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者|钟明华 时间 | 2010-05-15 地点 | 中山大学 教育与中国未来30人论坛2010年会现场
各位专家、各位朋友、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
严格来说,我并不是做教育学的,但好在这次的会议内容是思想界、教育界和实业界的联合盛会,所以就有这个机会在这里谈一谈想法。冯增俊教授他知道我对公民教育写过一篇文章,他说你不用再准备了,就谈谈这个问题。昨天我听了各位老师的发言,特别有启发,我在这里就是围绕着昨天精彩发言的老师们提供的素材,引发了我对教育中国未来的思考。
我今天准备谈这么一个题目,叫做“关于未来教育形态的思考”。我们的主题是“教育与中国未来”,其实这个题目里边就隐含了中国未来的教育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的问题,我想中国的未来需要教育的未来来塑造,因此也许我们通过对教育的未来做一些思考,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如何来塑造未来的教育呢?制度变迁的理论告诉我们,路径依赖是变革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我们就必须理性地去审视我们当代中国教育的现实。这个现实的问题甚至危机,我们这两天应该说都谈了不少,其中我想得比较多的是它的深层问题是什么,这个深层问题其实就通过了钱学森之论,把它给展示出来。换句话说,我们说得更白的就是从开放以来,中国人的诺贝尔情结,为什么我们拿不到,这样一些问题的原因我想它是一个现实和传统带来的困局,也是我们自身的迷雾。
我们在探讨的时候分析了很多原因,更多地谈到我们体制的原因,其实还有更深刻的原因,但是体制是非常关键的环节。如果从现实和传统的交织来看,我觉得其中有一个案例对我影响至深。大概是2006年,中央电视台的经济频道《对话》节目当中,曾经邀请过2005年考上北大、清华、武大、香港大学的大陆12个高考状元,同时也邀请了获得2006年美国总统奖学金的中学生来做了一个对话节目。在对话节目的内容当中,就对中美两国青少年的学习动机、价值观问题做过一个调查,在这个调查当中,就围绕着学习动机给出了5个价值选择,由这些学生来回答。我们知道,所谓的最高价值或者普世价值首先就是智慧,第二是真理,第三是财富,第四是权力,第五是美,我们大家都会接受这是最有价值的东西。让中美的这些学生去选,选出来的结果让我感到很诧异,中国的12中学生当中,除了有1个选美,全部都选了财富和权力,美国中学生除了有2个是选择财富之外,其它的多样性。我似乎从这个结果当中看到了中国人为什么拿不到诺贝尔奖的深层原因:功利。太功利了!每年你看我们数百万的高考大军去挤过独木桥的时候,你有没有去想过他们最后的动力是什么,驱使他们过这个独木桥的动力是什么?财富和权力是可见的、可求的,真理和智慧对我有什么用,我做学问为什么没有追求真理,这些超越性的问题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本来就缺失。财富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快感的,我说的是快感,我不是说幸福,因为幸福是更深刻的生命体验。所以你就想想,面对这样一个结局,我觉得我们的教育困境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没有凶手,大家都是牺牲者”的局面。我觉得我们没有权力去指责我们的年轻人太无耻了,其实我们的父母、孩子的父母、我们的官员们已经用他们的人生演绎了功利主义的追求,所以我们就没有一种超越对智慧、对真理的要求,这样的教育当然就不可能是一个很高境界的东西。这是我们教育当中的问题。
为了走出这样的困境,我们当然就需要去改革教育,教育的改革我们会有一个目标,我们如何对未来教育形态做出一个设计,我觉得未来教育的形态有三个特点。一个是本体的回归与主体性的重建。教育主体,大家都觉得教育是主体,主体的依据是什么或者说它的本体是什么,无论是市场和政府之争,不过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划分,就是说我们在理解教育的问题上是从二元论的角度上去把握的。教育要么依附于政府要么依附于资本,它没有自己的地位。为什么没有地位?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它的本体。我认为教育本体的基础就在于知识。纳斯比特的一个观点,社会的控制力中一个是暴力,一个是金钱,第三是才知识。上个世纪90年代他就提出权力已经转移了,暴力是农业社会的产物,金钱是工业社会的产物,现在知识是社会的控制中心。如果说教育找不到自己的本体是因为过去的知识创造、知识生产水平比较低,所以我们失魂落魄,教育找不到自己以什么为据,但是到今天,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说我不以权力为依托、不以财富为加冕,我以知识为本位。只有找到这个本体,教育才有主体性,才能打破现在政府管得多点好还是少点好,还是私营经济或者民营资本来做教育更好(的二元论思维)。我们的教育悲剧就在于我们既被权力支配,又被财富殖民,所以我们没有主体性。因此,我想未来教育形态它的一个本体要回归,回归到知识、真理的体系上来。
第二个就是未来教育的制度形态。教育制度其实在工业社会底下就是学校,昨天我们谈教育改革的时候谈的是学校改革,没有谈到教育本身。学校是何物?刚才罗院长从大学的角度讲到了学校的特殊性,以我的理解,学校就是基于知识生产和流通过程当中所形成的一种学习型主体,但是传统的学校作为工业社会的生产体系不过是一个科层组织。现在有一本书叫做《正在消失的学校》,因为学校受到挑战,这个挑战一个是来自于权力的支配和资本的殖民,另一个是来自于人口规模的缩减,学校规模结构也会发生变化,这个在中国教育可能是10年之后就得面临的问题。然后是新型教育培训组织的出现和效率对现代学校教育也提出了挑战。所以,有感于昨天桑新民教授和孙杰远教授论文研究证明了学校的变革,我们原有的学校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在信息时代再用科层组织来组织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是有问题的。原生态知识的形成也告诉我们学校并不是唯一的机构,所以未来的学校应该是以知识生产的本质和特性为基础而进行建构,而不能够停留在行政组织、政治组织。文治组织我们是肯定的,但是这个学校怎么组织教学?
昨天丁钢教授谈到无处不在的学习对学校就是一个挑战,由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课程开发,你不到美国去你也可以上耶鲁的课程,所以学校会有变化。而我们现在就要区分好教育改革、教育变革和学校改革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我们更多地关注好象是学校改革,而教育改革本身是没有回到课堂上,教育的改革离不开课堂,另外是没有实现怎么以知识为基础来建构知识的生产、传播灵通的这样一种组织形态,在我看来,学校这个组织形态已经不适宜信息时代知识经济的知识生产流动的方式,尤其是高等教育。
钟明华:中山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