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我们为什么要维护或不维护学术规范？

在“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显” 的时代，官僚化潮流将使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对重要性的任何感受能力消失殆尽。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根据现代社会的平庸性质，李泽厚预言：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显。本世纪的最初10年，权力的败坏不可避免地导致生活世界各领域的败坏，最后一个最高级的领域——它涉及人的本质（自由或创造的能力）——是思想与学术领域的败坏。最近，颇具讽刺意味，我的一位最初因“学术凸显”而获得两项旨在建立学术声誉的奖励的朋友的学术声誉，因尚待核实的抄袭行为而变得十分可疑了（本网注：指汪晖事件）。 

在由此引发的“大众－媒体”（大众与媒体的共生演化）的批评浪潮中，尤其是由海外许多声援者签名维护我那位朋友学术声誉的文稿，让我看到远比这一事件本身更令人深思的生存状态——首先，它的一般特征是思想能力的缺失，阿伦特称为“平庸之恶”。其次，它的中国特征在于，它是以精英身份维护着的思想能力的缺失。恰好是这一特征，或许部分地解释了，在今天，为什么“大众－媒体”只能满足于平庸，以及为什么我们的政治领袖不可能领悟真正的重要性从而我们只能满足于平庸的政治，而“平庸的政治”根本就不是政治。 

我将怀特海晚期试图通过演讲集《思维方式》传达给他的子孙后代的感受，概括为“怀特海三段论”：在任何理解之前，先有表达。在任何表达之前，先有对重要性的感受。“思想”和“学术”——这是我的理解——前者更偏向于“对重要性的感受”，后者更偏向于“表达”。有生而知之者，则不必有表达，直接有了关于重要性的感受和理解。有学而知之者，则必须有表达才有对重要性的理解。 

社会仍有分工，仍有学术和学术规范，为什么我们要维护或不维护学术规范？我认为这是一个只有在特定情境内才可能有正确解答的问题，这类问题的解答，我称为“情境依赖”的解答。绝大多数真理都是情境依赖的。 

在一个社会里，或更典型地，在一个学术共同体内部，如果学术规范的维护可使共同体的成员们对生活世界里那些具有真正重要性的问题更敏感，也就是说，增强了群体对重要性的感受能力，那么，规范的维护就是重要的。否则，就是不重要的。 

真正重要的问题，在中国思想传统里，借用我喜欢引述的梁漱溟的表达：其一是人生问题，其二是中国问题。在这样表达了“重要性”感受之后，我还喜欢引述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威廉姆·詹姆士关于“问题”的界说，我扩充为“问题三要素”。 

既然生活，就不会没有困惑。为缓解一件事情在我们情感里引起的困惑，如果只有一条求解途径，则不是问题，因为我们别无选择。所以，问题的第一要素是：如康德所云，两个同样有力的原则相互冲突。其次，这些相互冲突着的解决原则，偶然将你而不是将其他人，逼迫到无路可走的境地。这是一种存在哲学的看法：不在冲突中升华，就在冲突中沉沦。这样的问题，只属于你而不属于其他的人。于是它是“非你莫属”的问题，它在你心中而不在其他人心中激发了使命感（或宿命感）。这是问题的第二要素。最后，问题的第三要素：这一非你莫属的问题必须在某一学术传统之内有意义。换句话说，在你之前，或许数百年或许数千年，它曾成为至少一人试图求解的问题，并被保存在称为“学术传统”的共同体记忆中，成为你的学术资源。 

韦伯与詹姆士关于重要性的感受，都是最敏锐的。根据韦伯的感受，当代社会的知识困境在于：学术而缺乏思想，专家而没有灵魂。导致了这一困境的，是19世纪后半叶以来日益严格的大学分科制度和理性社会的官僚化。 

哈耶克的老师米塞斯在其名篇《官僚体制》中说：“……在官僚化潮流中，情况完全不同。政府职务不给个人才华和天赋提供施展机会。管制宣告了开拓精神的厄运。年轻人对自己的未来不再抱幻想。他知道为他做出的安排是什么。他将在林立的官僚衙门中谋得一份工作，他将成为一架庞大机器上的小齿轮……官僚技术的日程表将摧残他的头脑，束缚他的双手。他将享有安全，但这种安全是铁牢囚徒享有的安全……他将永远是一个由别人照管的人。他绝不会成为一个依靠自己力量的真正男子汉。他战战兢兢地仰望巍峨官府，在那里面耗尽自己的生命。” 

不难想象，这样的生活，在它统治的领域并随着这一领域的迅速扩张，将使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对重要性的任何感受能力消失殆尽。伴随这一过程的，是普遍的平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