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西南联大“传奇”的生成

陈寅恪在课堂上用他的江西口音在讲隋唐和魏晋南北朝史，既不看书也不看讲义，张口就引各种古书中的某一段，果真是博闻强记，确有“信口开河”、不用任何教学大纲的本钱；钱穆与雷海宗好像在打擂，同时开讲作为全校公共必修课的“中国通史”，各有自己一套理论体系，内容也大不相同，学生可在二者中任意挑选；陈受颐的西洋史讲了一年连古埃及都没讲完；向达的印度史两个学期其实只讲了中印关系史；一个年纪稍大的学生总在金岳霖的逻辑课上与他抬杠辩论；钱锺书聪敏博学过人，讲课时有些地方并不讲明而是故弄玄虚，只有很聪明的学生才能体会明白，反应迟缓者往往莫名其妙；陈福田的西洋小说史只从17世纪《鲁滨逊漂流记》的笛福开始讲起，而且此公课堂上还时时关心现实、分析战局，教学章法全无；明清史大家郑天挺的课却是讲得非常系统，一二三四ABCD政府组织经济体制……这是著名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回忆自己当年在“西南联大”求学时的情景。

“西南联大”已经成为中国教育、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个“传奇”。在那“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艰苦岁月，在物质极端匮乏、条件简陋异常的情况下，一群“流亡”他乡的师生，无论是人才培养还是学术成果，双双成就斐然，确实有如传奇。“传奇”是如何生成的？其中秘密何在？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在某种程度、很可能是最重要的方面，给了我们答案。

据他回忆，“联大教师讲课是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教师自己掌握”，“不然每人发一本标准教科书，自己看去就是了，老师照本宣读成了播音员，而且还没有播音员抑扬顿挫有味道，学生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启发”。教师如此，学生又如何呢？“我们那时候的学生可真是自由，喜欢的课可以随便去听，不喜欢的也可以不去”。由于生计所迫，许多学生都要打工、兼职，一些人还到外地工作，到考试的时候才回来，甚至有人不见了也无人过问。而许多物理系、化学系的学生之所以也选修郑天挺先生的明史，只因他的课最容易通过，凡选修者考试至少七八十分，为“凑学分”也。

这种自由散漫，使人想起传说中的“雅典学园”。而这也是“西南联大”成为传奇的秘密所在。著名的生化学家、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当年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当有记者现在问他为什么联大在那样差的条件下培养出那么多人才的时候，他的回答就两个字：“自由”。对此，何先生坚定地表示：“我深有同感。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一个所谓好的制度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今天有关部门极力想用标准化的“评估”来提高大学质量，是不是南辕北辙呢？

何先生今年高寿八十有五，早过“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因此才能如此坦率地说出自己的回忆与思考――甚至（现在已很少见）指名道姓地说出自己对师辈吴晗和冯友兰的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