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者｜陈学飞 演讲 时间 | 2010-05-15 地点 | 中山大学 来源 | 醒客教育思想网
著名的钱学森对教育提出的质问大家都知道，但是钱学森现在也有人提出疑问，说这个质问可能是一个假命题，为什么中国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有人建议应该变成为什么中国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因为我们学校的问题，很多确实人才培养不是学校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整个社会的问题。为什么建国以来60年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有很多原因，但是其中非常关键的原因，我们在指导高等教育发展的观念方面有不科学或者是不正确的一些问题。
所谓高等教育发展观是什么，我在这里主要是指在我们国家已经形成的占有主导地位的关于高等教育应该怎样发展和如何发展的观念和思想，是指占主导地位的事情，这个占主导地位的事情应该是政府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思想，而且政府所有行为的背后都隐藏着某种发展观或者观念思想。这种观念和思想是什么，我想基本一点就是从建国以来我们就始终强调教育要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相适应，要培养社会需要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但是我也查出很多文献，从来没有文献解释什么是适应，我理解适应在这里第一是要听话，听谁的话？听党和政府的话，政府和党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就能做什么，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适应的最高标准。比如说建国以后我们发展工业，高等教育要适应工业化的发展，就进行院系调整，把它整个变成专业化；1958年搞“大跃进”，要求教育要搞大改革，“文化大革命”要求教育要变成无产阶级的战斗堡垒；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我觉得基本上还是这种适应论占主导地位。直到2010年纲要的出现，我参加过高等教育学科组的一些工作，其中反复强调教育要适应社会方方面面发展的需要，一段很短的指导思想就有5个“要适应”。要你适应，可是我们从来就没有适应，最后的一句话肯定是“社会发展要求教育要适应……”，这就是指导我们教育改革这么多年来的基本思想。
为了确保这种适应，我觉得我们是建立了一套非常完整而且不断强化的制度，这种制度概括起来大概就是这么几点：第一个是政治领导，现在一直把“支部建立在连队之上”，学院要不断地进行政治思想的灌输，是要进头脑；第二就是政府控制，政府的控制这些年来有不断强化的趋势，现在已经可以控制到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研究，做什么课题、做什么研究，这个课题研究的质量怎么评价等等，现在几乎完全都是政府控制的。学校行政化这个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急功近利，不断地运动。我们的高等教育在“适应论”的指导之下得了一种不治之症，就是多动症，就跟小小孩儿一样，他的注意力不可能专注于某一个事情，会不断地变化，以及一套“僵硬知识”的灌输和考试制度。
很有意思的是，我们自己的高等教育界能够把上面适应的要求上升到理论，总结出来中国高等教育有两条基本规律，这就是著名的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任何人不能违背这种规律。具体表述就是高等教育有两套规律：一个是外部规律，是指教育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规律，内部规律是教育与人的发展关系的规律。外部规律可以表述为教育要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并且制约教育的内部规律，这是我们不能违背的，而且是根本性的。对于这种适应论，理论界也曾经有过一些质疑，比如说有的学者就认为这种适应论大概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问题：比如说它容易导致高等教育的某种被动性和依从性；比如没有分清适应社会的哪些方面容易导致积极的和消极的一概适应，你看我们这些年适应了大量的社会的消极方面，没有区分社会的当前需要和长远需要，容易导致短视的行为；比如说只强调适应社会，容易导致高等教育刻板模式和对学生个性的扼杀；其次，容易导致政治力量、市场对大学的直接控制，对大学教师和学生的控制。甚至有的学者说，把我们这种不断适应社会的大学称为温度计大学，我们就跟温度计一样，不断适应气侯的变化，这还叫大学吗？这只能叫做工具。
这种适应论为什么长期被作为正确的、科学的引导思想，多作真理和教条信奉，我觉得大体有这么几点原因：一个就是庸俗的生物进化论，把我们的人降低到和动物的水平差不多了，因为动物它只能被动地适应环境变化，环境一变化不能适应就灭亡了。但是人和动物不一样，人是要在改造环境、改变环境的条件之下和环境保持平衡关系；第二就是我们的战争时期教育，当时的教育是为战争服务，为当时的政治需要服务，把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解放以后，这非常强调教育要为眼前的中心思想服务；第三就是政府急功近利的绩效观，给了钱了，就要立竿见影，见到成效。特别是这些年教育部搞了多少项目，教育部我们现在不叫教育部，是教育项目办公室和设计室，搞这个项目你来招标，我给你钱了，我要求一年、两年就见成效； 第四个原因就是思想意识上必须保持一致的制度性要求。
这种适应论与当前的理论也是非常配合的，但事实上，在理论上是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不一致，或者是相违背的。马克思主义把实践的观点作为首要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所理解的“实践是人”自身通过对环境的改造和创造来达到与环境统一的活动。因此，实践就其本质而言它就是超越的，而不是适应的，这是人与动物在和他们所处环境关系上的根本区别。人是个实践性的动物，实践本身就具有超越的本性，不能把人降低到完全和动物一样是个适应性的。
教育恰恰是对人的这种超越的本性和实践的本性具有两种作用：一种是挖掘、培育的本性，一种是扼杀这种超越的本性。我们的教育制度一定程度上是在扼杀这种超越的本性。
其次就是否定了“教育在本质上它不是一个面向现在的适应，是一个面向未来的适应”。我们的教育从小孩入学一直到他走向社会，是为未来社会培养人才，而不是为当下培养人才，所以邓小平1989年的题词非常高明，“教育要面向未来”，而不是为了面向当下。当下的要求和未来的变化太不一致了，如果只适应当下，那么肯定培养不出适应未来的人才。
其三，它扼杀了现代大学最主要的、最基本的精神。什么是大学精神，我觉得这四条可能概括了很大一部分——追求真理、批判反思、社会正义、学术共同体。如果只强调适应，大学就会成为现存世界利益集团的工具，而不会成为知识创造的源泉和创新人才的成长基地。如果只强调适应，大学就不可能引领社会，就永远也成为不了世界一流大学。人才如果只能适应社会，而不能创新，就成为不了杰出人才。谢谢！
现场问答
茅于轼：我很赞成陈院长的发言，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很简单地概括陈院长的看法。我们的教育，不管是高等教育，或者是初等教育，它存在的核心问题在哪里？就是以国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培养人才、为社会需要培养人才等等。应该反过来，教育的目的是让每一个人享受人生，懂得人生的幸福，懂得帮助别人。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目标超过这个目标，最高目标就是全世界每一个人的人生幸福，政治家、外交家、学者他的最后目的就是这个目的——全世界每个人的人生幸福。办教育也是一样，不能反过来叫人牺牲自己去为国家，你损害了别人，这个国家有什么意义呢？反过来国家要为老百姓牺牲，这就是以人为本，高等教育的核心问题是以国为本还是以民为本，如果以民为本，你整个办学是从社会、老师、教材想办法，帮助受教育的人懂得人生，让他这一辈子到死的时候回顾一下，觉得活得好，对自己有意义，对别人有帮助，对创造全世界的幸福最大化做出了贡献，这才是真正的目标。
孙绵涛：他们并没有提教育要适应社会发展，适应人的发展需要，适应和超越是两个方面，所以我不知道你这个适应是不是高等教育学里面规律的说法？
陈学飞：高等教育这30年大概最重要的理论创新就是这两个规律，而且这两个规律非常明确，教育的最根本规律是“要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孙绵涛：鲁洁前几年发表一篇文章，《超越性的存在——兼论病态适应的教育》，他就是批判这个适应性。
陈学飞：我们国家指导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思路就是这种思想，反复地强调这种适应，而且实践证明正是这种适应论让我们不断地在运动、不断地在改革。中央所有关于教育改革发展的文件和要求里边，背后体现的都是这种适应论，首先你要适应国家的政治需要。
听众：以前的教育工具论和你的教育适应论有什么区别？
陈学飞：应该是一致的。
桑新民：陈学飞院长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是从教育现实的反思、政策的反思引申到教育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由此又反思到高等教育理论的一些基本理论，有些学者又扩展到教育的基本理论。这个思路是我们今天或者中长期规划的时候应该深入挖掘的，尤其是教育理论工作者思考的问题，但是我想可能扩展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理论研究的成果和结论，和政策的理论依据，还有公众的教育价值观念这三者的关系我觉得把这三个关系弄清楚以后，怎么端正指导思想，深化理论研究，然后影响和改变公共的教育意识形态，这个中国的教育才会把各方面的力量凝聚起来，推动中国教育改革发展沿着一个健康、正确的轨道深化。
陈学飞，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