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刘春林 庄树雄 受访者｜刘道玉 发表时间｜2012–07–18 来源｜南方都市报
从南方科技大学的筹建开始，他一直关注着这所学校的命运转变。当南科大结束一筹莫展的纠结正式转正之际，他对这所大学以及中国大学改革的未来，发出了独到的寄语。他是刘道玉，一个年近八旬却仍然关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老教育家。近期，刘道玉接受了南都专访。
大学病，病在没精神
南都记者（以下简称“南都”）：你怎么看中国“大学之病”，在中国内地真的办不出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对香港或国外大学的成功经验，我们大学最缺少的是什么？
刘道玉（以下简称“刘”）：一所著名的大学，包含的内容很多，例如办学的理念、大学精神、诚信、学风、学派、人才创造性的素质和一项成就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等，都是不可以量化的，也是不能反映在排名次序中的。近年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排名有较大的提升，所反映的也仅仅是硬性指标的提升，而不是质的飞跃。
我国大学最缺少的是真正地享有独立自主办学权，营造独立、民主、自由、质疑和批判精神，实行教授治校，开展一对一的精英教育。毋庸置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少数几所学校，迟早会宣布自己是世界一流大学，但是我要强调的是，中国大学办学者们所理解的一流大学有重大的偏差，他们所追求的世界一流，绝非是国外那些拥有众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大师和科学学派的一流大学！
南都：你认为南科大要想成为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最迫切需要改革的是什么？
刘：南科大要想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需要有多方面的条件，如有先进的教育理念，不受任期限制的一流教育家任校长，有包括大师在内的高水平教授队伍，有独立和自由的大学精神，有高效率的管理团队等。但是，当下最重要的是，国家教育部要放权，把南科大作为一个特例（就像当年建立深圳特区一样），实行特事特办，赋予她独立的办学权，包括自主招生、自授文凭和自授学位，从政策上支持该校大胆改革试验。
南都：大学去行政化是否大学需要率先突破的问题？
刘：一个时期以来，大学去行政化喊得比较多，但大多数人并没有完全理解去行政化的真正含义。从表征来看，大学的行政化就是大学官本位化，大学领导人的官僚主义化，按照政府管理的办法选拔和任命校长，给他们规定级别和任期。不按照教育规律办事，而完全以“工程思维”来推行长官意志，如大学合并、升格、扩招、教学评估，等等。因此，大学去行政化，首先是减少对大学工作的干预。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部放权了，势必将调动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一定会涌现一批教育改革者。
改革是“火与剑”的拼搏
南都：朱清时校长被外界称为一个寂寞的独舞者。
刘：我对朱清时校长怀有敬意，他学术造诣深厚，有自己的教育理念，有强烈教育改革的欲望。而且，他提出的“大学去行政化”、教授治校和“三自”方针，虽然理想化了一点，但都是符合教育规律的，是应当坚持的。目前，朱清时校长遇到两方面的压力：一是来自领导部门的制约，他要去行政化，而领导部门要强化自己的权力；二是面对社会的舆论，观望者、质疑者有之，反对者和拆台者也有之。面对这样的困局，朱校长只能知难而进，绝不能放弃，更不能退却。改革本来就是“火与剑”的拼搏，不付出代价是很难获得成功的。
南都：南科大筹备中并非一帆风顺，仅仅依靠一个好的校长，能否建成一个世界一流的大学？
刘：建设一所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需要有较长时间的学术积累过程，绝不能是“急就章”。实践证明，无论是学术研究或文学创作，“急就章”大多不可能是精品，办世界一流大学更应该如此。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等，都是数百年的学术积累，是由一代又一代的学人营造的，而绝不是靠领导人发号召而成的。
一所世界著名大学，需要有一流的大学校长，但这还远远不够。培养人才的质量和学术成果的水平，是世界一流大学的生命，而这些又需要具有一流教授来完成。什么是一流水平的教授呢？除了他们具有渊博的学识以外，他们还必须树立“以学术为终生志业”的志向，具有严谨、一丝不苟的治学学风，淡泊名利和安贫乐道地做学问，远离功利主义，拒绝媒体炒作，做出能够传承百年甚至千年的重大发现和发明。这才是世界一流大学应当具有的本色！
回顾·展望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大学
最近几天，纪录片制作人邓康延正在忙着他的10集纪录片《先生》的首发。这部涵盖了蔡元培、胡适、梅贻琦等十位民国高等教育先驱的纪录片，重现了近百年前中国大学与教育家们的辉煌与坎坷。
近百年过后，先生们的背影已经远去，中国的大学精神与大师们在经历了那个战乱中的黄金十年后，渐行渐远。如今的中国大学，先生已不在，大师已走远。在觥筹交错中，有人追忆曾经的历史，有人反思大学的落寞，也有人呼吁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
然而，在中国经济不断创造新纪录的同时，理想中的世界一流高校对中国的大学而言，仍然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此时此刻，人们不禁追问，中国的大学怎么了？中国大学落寞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原因？为什么中国就办不成世界一流的大学？历史是一面镜子，邓康延选择了在寻访先生的历程中寻找答案。
先生远去
提起中国的大学，许多人都认为，民国时代是中国大学最开放、最自由也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时期。在那样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大学在现实的困境中书写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段光辉历史。
在民国的大学里，涌现出了蔡元培、胡适、张伯苓、梅贻琦、晏阳初等一批教育大家。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和九曲回肠的国运交相呼应，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书写了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1904年癸卯学制颁布、1905年废除科举至今，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已逾百年。然而时至今日，有关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种种问题悉数登场，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等等中国大学存在的弊病令许多呼吁教育改革的人士痛心疾首。
作为中国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邓康延对于中国的历史有着浓厚的民国情怀。尤其是当他开始研究民国的高等教育时，曾经的先生们让他感受到了中国现今的教育遗失了太多的传统遗产。“有很多丢失的东西，必须捡回来。我制作这个纪录片，就是为中国的教育立镜一面，呼喊十声。”
大师之问
邓康延的“呼喊”，也让人们联想起2005年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钱学森之问为中国的教育界提出了一个艰深的命题，也一语道破了中国大学存在的顽疾。中国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大学经历了扩招和多数院校设立，专业的扩展延伸，可在这种发展良好的表面下却未能培养出大师级人才。钱学森曾经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多年以来，围绕“钱学森之问”，中国教育界展开了反思。
2009年，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撰文批判中国大学，引起了美国教育界人士对中国大学的激烈争论。
施密德特说：“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他们的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而校长的退休，与官员的退休完全一样，他们必须在退休前利用自己的权势为子女谋好出路。”
对于中国大学排名，力争进入世界百强的种种做法，施密德特引用基尔克加德的话说，它们在做“自己屋子里的君主”。“他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他们竟然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
改革之困
有关中国高等教育的种种弊病，多年来无数的专家学者撰文探究。有人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之所以踟蹰不前甚至退步，根源在于官本位管理模式导致的体制僵化。也有人提出，中国的大学缺少一套现代大学的管理模式。还有人认为，中国的大学目前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文化。
还有学者用大学官场化，资源分配行政化，评价机制一元化，教授人格矮化，学生世故化这五个方面，来概括中国大学目前存在的种种病征。
无论怎样的概括与论述，最终所有的焦点都指向了一点，中国的大学病了，而且很严重。如不改革，世界一流大学只能是一个纸上谈兵的梦想。
与此同时，在体制藩篱尚未打破的前提下，一批教育改革家们进行了尝试。1981年至1988年，刘道玉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成为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他倡导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从教学内容到管理体制率先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学分制、主辅修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等等，拉开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其改革举措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无独有偶，在改革先锋的深圳，深圳大学的兴起曾被中国的高等教育界寄予厚望。这所大学也曾以自由的学风与大胆的尝试一度在中国的高校中掀起了一股改革之风。然而，30多年过去了，深圳大学并未异军突起。尽管这所大学涌现出了章必功这样深受学生爱戴的好校长，但是事实证明，仅靠一两个有改革精神的好校长，并不能破解中国大学目前存在的种种弊端。
30多年后，深圳再次提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南方科技大学的身上。然而，这所大学从筹建到转正，历经了无数波折。朱清时校长的背影在当今的中国高等教育体制下，显得愈加孤单。
朱清时能否带领南方科技大学突出重围，他的振臂一呼与呐喊能否成为中国大学步入世界一流打下基础。在专家们眼中，这一目标仍然任重道远。
病征已经明了，药方已经开出。中国的大学何去何从，仍然需要刮骨疗伤，痛定思痛。
专题统筹：南都记者庄树雄 梁健中 采写：南都记者刘春林 庄树雄
刘道玉
1933年11月生，湖北枣阳人，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1977年，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为高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81年至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现任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