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学伟：我们的时代与我们的困境

新考入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同学们，今天我很有幸被邀请做一个演讲。我本想将此讲演题目定得很宏大，比如什么民族大义、大学的逻辑、什么学术的使命、 新时代的精神之类，但觉得这好像是校长的讲演辞，与我一个普通教师身份不符，但如果我讲得很具体，什么报到注意事项，新生入学须知，又好像代替了辅导员的 工作。再加上你们不在一个系科，年龄有距离、学历差别也很大，所以讲什么就很犯难，只好含糊其辞地讲讲我们大家都能触摸到的一个话题：“我们的时代与我们的困境”。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感想，有许多说法没有仔细推敲。

在当下，我们大家从四面八方走到了一起来了，但不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毛泽东当年在《为人民服务》中曾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今天的我们虽也来自五湖四海，但却未必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想我们的目标不同，是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回顾以往岁月，中国的大学 始建于晚清，那时的大清王朝已摇摇欲坠，士大夫们发出了师夷之技以制夷，他们废除科举，通过办大学来学习新学，我们从中能看到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五四前后 的新文化运动，使得中国的大学变成了新思想的摇篮，中国向何处去，最先在大学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梁漱溟、辜鸿铭等一大批学者，有 的成为第一代革命家，有的开辟了实践性的道路，有的顽固守旧，我们从中能看到革命与改良。另一方面，大学也造就了学术界的巨擎，如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 等，他们将中西文化融为一炉，成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大师级人物，我们在他们身上能看到“中国学者的使命”。可见那时的大学是新知识启蒙的圣地，是中国新 文化建设的摇篮，直至抗日战争的爆发前，中国大学颇具规模，人才辈出；当抗日烽火燃烧了整个中华大地后，大学作为知识的传播地，大大激发了学生们用科学、 实业、知识报效祖国的热情，在学习条件非常艰苦的情况下为振兴中华而学习，我们在其间还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中国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特别是在西南 联大，那个时候哪有什么教学实验大楼，更没有什么电梯、空调、投影仪之类的东西，但我们从中能看到灵魂上的东西。1949年后，中国的大学的目标也很明确 的，只是太政治化了，政治化到了取消考试，只接受工农兵学员的地步。改革开放，恢复高考，被文革耽误了整整十年的优秀青年纷纷考入了大学，那个时候你不用 告诉学生他们的目标是什么，每一位学生也很清楚，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因为他们知道祖国的召唤是什么，自己将来要去做什么，当时的祝酒歌词是这样唱的：为 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愿撒热血和汗水。我们在座的老师里面就有那个时候上大学的，他们的感触一定很多。但是，在改革开放30年后，当学校的大楼盖了一群又一 群，地划了一片又一片，学校并了一所又一所后，当大学开始扩招之后，当精英教育转向平民教育之后，我们的目标开始迷失了。我们还是想着要读大学，但我们并 不清楚上大学的目的所在。大学对今天的学生而言，或许是一个饭碗的准备，一种职业上的考量，一种文凭社会的要求，也残留着学术的追求，结果还不尽如意；对社会而言，它也许是一个培训基地，或是解决就业的蓄水池，抑或是出资让学者提供政策服务的机构。这个时候中国大学的目标已经模糊不清，学西方，革命，改良，启蒙，学问、救亡，奔共产，为四化，都不提了，现在干吗，不清晰。如果一定要说有目标，或许就是大学排名，争一流，当然，这也只是几所大学的事。这事 看起来很了不起，要赶超世界了，但我认为这是一场知识的大跃进，把亩产万斤，改成了年产多少篇论文，招收了多少万学生。

你们正好生长在这个时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所积聚的激情正在迅速消退，市场化导致了拜金主义，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失地、进城打工与下岗是下层人民的生活写照，而一批官员和上流社会开始醉生梦死。我在EMBA班上课时问过一个有钱的老板，你这么年轻就这么有钱，下面做什么，他回答，等死，我想另一个答案 就是更加有钱；另外，中国的自然环境受到严重的污染与侵占；发达国家把中国放到了他们的生产线上，用廉价的劳动力来生产不廉价的商品；再者，假冒伪劣和侵 权现象严重；还有，当文化价值在被冠以后现代、后工业、后殖民后，越来越有了娱乐化的特征，年轻人对所有的东西包以搞笑的姿态，而发达的通讯与传媒放大了搞笑的后果。许多人在做明知不能这样做的事情。80后与90后年轻人被看作一种特有的符号，好像包含了责任感的丧失，当然也有一些正面评价，有人说通过在 奥运前夕火炬传递时发生的抵制家乐福和汶川地震中投身于此的自愿者行动，让我们看到了新生代的希望。但我觉得正因为这个社会没有了激荡人心的东西，所以任 何一次活动或一个事件都令人兴奋。正如一个沉默寡言的孩子一旦多说了两句，会让他的家人高兴好一阵子。中国的大学就被这样的环境包围着，也把所有这些都吸 纳了进来，它们让我们六神无主，看不清未来的方向。但所有这些都被一种经济发展的势头掩盖了，现在谁都知道，一定要说有目标也就是GDP的增长。由于强大的经济支撑，现在在中国可以挣到同国外一样多的钱，买到同国外一样好汽车家电，住上一样好的房子，我们也无需再去美国实现美国梦了。更加带有讽刺意味的是 以前出国留学意味着你是国家的栋梁，人中的龙和凤，可在今天出国成了许多考不上大学的人的出路，而你学成回来不一定是海归，说不定是海待。

由于经济实力的提高，中国化解了许多政治的、自然的、社会的和国际性的危机，似乎成功地举办了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个花费巨大，极近奢侈的运动会外加 中国金牌总数第一，又加上最近的世界金融危机，让中国人开始忘乎所以了，更不要说，文艺片在国际上获奖，运动员在国外打球、中国老板可以到国外收购企业。 一批知识精英早就坐不住了，他们十年前就说《中国可以说“不”》，现在开始说《中国不高兴》了。他们的口气很大，在看不到目标的今天，人为地制造出惊天动 地概念，提出中国要有一个“大目标”，即中国不但要做世界的榜样，还要管理这个世界。对待这一提法，我们也许要对中国人国民性有所了解。中国人过去被列强 侵略，简直自卑得不行，洋人踢他屁股，他都说“洋人同我亲密接触过一回”；一旦家底厚实了一点，马上从奴隶到将军，把自己当作救世主。他们现在对西方的架 势是，我就这样，你能怎么地。当然这只是一簸知识精英，而另外一簸知识精英在干吗呢？他们正忙于挣大钱，赚外快，满世界地飞，且过上了富豪般的生活，这点 很让学生们羡慕，学生将来也想这样生活。有了这种念头，他们到大学来不需要求知，只关心什么专业能挣钱他们就学什么专业，有的学生考到了能赚钱的专业也不求知，他们只需要有一张大学的本科、硕士、博士的文凭。

我想我们来大学是要求知的，你不求知，你就不了解社会，你说话就不负责任。比如我们回到中国能否管理世界的话题上来，我自己研究了20年的中国人，虽不敢说了解多少，但就我看，中国根本就没有管理，你拿什么去管理世界。当然，中国的“管”这个字还是有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中国有“管”，没有“理”的意思，没有理的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想怎么管就怎么管，不想管就不管。而中国人一天不管就要出问题，有时出大问题，所以天天都要看管。你到任何城市或集 镇的街上去看看，哪里没有一群戴袖章的，哪里就一塌糊涂；哪里红绿灯不灵了，哪来就堵车堵得看不到头，即使有红绿灯，过马路也不看；哪里没有穿制服的走来 走去，哪里的商铺就恨不能把东西摆到汽车道上去卖。我们的学生也一样，只要老师一没看住，哪里就捅漏子，你就是一再强调校纪校规，很多人还是我行我素：旷课、抄袭作业，考试作弊，下载他人的论文，抓住了，还认为自己不走运。但反过来讲，管的人管得有理吗？也很难讲。你只要看看城管就知道了，这是一个倒霉的职业，他们一方面被舆论骂得像个落水狗，一出场又像只老虎。小商小贩一听到城管来了，立刻鸡飞狗跳，哭天喊地，而城管则四面出击，大打出手。这就是中国的管理水平，你还想去管理世界。有人说，这些城管文化很低，是的，但管他们的人文化不低，高校的管理应该水平很高了吧，你现在有机会自己体会一下，你来告诉我高不高。我想说，这是中国人的模式的问题，不是文化水平的问题。所谓管理的“理”是一种普遍主义的东西，需要的是制度，这个东西任何层次的中国人都缺。那么你或许要问，我看，中国人也有把人管得服服贴贴的时候嘛？那我告诉你，中国人管人不是理，是术，或者叫管理术，也叫领导的艺术，而非科学。什么战术、 技术、艺术、魔术都会用上。这是一种猫和老鼠的游戏。我在天津读研究生时去北京玩，我们当时穷，下不起馆子，几个同学买了几个包子边走边啃，有个同学吃完后把手纸往地上一扔，这个时候一个蹲守在墙角的人突然蹿到我们面前说，随地乱扔杂物，罚款，把我同学下了一跳。现在他是猫我们是鼠，本应撒腿就跑，但我同学反应很快，立刻说，你有收据吗？对方说，从来没人要票，我同学说，你无收据我可以告你，他一听也想跑，我们变成了猫。我想这个例子看似很小，其实就是斗智斗勇，无所谓什么管理。有的时候你服一个人，听一个人的话，不是他会管理，而是你在智力上玩不过他。我们社会学院学西方管理，每年都给学生发学生手册， 有多少人在看？手册是普遍主义的，你有什么问题，你想知道什么，你不需要东打听西打听，你可以查手册，你如果被我们院处理了，你也可以查看手册，而不要整晚躺在床上想，我哪里得罪老师了，他为什么要打击报复我。

我觉得今天的学生是很难教的。因为我们想的和你们想的不是一回事，我们不朝着一个方向去，你来上课了，我来讲课了，但你做你的，我讲我的，而不是我们在心神交流。当然，这不是一个老师和一群学生的问题，大学的设置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们的整个一套体制仍然是为培养一个研究者、学者、科学家建立的， 而一个学生满老子想的都是热门专业、找工作、高收入。这样的反差，我们的教育体制本身也无所适从。我们都失去了目标。但我这里也不是说就是中国问题多，西方也有问题，像大学生就业就不是一个中国的问题。比如我所了解的南大中美中心原先是一个学习和研究中美文化及其交流、国际关系的地方，美国总统来南京，必来南大中美中心。可现在考来的外国学生，大都是商学、法学类的，他们不要听这些课，中心的性质也就变味了，文化课少了，找工作的课多了。但比较下来，中国社会正在急剧的转型，因而显得问题也特别地多，我们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这个世界就到来了。房子、车子本来是要奋斗的，可没想到，还没怎么奋斗，都已经坐在里面了。大学老师如此，公务员、中小学老师也是如此，你们这些新生的家庭也如此，一夜之间，自行车王国消失了，有钱的，没钱的，人人都想买私家车，人人都呼吁道路和车位。南京政府怎么做呢，就是希望能在南大、南师大、河海大学下面挖个地洞，如果车子再增加怎么办，我不知道。这时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不知 跑到哪里去了。

东西方大学都是有问题的。我们不能单边倒地认为西方教育好，中国教育不好。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就是实用主义，学什么都要问有什么用，所以学工科的人很清楚，学理科还好一点，学到文科里面就难了。你如果读中文系，有什么用，身为中国人，连文盲都会讲中文；你学历史有何用，一个历史教授同我讲，你知道北 京猿人是什么时间出现的，同改革开放有什么关系；你学哲学干什么，一天到晚在一大堆玄之又玄的概念里面绕，把自己都绕进去了；那么你学政治，你学了一大堆西方政治体制，你懂中国的政治吗？那你学外语，准备出国，我看现在不学外语的人都比学外语的人外语还好；结果你跑到商学院和法律系去了，但我告诉你，中国 所有大学都办这个专业，你学了连工作都找不到。所以你不要那么实用主义，你学任何专业都是在影响你的人生，影响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上次听到有人闲谈北京大学文科究竟对这个社会的贡献是什么，大家想了半天，好像没有答案，比较公认的是考古专业，因为它真的挖了好多宝贝，很值钱呐，而且这里面的科研经费我看 可以比所有文科专业加起来还要多。我们也可以问，南京大学文科对这个社会的贡献是什么，我看这个问题切中要害，这是由南大原哲学系老师提出来的“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标准”，因为它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没有这个号角就没有这么多的科技发展、这么多的富人。我问南大校长助理，这个贡献有多少科研经费，助理 说一分钱也没有，还要提着脑袋来写。而我们今天动辄上十万、百万甚至千万，这个工程，那个项目，这个中心，那个基地，我们做了什么。我还认识一个南大教授 在研究文革，谁给他经费，而没有经费就评不了职称。所以你得承认，这是一个用金钱来衡量人、衡量学校、衡量学问的社会。当然，我们身处中国的教育体制下，总感到中国的教育问题太多了，后来有机会到美国看看，也听听美国教育部的人怎么说，再听听美国教授怎么说，问题也是一大堆。当然，看看听听还不够，后来我 自己有机会给国际班，主要是美国学生上课，西方教育制度的美妙光环和刻板印象真正被打破了，他们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守时，有时也旷课，对分数斤斤计较，但自 己做的并不好。再有，中国人读书要实用，那么西方人呢，他们要真理。我自己读研究生的时候对这个概念充满了神圣感。因为我考上研究生就意味我离真理靠得更 近了。但在我毕业了20年的今天，我才发现我离它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了，以前学得那些毋庸置疑的东西都变得可疑起来。我今天才理解尼采说的，直接 的最真诚的求真知的意志，其结果是彻底的虚无主义，也理解了从福科，到人类学家把这个世界的知识都看成是局部的，具体的、地方性的理由。而且尼采与康德都看到了，要在求知中留下一点信仰和审美。因为按照西方科学这样走下去，他们一定会证明人不是上帝造的，不仅如此，没有男人，女人自己也能生孩子。这样的科 学都是对的，但想干什么呢？就是让你活得没劲。让你找不到对象，让女人把你赶出家门。这样的生活有意思吗？所以我自己一方面很困惑，但也庆幸我还没有生活 在那个时代，还尝过谈情说爱的滋味，目前还没有被赶出家门。

同学们，我们这个时代真得病了，病得不轻，这是我在北京学习，延安参观，每天走在南京的马路上感受到的。它需要新一代的年轻人来治疗它，这个工作是由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工作者来做的。我今天讲拉拉杂杂地讲这些，就是想告诉各位，我们既然是来求知的，你要关注和研究这个社会，你要关心中国的事情；你不要太相信教科书，也不要以为老师说的就是对的，更不要混文凭；你要学会思考，专业性地思考。如果你学了几年发现你的思考还是同你的父母、以前的同学、儿时的朋友一样，其实就验证了你不专业，如果你具备了社会学的想象力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你大到会为我们的社会担纲起一种责任，小到你可以 找到一种人生的正确道路。许多伟大的人物都是在时代困惑中产生的。我一直认为中国最好的、最重要的、也最能代表中国文明的思想产生于先秦那个时代，今天我 们依然读老子、庄子、孔子、孟子，敬佩法家、儒家、道家、兵家等等，这都要归结于那个时代，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一个困惑的时代，它孕育了后来的中华文明，它有思想的竞争。后来的中国历史也有过这样的竞争，但力量逐渐衰减，直到晚清只能靠考据作学术了，而到今日，我们除了论证形势大好，连问题都没有了。说到 这里，我与你们一样，也有困惑，很抱歉没有答案。最后，我祝同学们在南京大学学习顺利，领悟人生，世事洞明，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谢谢各位。

本文是翟学伟教授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2009级新生入学典礼上的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