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中国大学校庆何以如此之滥

自上世纪90年代始，随着大学合并、改名、升格和扩招之风狂飙，又掀起了一股大学校庆热潮。翻开报纸，一个又一个大学校庆公告，真让人目不暇接。依照我国惯例，国庆、校庆厂庆等，都是逢五逢十庆祝的，依此而论，2011年是清华大学建校百年纪念，在校园内举办一次隆重的校庆活动是完全应该的。可是，清华大学利用其独特的资源，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校庆，遭到了普遍的批评，这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尽管如此，我国大学校庆热依然没有退烧，而且一浪高过一浪。一般，提前一年发出公告，有的甚至提前三年，每年发布一个公告。据统计，仅2011年头5个月公布的已经或即将举办校庆的大学就有42所，其中百年校庆（含百年以上）的7所，90周年校庆两所，80周年两所，70周年5所，65周年1所，60周年20所，40周年3所，10周年两所。到年底，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大学举办不同校龄的庆祝活动。看了这个不完全的统计，就不难得出我国大学校庆泛滥的结论。此外，还有建校的校庆，合校的校庆和迁校的校庆，花样不断翻新。为什么40年、60年、65年、70年、80年和90年都要搞校庆呢？也许有人会说按照中国历法，60周年是一甲子，是个值得庆祝的校龄，但40、65、70、80和90周年的校庆又怎么解释呢？这样频繁地搞校庆，不是搞形式主义又是什么？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外那些著名的大学并不重视校庆的形式，像我国这样兴师动众搞校庆，也绝无仅有。例如，拥有900年历史的英国牛津大学，曾经培养出了4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2位圣人；培养了英国6位国王和世界7个国家的11位国王；走出了86位大主教和18位红衣主教——无论在科学文化或在政治、宗教领域，都深深影响着英国乃至于世界部分国家。牛津大学完全有资格借校庆吹嘘这些非凡的成就，可是查其官方资料，几乎没有举办过像样的校庆活动。对此，牛津大学副校长W.D.Macmillan的解释是：“由于历史悠久，建校之日已不可考，故此牛津大学未举办过校庆。”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对学术和对真理执着的追求，让牛津远离媒体宣传，拒绝铺张浪费的形式主义。

1986年是美国哈佛大学350周年校庆，时任美国总统里根表示，他有意在校庆时作现场演讲，并希望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可是，校长博克没有向里根发出邀请，明确表示：“无意奉承总统的虚荣心。”如果是在中国，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另一方面，中国官员中诸多的假博士学位证书，不都是由各个大学颁发的吗？

有人说，东西方文化不同，在中国已经形成了校庆文化。果真如此吗？日本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当属东方文化，可是日本大学也没有像中国大学这样搞校庆的。例如，京都大学创建于1897年，仅比我国北京大学早一年，可该校已拥有12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日本获诺奖者总共17个）。为什么京都大学会有如此骄人的成就呢？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该校具有“反骨”精神，它的形成还有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1933年京都大学法学部教授泷川幸辰对于日本关于“通奸罪”的条款提出异议，因此遭到日本文部省的打击，要求校方将泷川教授免职，但校长不服从。后来，文部省强行将泷川等教授免职，校长也易人。可是，法学部全体教授以辞职抗议，学生的抗议活动也随之爆发。这是震惊日本的泷川事件，显示了京都大学师生与官僚体制激烈抗争的精神。20年之后，泷川成为京都大学第15任校长，抗争精神也就成了京大的光荣传统。二是务实和求实的精神。京都大学的前身是1869年建立的第三等学校，1897年以第三高等学校的法学部和工学部为基础，成立了京都帝国大学，但该校并没有把建校时间追溯到1869年（这样京大建校的时间就提前了28年）。如果在中国，那一定是要攀延的，即使绕过九曲十八弯，也要把校史尽可能地提前，以满足虚荣心。像今天我国某些“百年老校”，除极少数几所外，其他的大多名不副实。这种恣意伪造和篡改校史的做法，是与大学务实求真的精神背道而驰的。例如，我国某大学把创校时间追溯到1902年创办的垦牧公司附设的农学堂，现已发出第一号公告，将于2012年举行建校110周年的隆重庆祝。把当初几所中等专科学校作为大学的创始时间，完全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说明专升本的思想根深蒂固，这也是我国现在不少“百年老校”攀延校史的思路。领导人有了这种浮夸的思想，怎么可能树立严谨的学风呢？

1997年京都大学百年校庆时，一位台湾作家正好到京都度假，乘兴到京大游览，一睹百年校庆风采。令这位作家吃惊的是，整个校园没有华丽的布置，也没什么庆典，仅在一张简陋的海报上写着：“京都大学与殖民政策——反省百年京大犯过的错误。”将京都大学与我国大学豪华的校庆对比，就不难解释京大获得众多诺贝尔奖的原因，也由此说明了我国大学为什么没有诺贝尔奖零的突破。因为京大追求的是高深的学问，探求真理，有传统的抗争精神；而只比京大晚一年建校的北京大学，如果不秉持独立、自由和民主的精神，不从根本上革除实用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歪风，恐怕再用一百年的时间，也仍然达不到京都大学今天的成就。

我国大学仅有百多年的历史，在解放前没有兴师动众的校庆，在上世纪80年代，也没有像现在这样频繁地搞豪华校庆的作派。很显然，我国大学校庆热是与大学合并、升格、改名、“建一流大学”、扩招等浮躁和浮夸风相适应的。据报道，北京还创办了一份《中国校庆报》，各媒体关于校庆的广告和宣传报道，对校庆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事实绝非像有些人所说，中国已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校庆文化，恰恰相反，这是一种形式主义歪风，必须坚决予以遏制。

那么，为什么大学校庆在我国会如此之滥呢？我以为主要原因有四——

首先是形式主义歪风作祟。形式主义在我国既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又有文化和思想上的根源。在文化上主要是方块汉字所体现的象思维方法（仅从形式上看问题），思想上主要是受唯意识形态论的影响。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告诫：“要防止形式主义误党误国。”他还尖锐地指出：“形式主义害死人。”大学改名、合并、升格等浮夸风，都是追求形式主义造成的。在英文中，university与college都是指高等教育机构，显示不出大小与高低之分；而在中文里，大学与学院就有大小和高低之分了。于是，除了受到歧视的民办学院，一哄而起把学院统统改成大学了。可是，在国外诸如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达特茅斯学院、威廉与玛丽学院和法国高等师范学校等，都是世界顶尖的大学，谁也没有觉得自己低人一等，需要将学院改名为大学。形式主义害死人，我国大学出现的混乱局面，不就是追求形式主义造成的吗？

现在大学的校庆热，也是一股形式主义歪风，只要看一看各大学搞校庆的老套路就一目了然了。都要发几次广告，都要搞倒计时，都要请名人和高官捧场，举办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或高峰论坛），拍摄专题宣传片，印制豪华画册，制作精美礼品，借机大肆吹嘘学校的业绩。遗憾的是，我国大学尚没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没有国际公认的学术大师，更没有世界公认的科学学派，否则便要把牛皮吹上天了！

其次是受政绩观的驱使。为什么庆祝了50周年校庆又要举行60周年校庆呢？离百年校庆已不遥远，为什么又要举办90周年校庆呢？原因是当政的大学领导们，受到任期制的限制，等到百年校庆，他们已不在其位了，故利用90周年宣传自己的政绩。这是心照不宣的事，明眼人都能猜透他们的心态。古训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百年大计，绝对需要的是殚精竭虑地做事，一所名校都是集一代又一代学者心血而成，需要长期的学术积累，绝

非一人之功。那些醉心于搞“形象工程”，以建立个人政绩作为高升阶梯的官员们，与“成事不必在我”的思想境界相比，显得多么渺小！

第三，财政上的大锅饭体制。这也是导致豪华校庆的原因之一。在我国高校体系中，公立大学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它们都靠国家拨款。这是一个大锅饭的财政体制，办学者们既不需要筹措经费，使用经费也不受董事会的制约，可以一掷千金举办豪华校庆，即使举债办校庆也在所不惜，反正都是国家为其债务买单。我国大学2500亿债务，就是这种大少爷作风造成的，这难道不需反思和追究责任吗？

第四，是在抓教育改革上的不作为。我国高等教育问题成堆，群众怨声载道，为什么不把主要精力用于抓教育领域的改革？说到底，这是当今大学领导者在教育改革上不作为的表现。我国有句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把这话延伸一下：内行抓门道，外行抓热闹。举办校庆就是一项热热闹闹的活动，只要有钱、有人，不愁搞不起来；抓教育改革就不那么容易了，需要富有改革精神，要懂得教育的规律，要深入调查研究，要身体力行进行改革的试点，还必须面对改革失败的风险。搞校庆活动既不能提高教学质量，也不能提高学术水平，实在是劳民伤财的事，正因如此，国际上崇尚务实求真的国家少有举办校庆活动的，而追求形式主义的敝国高校，才对大操大办校庆趋之若鹜。我国大学的领导者，至今没有意识到校庆泛滥的问题，还在互相攀比，这是非常可怕的！

有鉴于此，我国大学校庆热必须降温，尽快回到常态。国家应通过高等教育立法，或由大学管理章程规定，只能50和100年（以后类推）才能举办校庆。大学的校庆必须围绕着学术开展，重在反思学校工作的错误和失误，倡导开展各类学术争鸣，广泛听取师生和校友的批评与建议。在平常年份，把校庆日变成开放日和接待日，成立一个接待组，接待回校参观的各个时期的校友，引导他们参观和寻师访友，实事求是地介绍情况，听取他们的批评和建议。我相信，采取这些措施，既可以恢复实事求是的学风，又能使校庆有利于学校的建设，何乐而不为呢？

作者系武汉大学原校长、教授，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