抽下去，一条是活下去。”我决定要活下去。卡尔就把这个古董烟灰缸砸了，我本来还不大舍得，他说砸掉的理由就是让我没有任何吸烟的借口。
卡尔是一个非常有天分的人，但我不敢用天才这个词。他拥有天才所有的素质，就只差一点：坚持的力量。因为他的才能、兴趣太多方面了，总不能约束住自己。卡尔生于纽约一个犹太人家族，父亲是当地最著名的犹太教会里的拉比（Ribi，犹太教会的长老）之一，出身背景是非常传统的。他从小在家里很少讲英文，主要讲希伯来语和意弟绪语。卡尔的几个哥哥都是美国名牌大学毕业，一个叔叔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名教授。但由于哥哥、堂兄们都上的是最赚钱的专业，例如医学、法学等，卡尔偏形成了反叛的精神，非要找一个最不赚钱的专业，结果选中了人类学。
人类学不赚钱的含义有两个。一是人类学的学习时间很长，一般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好的大学读人类学，除了在美国本土学两三年的课程外，必须到第三世界做所谓的“田野调查”（fieldwork），和当地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祭奠。这个阶段大概要持续三五年。回国后，还要花三年来写论文。所以人类学常常要读上十年。二是即便十年读下来，花费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还不一定找得到工作。我在美国那几年，连续三四年，全美大学招收人类学新教员的人数是零。
就这样，卡尔有意带着反叛心态选择了这样一个最不景气、最远离商业社会的专业，进入了哈佛大学。
进入哈佛的第一年，周末时卡尔就经常对我讲，他和在纽约念书时的一帮好朋友，每两三月就会去大西洋城赌钱。因为他们原来都是学数学的，博弈论学得最好，去赌钱很少输的。但他们也不以赌钱为业，每次只要把两三个月生活费和来回的路费赢够了就收手。“丁，你跟我们去赌吧！”我当时有点半信半疑，还去问过一些人，有数学系的人告诉我，一些数学天赋非常高的人，在赌场上确实赢多输少。
于是我就有点动心，我问他要带多少本金去赌，他说一般不会超过100美元。于是我准备了260美元：100美元本金，100美元交通费，50美元吃饭，加上10美元，为了凑个吉利数。但最后还是没去成，主要原因是我实在太累了。我周围的同学都很聪明，在那种竞争的环境下，像我这样的中国学生，语言又不行，时间实在是来不及。要是有时间，我一定要跟卡尔去赌。卡尔每次回来都会跟我讲，这次赢了400美元，这次赢了300美元，最少也赢过200美元。
卡尔不单数学好，他的语言天分也很高。他在美国出生美国长大，英语自然不用说，在家里大部分讲希伯莱语、意弟绪语，同时他学了日语，又学了德语。他的俄语也还凑合，法文也懂一点点。在哈佛修好了课程，卡尔对我说，其他人都跑到非洲、拉丁美洲去做田野调查，他非要走一条不同的道路。最后，他选择到日本去做人类学。一般来说，一个国家都市化程度越高，原始的部落就越少，可做田野调查的范围就越小。卡尔不但选的国家独特，他选的专业分支也很独特，他选择做都市人类学的研究，在日本研究传统文化同现代医学之间的关系。他把现代社会里资源最丰富的领域，同人类学最古老的传统联系起来，这是非常聪明的。
尽管卡尔在日本的研究做得挺不错，但他恨日本人。这大概有一半是我的关系，我不断给他灌输关于日本的负面信息。不仅是日本当年侵略中国，我还特别讲我和日本人接触，发现日本人的心态狭隘、排外。而中华文化还是有不少多元文化的东西。卡尔到日本后，发觉就像我所说的那样，和日本人打交道，总是进不了人家的圈子。卡尔一次和他女朋友外出做田野调查，忘了及时交房租，等回来时就发现行李已被房东扔到了院子里。这件事让他觉得日本社会一点都不宽容，一点都不理解人，一点都不人道。
卡尔后来在以色列教了两年书，在住处亲眼目击了以色列前总理拉宾遇刺。他把目击的东西和反思用英文写给我，他的英文美得不得了。现在已经写了两部小说，马上就要出版。目前，卡尔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的密尔沃基校区人类学系任教。(丁学良口述，周筱、李胡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